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涛说大秦（叁）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系列会议，第一次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组织者决定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受战争影响的中国的不同地区。第二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其内容是战争的军事主题。第三次会议在日本的箱根町举行，关注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重点是战争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本书即是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这些论文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要远远复杂于既有的认知。

本书从列卿、宗室、民间信仰和地方社会管理四个方面对汉代国家统治方式进行了探讨。首先，从汉代列卿的内涵、渊源、选任以及对廷尉等卿职的个案考察来分析中央职官的设置特点；其次，从两汉国家对诸侯王和普通宗室群体优抚与控制措施及宗正的职能来观察汉代宗室管理问题；再次，通过民间信仰的特征、与地方行政机构的互动，以及东汉皇权与谶纬的联系来探究汉代信仰与政治间的关系；最后，汉代国家对居住区形态、民间秩序、社会事务

本书集中反映国内2019年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所收论文均为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不同单位。这些论文意在论证清朝的“中国性”，回答历史上“什么是中国”“中国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批驳了以美国“新清史”为首的“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不是中国”“长城线以北不是中国”等错误观点。

以文书御天下是中国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显著特征，而不同时期信息沟通与处理机制的差异，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性格和权力运作方式。宋代的文书行政以多元的信息沟通和发达的文书制度为依托，其所能达到的深度也是远迈前代。本书梳理了宋代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沟通机制，并从御批、省札、批状等君相日常行政文书和针对决策行为的封驳制度入手，分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架构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本书展现了曾国藩最后二十年的夹缝人生和晚清大变局的转折关头。短短二十年里，曾国藩由丁忧侍郎先后擢升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与此殊荣相伴的却是常人难以背负的如山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生死煎熬。这期间，曾国藩主动或被动与死亡擦肩的瞬间不下五次，看似权力极大的督帅却不得不挣扎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一次次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到底是什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诚如

本书介绍了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两位洋顾问：德璀琳（GustavDetring）与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n）翁婿两人在华一生的活动。作为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在晚清政府发动自强运动的环境下，两人不但恭逢其时参与了中国在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也在中国开创出属于个人的一番事业。本书通过两人在华的特殊经历，呈现出在华外国侨民群体的整体状况，并分析其对

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关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对伊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书聚焦蒙元时代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以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考察他们为中华文明西渐所做的贡献。本书还重点讨论了中国物质文化在伊朗的传播，揭示出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制造”为改善古代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贡献了巨大力量。

《谢涛说大秦（贰）》以麻隧惨败为起点，以《左传》《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正史作为基础，以通俗的笔法讲述了秦国从春秋末期秦国麻隧战败后隐忍沉寂到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段历史。其中，有秦桓公被迫蛰伏的苦闷，有秦哀公复楚的一线微光，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喜悦，有大败六国、一枝独秀的骄傲……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权威，有助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