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的岁月

王宝玉

在部队的王宝玉

岁月如梭，我们从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二十八九的小伙子到现在霜染双鬓的老人，回顾44年的经历，真是曲折坎坷。我们常常坐在树荫下、楼道旁谈论着刚来农场时的情景和动人的故事。

1966年3月初，从内蒙古总队、青海总队的复员军人陆续来到了十三师五团。当时五团的农场正处于半开发状态，大片的土地没有开发，我们已先后来到开发建设的二连和五连的大沙滩，这里的土地大都是白僵地盐碱滩。春季多风沙，尘土飞扬；夏季炎热少雨，夜里蚊子肆虐；冬季漫长少雪，昼夜温差非常大，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我们居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和窑洞，屋里是土炉子、土台子，只有团部才有几幢砖房。在这样恶劣的气候和条件下，来自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战士们很不适应，加上到部队宣传招工的同志，对当时团场的情况宣讲的优越性有些扩大，存在的困难讲得少了一点，同志们从思想上不能接受现状。加上这些同志的家属多来自农村，也有一部分来自城镇，对这里的环境认识不足，战士们刚从握枪杆子的手，到抓锹把子需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因此有少数同志搞起串联并找领导要求离开团场。问题出现后，师团领导非常重视，迅速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基层，深入班组了解情况，并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讲明毛主席号召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同时上级提出“来者欢迎，走者欢送”的口号，发动党员参与稳定工作（283名老战士中有近200名党员）。经过近一个月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4月初由师团工作组和全体复员军人及家属参加的誓师大会中，对安心参加边疆建设的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对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安排其走上了班、排、连的领导岗位，部队很快就稳定下来。稳定后这支队伍就参加了开挖西干渠的大会战，那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靠军垦战士们一锹一锹地挖，用三角背篼背，两人抬或独轮车一人推一人拉，要将挖出的土送到二三十米远的大渠上。挖排沟、修农渠、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全靠人力劳动。肩磨破了、手起泡了，晚上用盐水洗一洗，擦一点红药水，第二天接着干。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全靠着广大军垦战士们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风餐露宿、披星戴月的建设我们的家园。

秋收季节，还是用镰刀以人工收割为主，有少部分用割晒机割倒后，用康拜因捡拾。割倒的水稻捆好后用大马车或拖拉机拉运到场上堆成大垛，等秋翻冬灌结束后到11月中旬开始用康拜因脱粒。晒场上机器轰鸣，烟尘四起。有喂机器的、有堆草垛的，整个工序下来要有近30人组成。脱粒一般从下午六七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要把晚上脱粒的稻子扬完入库。大家几乎一个冬天都在晒场上从事这种工作。

那时候实行的工资制度是复员军人32元，家属24元。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同志们工作起来却非常卖力，只要领导安排的工作，不管分内分外，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大家都积极参加，没有推三阻四的，没有投机取巧的，真正是一支拖不垮、打不败，特别能战斗的军垦部队。要用现在人们的眼光看待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境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一群傻子。

农田基本建设中

当时农场的土地条件差、产量低、杂草泛滥，30多米长的水稻田块一上午只拔草一个来回，而产量只有二三百斤。一年下来全场总产只有八九十万斤粮食，难以维持群众的基本生活，还要靠国家给予补助。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复员军人和老职工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之中的人才如高伟、杨瑞、刘永胜三位同志都走上了团场领导岗位，有3名同志进入党委班子，有10名提拔为科级干部。到1990年年底有240名复员军人及家属获得“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和“技术能手”称号，其中闫秀琴同志作为基层领导中唯一的女书记，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称号。

广大军垦战士在榜样的带动下，他们立下誓言——“活着干，死了算，死后就埋在贺兰山下，誓叫南梁换新颜。”在几代军垦人的努力开发下，南梁从单产二三百斤到本世纪末单产达到1000多斤，总产达到1000多万斤粮食，枸杞50多吨，人均收入从几十元到几千元，这些往日的老军人到本世纪末陆续从岗位上退下来，欢度他们幸福的晚年。他们很多人住进了宽敞的楼房，电话、手机、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有的住进了农家乐，种植各种瓜果疏菜，到了夏天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让人向往。

现在南梁土地平整，沟渠配套，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各种农业机械达120多台套。小区边楼房林立，道路宽畅，经济繁荣，一个繁荣、富裕、小康的南梁展现在世人面前。看着农场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