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2)

有人说，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但经济活动一向就是党内多面手的重要职责。此外，邓小平在1953年到1954年担任过财政部长，当时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阶段。宣传向来是中共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负责印发宣传品。他在江西苏区受到批评后，被分配管理整个苏区的宣传工作，在长征期间他再度分管宣传领域。作为部队的政委，他发现最具有说服力的办法是直截了当，为部队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队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联系在一起。总之，邓小平有着在地方、大区和中央工作的丰富经验可资利用。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构思宏观战略思想的参与者。他在党政军中都曾身居高位。1950年代他参与过从苏联引进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就像他将在1980年代主持引进西方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一样。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84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当时机一到，他便能做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4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只要他断定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之所以能挺过难关，固然是因为他和妻子儿女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以往克服艰难险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直到1976年他都跟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毛打倒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1930年代邓小平作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肃时，他便跟邓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毛泽东批判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起用他。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人们在谈到毛时毕恭毕敬，对邓却可以直呼其名——“小平”。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3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邓小平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自16岁离家之后，他再没有回去看望过父母或回乡探过亲。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亲密的同事都是为共同事业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组织的需要之外效忠于他的朋友。他和妻儿的关系特别亲密，但他严守党纪，从不向家人透露高层机密，尽管他的妻子和4个子女也都是党员。作为严守军纪的军人，他接到命令就会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这会带来严重伤亡。

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邓小平。有人认为他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的意见。有人认为他过于急躁，太想冲在前面，太想强调纪律。就像任何出色的军人一样，他希望下属有令必行。他欢迎别人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性意见，但是外国人和政治异见人士对党的批评则会让他勃然大怒。他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准备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简言之，当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他是个严守纪律、经验丰富的干部，决心为党和国家的需要而服务。

他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两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5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建立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到18世纪末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地区商业的发展，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帝国体制遭遇到危机。当时中国有大约1500个县，各县平均人口约20万，仅靠一个小小的县衙治理。军事、交通、制造业和运输新技术——例如火药和船舶——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发展，使有限的基层政府无力应对。在过去两三百年里，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经济，尽量不使其越出帝国的控制范围，而如今北京的统治者却不得不尽力使帝国体制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中国幅员之辽阔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过去两百年里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迅速增长。在这个时期，它的版图也向西部和东北方向扩张。在沿海一带，甚至在内陆某些地区，中国军队挡不住外国人的入侵，各地官员也无法阻止商业活动的扩张。

帝国体制受到的挑战日益严峻，但它仍难以让朝廷相信这个几乎延续了两千年的体制正面临着严重威胁。从1861年到1875年，就在邓小平的祖父节衣缩食扩大自己的田亩时，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员则试图平息有增无减的社会乱象。他们没有认识到为了应付国内新兴社会势力和虎视于国门的外敌，需要进行何等深刻的变革，因此他们仍然竭力维护传统的威严——派兵平息叛乱，整饬科举，强化儒家教育，以及大举重修宗庙。

同治皇帝的继任者们相信传统体制已然动摇，甲午海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尤其令他们感到震惊。1898年，在27岁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内连下40道变法诏书和谕旨，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兴办新学，派员留洋研习西方的现代学问。但是，日本人学西洋、图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戊戌维新派却未能建立为变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础。被变法吓坏了的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终止了变法。虽然后来她也废科举、练新军、筹备立宪，但她同样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本应用于扩建海军的银两，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颐和园。受制于既有的习惯和制度，错综复杂的帝国体制难以改变。

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已是积弱难返，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领了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领的官署，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帝国体制随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做出的反应。一些有才华的朝廷要员对中国面临的问题做了很有洞见的分析，也提出了创新建议，但是从整体上说，统治者无力完成使帝国体制应对挑战的使命。

与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许国王在位的英国不同，辛亥革命彻底废除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国统治的政府结构。辛亥革命之后，相继登场的领导人——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试图建立一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的新体制。

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他想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可是他无法赢得民间领袖的拥护，也无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败之际为保一方平安而武装起来的地方军阀。

孙中山曾与兄长一起在檀香山读书多年，他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和筹款人。他先是鼓动革命，后又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最初担任的角色是与袁世凯合作组建政府——为此后来在1940年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但他很快就输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孙中山于1923年在广州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他还组建了国民党来为国家提供政治领导，在名义上建立了一个有民主框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吸引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这些人当时也是国民党员。他强化了民族主义，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促进了大众媒体的发展。但是，面对混乱的国情，他既缺乏组织能力，也缺少建立有效政治体制的必要支持。他于1925年怀着未竟的梦想去世。

蒋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年轻军官，孙中山将他带到广州，让他担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在这里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他们将领导军队统一全国。蒋介石在1925年接过孙中山的衣钵，但他难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与右翼之间日趋激烈的斗争。这场党争后来发展成双方反目。蒋介石在1927年4月断然清党，屠杀了那些拒绝放弃共产主义、宣誓效忠国民党的人。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与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后者在抗战期间建立了强大的党和军队，并利用城市居民对于物价飞涨的恐惧和农民想通过重新分配地主财产获得土地的愿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毛泽东是个魅力十足、有远见和智慧的杰出战略家，也是一个精明的权谋家。他率领中共打赢了内战，在1949年统一全国，收回了外国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他在内战期间积蓄的军队足够强大，加上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宣传，使他得以在1950年代初建立起一套政治结构，深深地渗入到乡村和城市。他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并在苏联帮助下着手建设现代工业。到1956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1976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穷之中。

邓小平在1978年上台时，具备许多他的前辈所没有的优势。

在19世纪中叶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技术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中国的体制带来了多么严峻的挑战。清末的维新派对于落实新观念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代，既无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能把角逐权力者团结在一起的政权结构。而毛泽东没有出国的经历，他在掌权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能够依靠那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曾被打倒，但逃过了劫难。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

1978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变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国乐于帮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国更容易地进入新市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并获得新技术，它们也为中国提供了欠发达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范例。与东欧各国不同，中国在1960年代就彻底摆脱了苏联，这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可以只考虑什么对中国最有利。

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两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6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