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农场共成长

高炬才

我在灵武农场工作生活了55年，由一名普通青年成为主治医师，共产主义战士。回首往事，有拼搏，也有收获……

扎根成长

1953年7月，15岁的我从宁夏卫校毕业。本来要实习3个月后才分配工作，因当时宁夏普遍缺医少药，各县催着要人，宁夏省卫生厅决定提前分配，让毕业生到工作单位边工作边实习。我带着卫生厅的工作介绍信来到灵武农场政治部报到。干事鲁燕接待了我，她说：“你的介绍信是到机校医务室工作，可是机校现在还没有医务室。”我一听如冷水浇头，大吃一惊：难道农场不接纳我？她看我吃惊的样子，接着说：“机校的师生都在农场医务室看病，你就到农场医务室报到上班吧。”终于可以上班啦，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农场医务室是1952年8月设立的，一间小房子在机校的西南角（现农场小学教学楼西边），是临时搭建的，还没开灶的回民灶房。医务室之前共有2个人，医生傅跃辉，护士袁湘玲（机务技师郭醒毅的夫人）。1953年我上班时已经有4个人：医生张明山（河北籍）兼负责人，护士苏守清（甘肃籍）、袁湘玲（湖南籍），司药杨宏宇（宁夏籍）。我（山西籍）上班后，接杨宏宇的司药工作，杨宏宇协助张明山看病，农场医务室也改为医务所。我们5个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就像一家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最使我难忘的是1955年从畜牧队药房又调到农场医务所当护士的事。老实说，对护士工作我一窍不通，老护士苏守清是转业军人，他对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天天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给我讲怎样消毒，怎样灭菌，如何打针，如何换药，甚至用他自己的身体让我学会了打静脉血管针。这种情谊让我终生难忘。后来，医务所搬到了工会给腾出来的一个一连两间的大房里（现农场小学西北角），看病、打针、取药都在这间大房里。1955年又搬到现在场小学对面原来的过道房里。1958年搬到现在的办公大楼处，将医务所扩建为职工医院。1981年7月，搬到农场渠东，现在两层楼的新职工医院。

农场精神

1956年农场精减非生产人员后，1957年农场医务所仍然是5个人：所长胡希贤，医生岳海黄、陆振华，护士朱素堂，司药是我。我们5个人担负着全场的医疗卫生工作，每天从早到晚紧紧张张，忙忙碌碌。上午在场部坐门诊；下午要做阑尾、疝气、痔疮、包皮等手术；晚上还要分别骑上自行车，背上出诊包，拿上手电筒到一站、三站、四站看病送药，打防疫针，做卫生宣传。那时没有石子路，更没有沥青路，只有凹凸不平的土路，我们经常风里来雨里去，随叫随到，分秒必争，不敢怠慢，工作一天精疲力竭。人员少，任务重，条件简陋，生活艰苦，可是我们工作起来从不畏惧困难，5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认真负责，没有1个人喊苦叫累。这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团结一心艰苦创业的农垦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什么事情也难不住我们。

青春情趣

由赖声浩、闫志明做我的入团介绍人，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我担任了场机关团支部书记，王怀勤、李秀松、郭立等同志是支部委员，陈生林、宋万寿、王寿堂、闫志明、蒋治荣、张合智等和我们在一个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团的组织生活丰富多彩，团员各个朝气蓬勃。农忙季节，我们团支部的郭立、李秀松、荆仰东、王录、李天德、蒋治荣、白成绩、左良仁等10多名团员就组成突击组一起干活。收麦子、割稻子时，每人一趟占6行，你追我赶，说说笑笑，唱着革命歌曲，干得热火朝天。中午，在田边地头吃完饭小憩片刻，继续干，虽然很累，但劲头十足，各个争先恐后。20世纪50年代，对干部参加劳动要求很严，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两个月以上的劳动。共青团员更是不甘落后，挖东沟、西沟；挖农渠、斗渠；挖排毛、打田埂；割稻子、割麦子、薅稻田草；葵花、玉米、高粱的间苗、定苗、锄草；抓地老虎；砍高粱、掰玉米；往晒场上背稻子、剥玉米皮；平田整地等农活我们都干过。还组织青年团员植树造林，种试验田；夏收、秋收到田间捡拾麦穗、稻穗，拾高粱头、玉米棒子，然后过秤称重，交到二站粮场上，并张榜公布每个人的成绩。有几次我们青年团员到加工厂义务劳动，翻稻子堆，几万斤一堆的稻堆一个连一个，那时没有扬场机，没有电风扇，每人一把锹，几个人分一堆，一锹锹地翻扬，不由自主地就开展了劳动竞赛。人多力量大，最后共同完成了任务。1958年，我们机关团支部还被评为先进模范团支部。

