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质论”的修辞学思想[1]

梁祖萍

在《文心雕龙》中，文与质、情与采都是言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修辞学家普遍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修辞学的主要任务。陈望道先生提出“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2]。宗廷虎先生也多次重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也是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必须首先回答的关键性问题”[3]。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在修辞学中各指什么，张寿康先生阐述说，“内容指的是写说的语言的题旨和情境，形式是修辞的方法”。并进一步说明：“作为语言表达形式的修辞现象，它是否存在，也完全取决于内容。因此，在分析修辞现象时，不能脱离内容。修辞学虽然不必去研究内容本身，但却要研究如何使语言表达形式服从于内容的需要。”[4]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它们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张弓认为“修辞的要件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内容统一。……修辞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很好地掌握。”[5]

文质论是南朝论文的一个核心问题，王运熈先生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以文质论为中心展开的。”“刘勰论文章，最重文质兼备。”[6]文质兼备是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很重要的修辞学思想，在整个《文心雕龙》中，刘勰反复阐述、辗转证明、自始至终地也贯穿着这样一个修辞理论。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做了集中的论述。

一、“文与质”与“情与采”在《文心雕龙》中作为专门术语的主要含义

在阐释刘勰文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辨析一下“情”“采”“文”“质”在《文心雕龙》中作为专门术语的具体含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刘勰的关于文质的修辞观。

“质与文”“情与采”在《文心雕龙》中，“情”“质”相当于文学作品的内容，“采”“文”相当于文学作品的形式。

“文”与“质”作为《文心雕龙》的专门术语，其具体含义如下：

“文”作为《文心雕龙》的专门用语，有“文章”之义，如《原道》：“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有时指“有韵之文”，如《风骨》：“唯藻辉而高翔，固文笔之鸣风也。”有时指“文采”“文辞”，《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情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质”在《文心雕龙》中，作为普通义，主要指“质朴”。《情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通变》，“质之至也”；作为《文心雕龙》的专门用语：“质”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如《原道》：“文胜其质。”《程器》：“有文无质。”《才略》“质文相称”。

“文”“质”相对时，“文”指“文采”“文辞”，“质”指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

“情”与“采”作为《文心雕龙》的专门术语，其具体含义如下：

“情”作为《文心雕龙》的专门术语，主要指作家的思想感情，《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隐秀》：“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情”有时泛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定势》：“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情采》：“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情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这里，顺便提及《文心雕龙》中“华”与“实”的含义：西汉戴圣《礼记·大学》：“无情者不得尽其辞。”郑玄注：“情，犹实也。”《文心雕龙·才略》：“华实相扶。”《徵圣》：“衔华佩实”，“实”也是《文心雕龙》的专门术语，一般与“华”对举，具体指作品表达的“事”“义”“志”。其含义和“情采”的“情”同，是指文章的内容。

“采”指文采。“采”作为《文心雕龙》的专门术语，一般来说，主要是指文辞、辞藻，刘勰所说的文采，主要是指以对偶、声律、辞藻、典故等为主的语言形式美，重点在修辞方面。刘勰认为理想的文即《附会》篇所言：“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采’作为专门术语，‘采’有时引申而谓文句上华丽之修饰。”[7]如：《情采》：“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丽辞》：“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

“情”和“采”对举时，“采”指“文采”“文辞”，“情”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

在《情采》篇中，“质”与“文”，“情”与“采”，“实”与“华”皆异名而同实。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以下，有《声律》《丽辞》《事类》《比兴》《夸饰》《练字》《隐秀》等专论修辞方式的篇章，足见对语言形式美和表达效果的重视。《徵圣》“精理为文，秀气成采”，主张在精理秀气的基础上注重文章的对偶、声律、比兴、夸饰等修辞手法的使用，根据思想感情的需要和体裁的要求确定音律、运用辞藻，创作出情文并茂的文章。

