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渠口农场的创建历程

蒋发隆

蒋发隆

1959年10月，自治区党委决定，在中宁县所属的原渠口堡人民公社北部山坡的平塘子筹建国营渠口堡农场，并决定调李向川和我负责筹建工作。同时决定从中宁其他单位，抽调国家干部（其中科级干部5名：王世同、刘宴如、韩廷昌、杨汉荣、郭连城）和技术干部17名，作为筹建农场的骨干力量。

接着，自治区农垦局又发出通知成立国营渠口堡农场筹建处，李向川和我为筹建处负责人，并随文颁发筹建处印章，即日启动筹建工作。

我接到通知后，即到农垦局汇报请示筹建农场的有关事宜。当时的农垦局局长高宜之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对建场方针、劳力安排、机具设置、农场规划、经费投资等方面，都简要谈了自己的意见，并说：“你来得正好，过两天，我要到你们那里去看看，有些具体问题，我们看后再谈。”

两天后，高局长不负允诺，果然乘车来到农场所在地。当时李向川同志尚未到任，我陪局长在各个点上转了一圈。高局长兴趣很浓，一路看得非常认真，他边走边谈，提出了很多问题，最后他说：“能把黄河的水引上山很不容易，在这个荒山上办个国营农场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地方土地广阔，水利条件好，有发展前途。但地貌较复杂，上下坡度大，开荒整地要因地制宜，不要强求整齐划一。”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当前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向中宁县委要求抽调一批劳动力，把他们安排好，为筹建农场，招收农工作准备；二是要尽快抽调培训几十名拖拉机手、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人，局里准备给你们调拨几辆拖拉机和汽车，到时有人能开。”

第二天，我即到中宁县委，找到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周友达同志，向他汇报了高局长的意见。周县长说：“农场抽调劳动力的问题，县委已经作过研究，决定给你们抽调1000名支宁青年，每30个青年带一户当地农民。这户人要全家都搬到农场，不然，他们不安心在农场工作。所调农场青年，每人带3个月的口粮，从明年开始由国家供应，下半年你们要争取农场职工粮食自给。”我说“：能不能考虑青年少给些，当地老农多给些，不然，我们办场压力太大。”周县长笑着说“：你怕啥？你们农场给青年供口粮，发工资，他们会安心工作的。这个问题，县委早已定了的，不能再变。”考虑到安置1000名支宁青年是件大事，随后我又给农垦局办公室打了电话，把县委的意见转告了农垦局。农垦局办公室的负责人答复说“：既然县委已经定了，那就按县委的意见办。”并答应给农场拨30顶帐篷，作安置工作急需之用。

渠口堡农场筹建处设在现在渠口农场场部所在地，我们利用原枣园人民公社垦荒远征队在平塘子留下的5间平房做办公室。到月底，县委决定调农场的17名国家干部都先后到办公室报到，经研究先把抽调安置1000名劳力作为首要任务。我们组成3个工作组，分别到各公社和青年安置点，按县委分配人数，做抽调人员的调动手续和安置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细致工作，在年终前基本完成了1000名劳动力的抽调任务。有几位当时随支宁青年同来的干部，也随青年一起调到农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渠口堡农场新招收的第一批农场职工。

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场景

在自治区农垦局和中宁县委的重视、支持下，农场除招收第一批职工外，根据工作需要，又先后从北大荒农场、大专院校、本县邻近公社调入拖拉机手、汽车司机、转业军人、农业技术干部等骨干共100多人。他们的家属也随同迁入农场。到1960年上半年，农场职工人数已超过1500多人。

