冷战后世界秩序与中国的发展

道义现实主义是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把关注点放在决策者层面，以大国的“领导”（包括国际领导、政治领导、领导力等）为核心变量解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强调。本书针对《大国领导力》出版后中外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道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专门邀请了八位国内外学者，围绕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领导”展开

本书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为纪念学会成立40周年，以及纪念韩振华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群体的论文结集。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韩振华先生的学术贡献；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移民与文化交流诸问题；华侨华人问题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其他领域研究等等。它对于促进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间的密切交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SecurityTreatyOrganization），简称“集安组织”，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本书系统梳理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国际互动，为考察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断发展，在维护欧亚地区安全方面不容小觑。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宋代东亚秩序错综复杂且风云变幻，海上丝路空前繁荣并发生了深刻变革。该书探讨宋代东亚秩序和海上丝路的若干问题，讨论了宋朝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与应对、对国内社会和少数民族的控制措施、宋代海上丝路新格局、福建和浙东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的形成、海洋知识与海洋意识的新变，以及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等问题。该书对推动宋史和海上丝路的研究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中国地方外事发展的客观需求为现实起点，结合地方政府的内生经验、央地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外部视野，阐释了对外系统中地方对中央的独特价值。本书通过建构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以解释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在外交场域中留下自身的“地方印痕”。借助结构性资本与施动性资本两个维度，本书分析了省级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属性。此外，基于对不同省份外事工作的差异性考察，本书发展了基于中国背景的比较平行外交理论。最后，本书论述了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近年来，中欧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无疑首先与欧洲自身的变化有关。欧洲还重要吗？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欧洲地位和影响力的持续讨论。其次，欧盟对华认知和定位发生变化，中国被看作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以及所谓制度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最后，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欧洲的对华政策是随美起舞还是与美国拉开距离成为世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