二、文质彬彬，情采兼备，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一个总的修辞原则

（一）文质相附——内容与语言形式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刘勰指出“：文附质”“质待文”（《情采》），文质彬彬，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的统一。

扬雄《法言》曰：“女有色，书亦有色，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8]扬雄重视文质相符可见一斑。齐梁文士尚辞藻，重声律，文胜质衰，忽视了儒家所提倡的文学的教化感的使命和诗歌温柔敦厚的讽谏作用。刘勰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的文风而作《情采》篇。纪昀称刘勰写《情采》篇的缘由可谓确论：“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9]黄侃先生的阐释也颇知刘勰之用心：“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缛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恉归，即在挽尔日颓风，令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惶多责。”[10]黄侃先生指出，本篇主要在于批评齐梁时期的芜辞滥体，意在讥刺为文造情。由此可知，刘勰一贯主张为文应文质并重。

刘勰指出，自然界万事万物，也有形式和内容两部分，并且是“文附质”“质待文”。《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指“沦漪”“花萼”；“质”指“水性”和“木体”。刘勰用比喻来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依存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任何内容不能没有形式。自然界如此，文学作品亦然，“文”“质”互相依附。董仲舒《春秋繁露》也有“文著于质”之见。

正因为如此，刘勰对形成文的规律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情采》：“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立文之道”：即指形成文的规律，此处的“文”的含义，众说纷纭，我们赞成冯春田的解释：“‘文’，在这里是广义的，凡色彩相和、纹理交错、音声相协、情性外发而在人们的感官（如目视、耳闻）意识上感觉到有文采或美感的，都可称之为‘文’。”[11]

刘勰认为，“文”有“形文”“声文”“情文”三个方面构成，是由“五色”的“杂”，“五音”的“比”，“五性”的“发”而自然形成的。其具体情况是：“一曰形文，五色是也。”形文，是由青黄赤白黑色构成的。“二曰声文，五音是也。”声文是由宫商角徵羽音律构成的。“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情文是由仁义礼智信性情构成的。“形文”“声文”是形式上的，“情文”与内容有关，情文除有“喜怒哀乐怨”之外，也有“仁义礼智信”，情不仅仅有五情，也还有五性。具备这样丰富内涵的“情”，只有经书中有，可见，刘勰“情文”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情文”和内容关系密切。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刘勰的立文之道很有启发。他认为，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歌咏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画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这样，运思写成的文章，可以说是格调、辞藻、情意、风神兼备。

由此可见，刘勰的“立文之道”，也即“形文”“声文”“情文”本就基于内容和形式二者来言的，“形文”“声文”指形式，而“情文”主要偏重于内容。文质兼备，是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总的修辞原则，刘勰认为文章的内涵大致如此。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认为：“诗有三要，曰：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12]其观点与刘勰相同，可称为深得文理之见。

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以内容为基础。即修辞为情理服务。《情采》：“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杨慎批云：“予尝戏云：美人未尝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13]是对以上刘勰观点的很好的诠解。铅黛可以修饰面容，但顾盼巧笑的姿容在于天生丽质，如西施、貂蝉淡妆浓抹皆不掩倾城倾国之色；文采是修饰语言的工具，但辨说的华美却是本于情性，作品的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但文章的光华美艳，却根源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情性”是根本的决定的因素。“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文采修饰，是以情理为主，情理确定才能文辞畅达。情经辞纬，理定辞畅；“辞为肌肤，志实骨髓”（《体性》）。文辞是文章的枝叶，作家的意志才是作品的骨髓。刘勰在此，深刻地说明了文章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以内容为基础。内容是“立文之本源”的论断，这是形成文章的根本。

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而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陆机、萧统、钟嵘都发表过类似的见解。陆机的《文赋》：“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文章的主旨就像树干，文辞就像枝条上的花果，在情志和文辞之间要一致，文思的变化在文辞上表现出来。

梁太子《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亦言：“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钟嵘《诗品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4]提出风骨与藻彩并重才是诗之极致。评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刘勰《徵圣》篇云：“《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文辞是为了说明事理，表达一定的内容，文辞的优劣在于是否能清楚地说明事物。