农场的筹建时期，也正值国家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当时筹建工作面临“资金困难、口粮标准低、职工无房住”三大难关。为了战胜这些困难，我们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利用山沟的崖头，挖地坑，建“地下室”，首先解决了职工吃饭住宿问题。场部各业务室的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带头挖“地下室”作为自己的办公室和宿舍，把原来住的平房腾给工人和家属居住。农场党委副书记李向川和我，也各自挖建了一个“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办公和住宿。从领导到工人都住“地下室”，没有人搞特殊，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都能相互理解，毫无怨言。有些支宁青年，原来集体住帐篷，也都自动搬到自己建的“地下室”里，他们说：“住地坑比住帐篷舒适、安全。”场部职工开会，也是利用自己挖出来的“大会议室”。吃饭有自己建的伙房和食堂，在场部干部的带动下，各作业站、生产队，上行下效，照此办理，顺利完成了1000多名职工家属的安置任务。

农垦局新任局长雷震到农场检查工作时，对场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你们在困难时期，干部带头艰苦创业，精神可嘉。”

为了渡过“低标准、瓜菜代“这个难关，机耕队的全体职工，冒着严寒，培训技术、维修机器，为建场后第一个春播做好一切准备。生产队的职工们，利用冬春季节，忙着拉运肥料，平整上地，挑选种子，为春播做准备。春季开始，把原来公社垦荒远征队种过的3000多亩土地，种上了小麦和秋季作物。在我们的辛勤劳动下，当年粮食获得丰收。新调到农场的职工们，终于在建场当年就吃上了自己生产的粮食。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勤俭办场”“边投资、边建设、边生产”的方针，也是农场职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进行“生产自救”的一种最好选择。

1960年6月1日，农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宣布“国营渠口堡农场”正式成立。农场成立了19人的管理委员会，9人的常务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国营渠口堡农场副场长。

1960年下半年，农场集中人力、物资重点抓房屋建设和农田建设两大基建任务。场、站、队三级，都分别组织房屋基建队，本着“勤俭办场”的原则，在场部基建室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建起了职工宿舍、办公用房和会议室。原来住“地下室”的职工家属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分期地搬进了新建的宿舍和办公用房，改善了职工住宿、办公的条件。与此同时，各作业站，以站为单位，根据全场规划，统一组织力量，统一调配机具，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场部要求农田基本建设，要“因地制宜，先易后难，有利机耕，保证质量”，“逐年、分批、节约、有序”进行。这样既不影响当年农业生产，又便于统一使用力量，大片垦荒整地，保证质量。当年全场共完成农田基建任务3000多亩，为今后逐年完成农场规划的垦荒整地任务打开了局面，积累了经验。同年9月，自治区决定，将原渠口公社的渠口、铁桶两个生产大队，并入渠口堡农场，农场的规模扩大了。生产队由原来的9个变为15个，作业站由原来的3个变为5个，职工总数和耕地面积也都成倍增加。这一新的变化，鼓舞了渠口堡农场职工群众办好农场的信心，对农场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1961年至1965年，是渠口堡农场顺利发展的时期。农场可开垦的荒山荒地和小块农田都变成了大片的机耕地，农场的粮食生产，连续5年增产，为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逐年增加，林、牧、副业及文教卫生事业，也有相应发展。农场职工已经能吃上自己栽植的苹果，每逢过年过节，职工家属还可以分到农场自产的平价猪肉、羊肉。职工家属看病有医院，子女上学有学校。尽管当时农工是低工资制，但能按时发放，加上物价稳定，生产有保障。因此，总体来说，职工思想稳定，安居乐业，积极为农场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但是，渠口堡农场毕竟是一个新建的农场，在经营管理、机械化程度、多种经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种田等方面，和其他老场、先进农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随着农场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场职工家属的不断增加，农场出现了“劳力过剩”“人浮于事”的状况，因此，农场的“亏损”仍得不到彻底扭转，职工的生活还处于低水平状态。

蒋发隆在劳动中

1964年以后，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先后几次把本场的职工、家属，大批输送给灵武、简泉、连湖、西湖等兄弟农场，初步解决了渠口堡农场人员“过剩”的问题，但农场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农场经营水平，转变生产结构，彻底解放农场生产力，从多方面增加农场收入，扭转农场“亏损”局面，改善农场职工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