我与病人

我在农场从医40多年，接诊的病人、开出的处方不计其数。在农六队工作时间最长，调进调出，两次共计22年，许多事情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一天夜里，天下着大雨，女工韩金莲踏着泥水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闯进我家，脚上的雨鞋两只变成了一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叔叔，快去看看俺娃娃！”我立即跑去。原来她两岁左右的女儿李靖高烧惊厥，体温41度，病情严重。我立即给她用酒精擦身，注射柴胡，并给她服用了镇静剂“小儿鲁米那”；做了青霉素皮试后，又注射了青霉素，我才回家。回到家不到两个小时，她又来找我，过去后我发现高烧仍没退，就在十宣、曲池等穴位扎银针，又用酒精擦身，物理降温。当我第3次去看望时，夫妻两人很紧张，提出想到场部住院，但天黑路远下雨路滑，又没有办法去。我又进行听诊确定肺部没有感染，体温也开始下降，就边安慰他们夫妻边治疗病人，用安乃近滴鼻，继续用酒精擦身，并按时注射青霉素。早晨8点多钟，我第4次去看望时，病人体温恢复正常，夫妻俩面带笑容，十分感激。虽然辛苦了一夜，但患儿转危为安，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朱玉英是从长山头迁到农六队的，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又没钱治疗；女职工李瑞芳经常头痛，很是苦恼。我用针灸方法治好了她们的病，她们常说：“高医生是好人，用小针治好了大病。”

1974年来场的职工李占仁患急性肾炎，全身肿得像紫茄子，走路都困难。四处求医，效果甚微，思想压力很大。我用小偏方蟾蜍散给治好了，并再没有复发过。李占仁的二叔、老职工李风贵高兴地逢人就说：“若不是高医生，李占仁恐怕早没命啦。”

张贵宝的大儿子张立祥，三四岁时患急性肺炎。我给他按时注射青霉素、链霉素后，夜里还是不放心，就起床到他家窗外听动静，生怕病情恶化。病人家里安静了，我才能睡得踏实。经过几天救治，患者康复了。张立祥的妈妈马淑珍常对人说“：高医生看病，我们放心，我的娃娃多，有病都在六队治疗。”

1998年的一天，一个叫张苗苗的女青年来到我家，将2斤绿豆放在桌上，并说：“谢谢救命恩人高爷爷！”当时我还真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随着谈话的深入，我知道了事情的缘由。那是1976年的一天，下午我从分场下班回农六队探家，刚进家门，张绍明的妻子高秀兰抱着3岁的女儿进来了，哭着对我说：“高医生，快救救我娃！”我一量体温40.5度，孩子高烧昏迷。我立即开了处方，扎了银针，嘱咐了注意事项。晚上当我上门看望时，患儿高烧退了，张绍明夫妇感激万分。事过22年，高秀兰从陕北回农六队，特意带回陕北特产绿豆，让当年的患儿苗苗送给我。医生心中有病人，病人（包括亲属）心中没有忘记我们医生。面对2斤绿豆，我感慨万千，不知如何衡量它的分量。

需要就干

我在农场工作40多年，调动频繁，面对每次调动，我都是无条件服从。因为我明白，为人民服务是我的职责，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干。有一首歌唱得好：“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到哪安家……”1953年，在农场医务所药房工作；1954年调到畜牧队药房工作；1955年又调回场医务所当护士；1957年当司药；从1961年起，先后在一站、三站、四站、农六队、农九队、分场当医生、卫生所所长、分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其中两进两出一站和农六队；1965年至1966年被派往平罗县和中宁县搞社教，在中宁长滩乡企事业工作组任组长、党支部书记。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还帮助生产队出黑板报200多期，写好人好事、写通讯报道，得到场领导的表扬。给退休人员代发工资是件麻烦事，有五六个同志因发错了钱都不愿干，领导让我干。我给每个人做一个钱袋子，每次领回工资先按工资表装好、算好、写好，正确无误后再发给每个人。就这样一直干到退休人员工资由银行代发为止，没出过差错。他们说：“高医生代发工资我们放心！”为了搞好职工的文化生活，队领导让我管理农六队的文化活动室。我天天担水洒地打扫卫生，冬天早早把炉子烧旺，让大家有个好环境，玩得开心愉快。一直到我迁居灵武时才交了手续，书不少一本，器材不缺一件。谁家娶媳妇嫁女儿请我写对联、剪喜字、当司仪，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春节写春联也是来者不拒。

农场很重视工会工作。我1953年7月来场，11月就参加了工会组织，1979～1998年先后担任过农场工会委员、分场工会主席，多次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1984年，同金祖谭、王文昌参加农垦局举办的工会干部培训班，结业考试时我在灵武农场名列前茅，考了最高分96分。

欢度晚年

1998年2月9日，院长孟泽生带着吴灵、蒋灵风到农六队接替了我和主管护士孙玉霞（我的老伴）的工作。从此，我们开始了退休生活。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白衣天使”是赋予医生的美誉，这一职业让我们骄傲和自豪。几十年来，伴随着农场的发展，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得到职工家属的认可、赞许和各级领导的关怀鼓励，我的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感到十分欣慰。

我有4个子女，他们生在农场、长在农场，在农场念小学、初中、高中，然后考入高校深造。目前，都在为国效力、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他们没有忘记父母从严管教的良苦用心，没有忘记农场的老师，更没有忘记农场这片土地。

退休后，我坚持散步、锻炼身体，还给《家庭保健报》《宁夏广播电视报》《农民文摘》《宁夏科技报》写些小验方，发挥余热。一句话，农场好，老伴好，子女好，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