刘勰在《情采》篇中进一步解释了“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的不同。《情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诗经》有着为情造文的优良传统，感情真实、文辞精练。“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风》《雅》的作者，心怀忧愤，“情动而辞发”（《知音》），“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以精炼的文辞，表达真实的情感，即为情而造文。辞赋家胸中没有蓄积郁愤，追逐浮华，沽名钓誉，为文缺少真情实感，其特点“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即为文而造情也。刘勰指出“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用心体会《孝经》《老子》的深意，就可知道作品的有文采或质朴分别依附于作家的性情，再详观《庄子》《韩非子》的用心，就明白作品的文辞和命意都不宜过于浮夸。而后世作者，追随辞赋家，随意虚构，强作抑扬，无幽怨可发，文风日颓。

《情采》：“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组织修饰文辞，目的是为了表现内容，而文辞诡异淫滥，反而掩蔽了情和理。如同《阙子》[15]载，鲁人钓鱼，用珍贵的翡翠装饰的钓鱼绳，用肉桂做钓饵一样，反而钓不到鱼，造成适得其反。作文与其理同，应参酌在文质之间。《议对》亦云：“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文应为情所发，否则“言隐于荣华”。刘勰始终反对弃本而空事华辞的讹滥文风。指出“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徵圣》）。

以刘勰美辞观的要求，他心目中的文章要有风骨和文采，感情充沛，意气骏爽，文辞精练，辞采光耀。《风骨》篇言：“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具备风骨和采，写出的作品才是文章中的凤凰。《通变》云：“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衔华佩实”（《徵圣》），乃是卓越的作品。

刘勰认为，作品“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赞》）如何写出文质彬彬、情文兼备的作品，刘勰具体地指出了行文修辞的方法，“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首先确立体制安顿文章的情理，考虑用何种文辞来表达思想感情，思想确定了然后安排调声协律，情理端正了再修饰文采。辞采繁盛而不掩盖内容，事例广博而不淹没心灵，才可谓善于修饰文辞。由此可见，因情敷采，文辞为情理服务始终是刘勰所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修辞学思想。

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针对有些文体的特点，刘勰指明文辞应为内容服务的具体方法。《哀吊》篇，针对吊的文体特点指出，只注重华丽的辞藻，就会变成赋。文辞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是“哀而有正”，“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吊这种文体应该文辞悲哀但内容必须纯正，避免辞采过分华丽。《论说》指出，“说”这种文体也应以内容为本，应言为心声，注重忠信和诚实，这样用巧妙的文辞使语言有说服力。“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

刘勰在《丽辞》《比兴》《夸饰》《声律》《练字》《隐秀》等篇探讨修辞方式时，也很注意强调应当适应题旨情境之需要，注重情志与形式融为一体，以自然之道为依归。如《夸饰》篇中，指出应注意“辞已甚其义无害”；在《练字》篇中尽管主张练字时要尽量避免重复，但为了表达情境之需要，不必强求避免重复，“则宁在相犯”。

以情采兼备作为修辞的总原则，刘勰对历代文质彬彬的作家作品都予以肯定。

《颂赞》：“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称赞屈原的《橘颂》情意和文辞俱佳。

《谐讔》“：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司马迁《史记》列《滑稽列传》，淳于髡等言辞尽管诡诈，而其意义归于正确。

《史传》：“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肯定陈寿《三国志》有文有质，荀勖、张华比作司马迁、班固，是名副其实的。

《诸子》：“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赞《孟子》《荀子》“理懿辞雅”。

《才略》“：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荀子之赋文质相符。

《才略》：“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马融的作品华实相扶。

总之，刘勰反复申述的就是文章应该情采融合无间，情理才能充分表达，文采亦由此增辉。

（二）驾驭语言、文采斐然的思想

诚如黄侃先生所言：“盖侈艳诚不可宗，而文采则不宜去。”[1《6] 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专论文章的体裁，有《练字》《声律》《比兴》《事类》《夸饰》《丽辞》《隐秀》专篇论修辞方式，说明刘勰是非常重视作品的形式的。

