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辈们讲过去的事情

毛新华

毛新华

1955年5月，我的父亲毛忠民随同一支由一百三十三名复转军人组成的垦荒队，来到了贺兰山下暖泉墩这片沉睡了千年的荒野之地。当父辈们踏上这片土地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卵石滩、沙丘和盐碱地。这里荒无人烟，有的只是野兽留下的痕迹。艰苦恶劣的环境，没有动摇他们创业的决心。

建场初期，艰苦的环境考验着他们的意志。刚来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他们搭草棚，建地窝子，找来稻草往地上一铺，行李一放，就算安顿了下来。挖个土坑，支口大锅，就算是他们的食堂。那时方圆几公里没有树木，当地的风沙又大，有时风刮起来几米外都看不清对面的人。夜间睡觉时盖的被子，第二天起来，上面便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尘土，人也是灰头土脸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在暖泉墩农场场部盖起了三十多间土坯房的一个“四合院”和两排土窑洞后，居住条件才有了改善。

暖泉农场老场部

1956年以后，大部分战士已到了成家年龄，组织上考虑到战士们的婚姻问题，加之生产发展也急需人员，就动员在老家已结婚的同志将家属带来，让未找对象的人抓紧时间成家，于是大家纷纷托亲靠友帮忙介绍对象，这段时间，成为结婚成家的高峰期，也成为农场最热闹的时期。我的父母就是那时成家的，当时我母亲的家在贺兰县的洪广三队。据母亲回忆，结婚那天，我父亲的朋友和媒人一早就赶着马车到我姥爷家将母亲接到了连队父亲的新房。婚礼没有热闹的场面，也没有鞭炮声，连队领导代表组织向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宣读了结婚证书，并讲了几句祝福语后，婚礼就算结束。土窑洞的新房里只有一盘土炕，炕上铺着一张席子，一条羊毛毡，两床被子和一个小木箱。这就是当时我父母的全部家当。

在建场初期，艰苦的生活从各方面考验着人们。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一般为十几元到三十多元不等。低微的收入除支撑家庭正常的生活开销外，还要赡养老人和供养孩子上学。由于当时国家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在三四个，多的有五六个，而每月供应的口粮成人是三十斤左右，儿童每月按年龄大小供应，从几斤到十几斤不等。我们家孩子多，每月往往是月初买粮吃不到月底就断顿了。每到月底，父母总是为粮食不够吃而发愁。记得有一次，我端着瓷盆跟着母亲到邻居家借粮，邻居从我手中接过了瓷盆，掀开盛粮的木柜，用一个蓝边碗满满舀了一碗，然后再用一个小木片顺着碗沿刮平，倒在瓷盆里。在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母亲说，由于各家的粮食都不多，对方给粮时不用秤称，而是拿碗舀，舀粮时，碗里的粮食在碗口都要刮平的，以便借家下个月还粮时好把握标准，以免因借多还少而闹矛盾。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辈们的日子就更加艰难，粮食的歉收，供应量的严重短缺，使人们饥不择食，野菜拌黑面糊糊、野菜黑面窝窝头、玉米面糊糊、玉米面窝窝头、玉米面发糕、稗子面糊糊成了大家的主食。即便是这样，仍填不饱肚子，但我的父辈们没有被眼前的困苦所吓倒，继续艰苦创业。

用衣衫褴褛来形容那时父辈们的衣着一点也不为过。记得父辈们的衣服上总是补丁落补丁，很少见他们穿上新衣服。就是偶尔穿件新衣裤，也要用缝纫机在裤子的臀部、膝盖处扎上一圈圈线圈，以增强这些地方的耐磨性。孩子们的衣服也总是用大人的旧衣裤改了又改，穿着只要暖和、遮体就行。记得1975年我上初二时，我的老师王黎民回北京探家回来时，给我带了一件军绿色的确良上衣，成为我们同龄人羡慕的事，平时我也舍不得穿。那年“十一”，我家邻居张新柱结婚没有像样的新衣，就借我的军绿色上衣做了他的新郎装。第二年，连队的李存祥“五一”结婚，又将我的军绿色上衣做了他的新郎装。当时农场职工在社会上的印象是衣衫不整、不修边幅、满身泥土。以至于当时我们农场二团的团长王炳功同志头戴发白的旧军帽，身着已经洗得褪色且皱巴巴的旧军装，脚穿一双满是尘土的黑布鞋，到自治区第二招待所开会时，守门警卫看到他俭朴、陈旧的衣着，把他当成了普通的农民不让进门，一时成为人们的笑谈。

