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经济大恐慌(2)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对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有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表明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下滑（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本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本输出量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且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本开始撤退时，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相信或假装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轮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危机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是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在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个经济指数出现下落，都使其他指数的跌势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滑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天文数字。）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行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头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增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因此，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英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中南半岛、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弥补办法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较小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阻止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带给他们的打击比当年的大萧条更甚，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这些农产品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农业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生活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种田维持生计），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比例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状况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救济金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需要保障，也要应对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及的国家，投保的工人人数也不到总数的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人口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也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

大量失业对工业国家政局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最直接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大量失业。虽然经济学家指出（逻辑也同样证明），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次大战期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工人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党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Weber，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实行的种种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萧条的冲击，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用什么政治手段——或左或右——总有办法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期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这样的解决手段，技穷之下，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为了短期内解决国内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同时期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订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的，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16]（Snyder，1940）。在当时来看，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终结的那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效尤。[17]象征意味更浓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愈发凸显了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经济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其次了，否则政治后果会很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进之路。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还不够，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出此下策。70年代和80年代，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欧洲共同体几乎被人数日益稀少的农户所享有的补贴政策给拖垮。而这个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实正是大萧条留下的余祸。

至于工人阶级，战后各国致力于消除大量失业的现象，“完全就业”成为改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倡导这项政策的人士虽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觉者和前锋，要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他认为铲除永久性大量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政经兼顾。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将为经济制造消费需求。这项看法固然相当正确，可是除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实还有许多。英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单单挑上这一项急忙实行的缘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急忙推动——主要在于大量的失业对政治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个事实，大萧条期间大家都亲眼看见过了。众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后当大量失业现象再度出现，尤其在80年代初期严重不景气的时期，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以为社会动乱将会再起。结果，出乎意料，混乱并未发生（见第1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