情以辞显，《礼记·表记》：“情欲信，辞欲巧。”[17]刘勰始终注重强调文章形式华美的重要作用。《情采》：“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犀兕有皮”，须涂上丹色的漆，质有待于文，如同文章需要有对偶、声律、辞藻等为修辞手法为之增辉。《熔裁》：“善敷者辞殊而义显。”

作品应该具有美好的形式。《情采》篇：“赞：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总结出只有立言有文采，才能流传久远。用优美的辞藻表达真情实感，才是好作品。《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抒写情感，描摹形象，锤炼文字，表现细腻的心曲，文章的光辉灿烂，在于富有文采。“缛采名矣”写文章从事的就是文采藻饰，主张作品应该有繁盛的文采，修辞本来就是写文章的使命。

古来能文之士，莫不崇尚辞采，擅长声律。《序志》：“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情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章“质”固然重要，质也因文采的修饰而增辉。

刘勰以《老子》为例，老子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但他的《道德经》文辞精巧，语言铿锵，诚为美辞。老子厌恶世俗的虚伪，反对巧言如簧，但老子是重视修辞的。《情采》云：“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刘勰对于文学史上成功地驾驭语言、文采斐然的作家大加赞赏。《辨骚》篇对于屈原在语言上的艺术性创造，给予极高的评价：“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并称赞《楚辞》文采惊人，美艳绝顶，其文辞超越今人，令其他作品难以相提并论。“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辨骚》）

刘勰关注到各种应用文体中文采卓异的作家作品，《杂文》：“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聪明而有专长的人，学问渊博识见非凡，华藻充溢于文辞之中，辨析才能充满气势。

《杂文》，“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在论述辞赋中的对问体时，称赞班固的《答宾戏》富有美好的文采。

《封禅》：“《典引》所叙，雅有懿采。”赞美班固的封禅文《典引》，文采出众。

《章表》：“表以致禁，骨采宜耀。”表这种文体是上呈禁庭的，所以文辞要注重文采。《章表》：“至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赞美孔融《荐祢衡表》，意气昂扬，文采飞扬。

《书记》：“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认为书信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要注意文采。司马迁《报仁安书》、东方朔《与公孙弘借车书》、杨恽《报孙会宗书》扬雄《答刘歆书》，表达内心郁结的情感，各自具有不同的文采。

《明诗》：“英华弥缛，万代永耽。”诗歌因文采丰富，而被一代一代人所喜爱。

《才略》：“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刘勰注重历代作家在文学开创方面的独特贡献，肯定陆贾在汉代《新语》等文章首先表现出非凡的文采。

如果作品缺少文采实乃美中不足，《封禅》：“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馀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张纯的文章文采不足亦是缺憾。而片面堆砌辞藻也应力求避免，《镕裁》：“辞如川流，溢则泛滥。”反对盲目追求辞藻的繁多。

如前所论，刘勰论文，注重自然，而行文顺乎自然，亦须藻饰。黄侃先生在《情采》篇札记中指出刘勰注重文采的观点。“虽然，彦和之言文质之宜，亦甚明憭矣。首推文章之称，缘于采绘，此论文质相待，本于神理，上举经子以证文之未尝质，文质不弃美，其重视文采如此，曷常有偏激之论。”[18]

三、修辞立其诚的思想

与文质论有关的是《文心雕龙》的修辞立其诚的思想。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首先提出“修辞立其诚”说，“修辞立其诚”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并“成为中国修辞学古往今来永放光彩的一个命题”[19]。