农一师一团八连五班合影

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创业更为艰难。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1956年的春天，农场定购了两台民主德国产KS-07和捷克产热托-25型拖拉机及农机具，当时拖拉机和农机具未同时到货，只到了农机具，而没有拖拉机，无法作业。为使农机具能尽快发挥作用，以原农场农机科科长张生福同志为首的农场第一代拖拉机驾驶员，组织了三十多名职工，以人力作动力，用绳子牵引着圆盘耙在田间作业，开创了兵团“人机合一”作业的先河。

50年代末，随着开荒面积的不断扩大，原有单一的旱作种植模式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他们开始探索性地向水稻种植发展。由于当时的农业机械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所以水稻田的平田整地是职工们最为辛苦的工作，每逢4月底5月初都能看到在已灌水的大片稻田里，出现一个个双手拉着牛或马的缰绳在浪田（为保持田面平整，利于保水保苗的一种耕作方法）的人们，他们站在浪木上（浪木为长两米多，直径二十多厘米粗的圆木，用绳子套在牛或马身上拉着趟地用），嘴里吆喝着“驾、驾”，不顾危险地在泥水中来回地转圈浪地。由于要在二三十厘米深的泥水中不停地行走转圈，时时发生人从木头上摔下来跌入泥水中的事，人爬起时满身全是泥水，犹如雕成的泥塑。当时我家邻居有一个叫罗力妹的浙江知青，他是连队的浪田能手，别人每天只能浪十亩左右，而他每天能浪十多亩，一天下来满身满脸全是泥巴，浑身如同散了架。我们一群小孩总是喜欢在他下班后跟着他，叫他泥巴叔叔，他也总是冲着我们做鬼脸逗我们，然后哈哈一笑就走了。第二天他又精神饱满地开始照常劳作。父辈们就是凭着这种不怕苦，不怕累，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天天改变着农场的面貌。

由于当时大面积土地的开垦种植，加大了土壤盐碱化危害的程度，大片已开发种植的土地因盐碱危害，死苗严重而被荒弃，这一现象引起场里的重视。60年代农场从治根治本的角度出发，经过合理规划，组织人力开挖排水沟，修建排水站，来解决盐碱危害问题。那个年代挖沟排水全靠人力，且人工挖出的排水沟，每两到三年因渗漏或杂草堵塞，就要清理一次，以保证排水畅通。由于春夏秋三季忙于生产，没有时间清挖，只能放在冬季，所以冬季的挖沟、清淤是团里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年场里都组织全场人力集中会战，分段清挖。

记得1971年11月底，天气特别寒冷，挖沟会战任务正好安排在二连，当时冻土深度厚，部分地段有结冰，冰层下还有积水，近千人集中此地，开工会战。工地上红旗飘飘，劳动的号子声不绝于耳。人们身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手套，挥舞着镐头、钢钎、铁锤和铁锹，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劳动竞赛。劳动中人人不甘落后，有的脱去了棉衣，摘掉了棉帽手套，会战的工地一片繁忙景象。就是到了中午休息时间，他们也不愿离去。由于冻土层过厚，仅凭人力速度太慢、工效太低，每年的挖沟工作中，团里都安排专人动用炸药进行爆破。一天，一阵爆炸声响过，出乎人们预料的事发生了，一块被炸飞的冻土块突然飞向人群，正好砸在九连北京知青康学禄的头上，致使这位北京知青顿时血流满面，当场死亡。就是这样也没有动摇兵团战士的意志，他们依然顽强奋战，直到挖沟任务全部完成。

就是在这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父辈们始终保持着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积极向上、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精神风貌。比思想、比作风、比奉献的精神斗志始终不减。他们克服各种困难，硬是靠着一把镐头、一把铁锹，凭着“人定胜天”的信念，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通过不懈地奋斗，在荒凉的土地上开垦了三点五万多亩的耕地，建起了十二个连队居民住宅点，还建成了加工厂、修理厂和机耕队，并开设了商店、医院等服务机构。在场内居民点四周、道路两侧、渠边沟旁栽植了大量的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建成了农场第一代防风林网，改变了恶劣的环境条件，并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油、肉等农副产品。

父辈们这些经历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苦难的回忆，最为宝贵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是人们几十年来一直传颂、赞美着的那种艰苦创业的农垦人特有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什么样的苦都能承受，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攻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