刘勰《文心雕龙》中“修辞立其诚”的观点，也是有针对性的。晋宋以来，玄学盛行，有的文士一面清谈庄子，以高洁自居，一面奔走在势利场上。如潘岳，一方面趋炎附势，以卑贱之姿态博取权贵贾谧的欢心，一面又作《秋兴赋》表现自己的隐士风采：“逍遥乎山川之际，放旷乎人间之世”，作《闲居赋》写自己高士的生活，“有道君不仕，无道吾不愚”。所以，元好问《论诗绝句》：“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20]而这种以文辞欺人的现象六朝较普遍。

刘勰认为，如果徒用华丽辞藻而描述夸饰，心口不一，修辞难以立诚。《庄子·渔夫》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21]陆机《文赋》云：“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刘勰《情采》篇言：“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提倡“真”，反对“伪”，是刘勰文章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刘勰非常重视作家主观感情的真实，没有真情实感，写出来的和内心想的恰恰相反。有的人本热衷于功名，却故作清高，吟咏山林，有的人被世俗的政务缠身，却空说世外，以隐士自居。他们的作品没有真实的感情，口是心非。为文创作，其本质是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现”（《体性》）。文章应言有徵信，述志为本，《情采》“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刘勰以草木“依情待实”做比喻，强调作家情感必须真实，即“修辞立其诚”。修辞立诚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修辞学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深谙刘勰的为文之道，对刘勰“修辞立其诚”的观点做了深入的阐发：“若夫言与志反，刘氏所呵，察此过愆，非昔文所独具。夫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此之谖诈。诚可笑嗤，还视后贤，岂无其比？博弈饮酒而高言性道，服食炼药而呵骂浮屠，乞丐权门而夸张节操，不窥章句而傅会六经，从政无闻而空言经济，行才中人而力肩道统，此虽其文过于颜、谢、庾、徐百倍，犹谓之采浮华而弃忠信也，焉得谓文胜之世士有夸言，质胜之时人皆笃论哉？”黄侃先生指出，若夫“言与志反”，修辞不能立其诚，是刘勰所鄙弃的，黄侃先生指出言不由衷“采浮华而弃忠信”不可取，质胜于文也非上乘。黄侃先生进一步论述道：“盖闻修辞立诚，大《易》之明训，无文不远，古志之嘉谟。称情立言，因理舒藻，亦庶几彬彬君子。孰谓中庸不可能哉？”[22]黄侃先生指出其中庸之道是值得提倡的“称情立言，因理舒藻”，文质彬彬，情采兼备。

在对具体的文体文章进行评论时，刘勰非常重视修辞立诚的原则。《哀吊》：“至于苏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文华，而未极心实。”苏顺、张升的哀辞，虽然文辞华丽，却没有表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言及哀吊的体制，刘勰强调将诚挚的感情融入到悲痛里，“情往会悲”，才能“文来引泣”，倘若“虽丽不哀”，乃为文而造情也。《哀吊》“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修辞确立在真诚上。《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孔颖达正义：“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

《祝盟》：“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盟”这种文体，要求感激地确立诚意，恳切周到地写出文辞。

《祝盟》：“赞曰：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

《书记》：“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书记虽要求语言要有文采，但认为诚信更是国家的祥瑞，文苑中的作者记录时，应该考虑事实的需要。

总的来说，《文心雕龙》中，刘勰关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认识，是比较完整而系统并值得我们珍视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要依靠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形式必须有待于内容的确立才有意义。内容和形式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刘勰善于总结历史上诸家学说中的精华加以吸收，根据表达感情的需要，注重使用比兴、用典、对偶、声律以及练字、篇章结构的安排等修辞方法，使内容情志与文采融为一体，其“文质彬彬”的修辞理论在修辞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崇尚自然的思想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所肯定的理想的美文以自然之道为准则。刘勰始终强调为文贵乎自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以自然为宗来论述创作的，在《原道》篇中，刘勰指出，“形文”“声文”“人文”是自然形成的，用“自然之道”来反对晋宋以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在语言的运用上过于雕琢、片面追求辞藻的绮靡文风。所以，刘勰关于“自然之道”的论述，仍然是就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言的。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把崇尚自然之美作为刘勰“文质论”的第四个内容。

（一）万事万物都按“自然”之性而展示“文采”，是“自然之道”的体现

《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论述“原道”的“道”的含义的同时，指出文章之成盖自然耳：“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也，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这是此处“道”的含义。“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23]而此处“道”的含义，“道”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稽”“万物之所以成”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一般的或总的规律，是万物之“理”的总和，圣人得之以成文章。

刘勰认为，文章之成，本乎自然，天地人谓之三才，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心有所感，即有语言，语言组成文章，这是自然的道理。“文”与“道”的关系：“文”是文采，“文”是“道”的外现形态；“文”与“德”的关系，“文”是指文章，“德”是文章的功能和作用，“自然之道，是客观事物‘自身’的运动变化。也就是事物自身的规律”[24]。

万事万物都按其“自然”之性而展示“文采”，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原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自然界的动植万物如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皆本其自然而又呈现出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再如风吹林木，犹如吹竽鼔瑟，泉石激荡，和谐好像击磬敲钟。“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黄侃先生阐释为“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生，其雕琢过甚者，则寖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语”[25]。

文原于道与文以载道不同，刘勰将《原道》置于《文心雕龙》篇首，可见“自然之道”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提倡为“文”应该表现自然之理，文应具备自然美。刘勰的目的是针对当时盛行的绮靡浮艳的文风。

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申述的思想就是“为文贵于自然”，是讲要顺应自然规律，齐梁时，钟嵘《诗品序》提倡“自然英旨”论，他对讲究典故声律的时尚表示不满，以为有伤自然，他指责用典过多“文章殆同书抄”，批评过分追求声韵是“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刘勰反对雕琢和造作，但又不像钟嵘那样偏激，对不同的问题往往做出全面具体的分析，以“自然”论来反对雕琢和造作，刘勰尚自然，但要求顺应自然规律，强调掌握规律之必要。刘勰在典故和声律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像钟嵘那么简单。刘勰主张自然并非为文可随心所欲，而是重在符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文与质兼备。

（二）反对过分雕琢、盲目追求形式的文章，而推崇崇尚自然的作品，主张联辞结采应以自然为宗

刘勰认为，文学的创作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真实自然地流露。《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礼记·礼运》释七情：“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弗学而能。”人的七情受到外物的感应而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是自然的道理。

所以，在《文心雕龙》中，“从构思到作品体势的形成，从风格到作品的情与采的关系，从写作中的谋篇布局、材料的取舍到安章宅句，以及对偶、比兴、夸饰等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的运用、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等，也无一不贯穿着刘勰注重自然美的原则”[26]。

刘勰的自然之美的修辞学思想，可以说贯穿始终。《定势》：“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作品的语言或典雅、或艳逸、或浅显、或含蓄、或简约、或繁缛，是自然形成的。

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刘勰指出，对偶是自然形成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倾，自然成对。”刘勰举经书《尚书》《周易》，来说明骈俪之辞，自然成对，又称《诗经》《左传》《国语》中“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言其对偶之辞，绝非刻意成对，实为“率然对尔”。

《声律》篇中，刘勰认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人的声音高低不同是自然形成的，认为文章的“声律”本于人声，也应该是自然的。

《隐秀》：“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论“隐秀”，赞自然之美作品可谓不加雕琢妙手天成。

《诔碑》：“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称赞蔡邕的作品，情采相生，自然会妙。

清纪昀在评《文心雕龙·原道》时说，指出“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27]刘勰论文本着遵循华实相生、情采兼备的原则，“标自然以为宗”，在主张文章应该具有语言形式之美的同时，始终贯穿着自然为宗的修辞学思想，既避免了尚质纯功利的实用文风的束缚，也是对片面追求辞藻的齐梁浮艳文弊的抨击，是有必要继承的修辞学思想之一。

（本文获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参考文献

[1]本文为2009年宁夏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文心雕龙》的诗文艺术特征论”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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