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痛定犹思痛

——韦君宜《思痛录》阅读笔记

王岩森

1998年，韦君宜八十大寿之际，其十年前即已写完的《思痛录》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甫一问世，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好评，并被评为该年度席殊好书俱乐部“十大好书”第一名。邵燕祥“洗了征程洗脑筋，焚坑岁月劫余人，已经痛定犹思痛，曾是身危不顾身。大梦方醒缠重病，苍天无眼厄斯文，居然一世堪欣慰，赢得衰年史笔真”[1]的诗句，可以说是对韦君宜其人其书的最好评价。

一、“一二·九”人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出生于一个富足之家。1934年十七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学生”[2]：“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3]在哲学史课上，冯友兰给了95分的高分。父亲也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将来能送她到国外留学。按照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的普遍情形，韦君宜的人生道路应该是这样的：完成大学学业，留学欧美，做一名学者或工程师。韦君宜和家人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一场看似突如其来，实则蓄谋已久的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中学时即受到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中国读书人特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使得韦君宜们毫不犹豫地走出教室，走向社会，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4]自此走上了一条坚定的救亡之路，并进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走上了一条决绝的革命之路。这也正是那个年代多数爱国的知识青年的共同选择：“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专心搞政治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5]韦君宜即属于那“非常积极”的十分之一。这一选择的结果，是少了一个学者或工程师，却多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一个为民族解放和个人自由而矢志不渝、九死未悔的革命战士。

作为喝“五四”奶水长大的一代人，“一二·九”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个群体，就其精神资源而言，一方面，受到30年代救亡、革命浪潮的影响，自觉地投身革命事业，献身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追求民主自由，坚守人格独立。正如同是“一二·九”人的贾植芳所言：“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的思想、文化性格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形成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自觉地献身祖国的进步事业——救亡运动，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价值，这两条可以说是我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6]作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员，韦君宜有着“一二·九”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爱国，追求民主与自由。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反对封建主义专制，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成为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前者，使得他们热情，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富于牺牲精神；后者，使得他们坚执，具有坚定的人道立场，富于独立意识。这种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正是多数“一二·九”知识青年投身左翼，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党才会真心实意地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解放，只有共产党才会全心全意地领导中国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7] 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8]这里的“一切”，包括鲜血、生命，甚至泣血的灵魂！毋庸讳言，这种取向与追求，既有理智上的认同，亦不乏情感上的追求，特别是后者，为他们后来成为驯服工具埋下了伏笔。同样，这种对自由与真理的热切渴望与执着追求，也使得他们晚年的重新觉悟与反思成为可能！

二、“忠诚的老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9]，韦君宜的入党动机异常简单、朴素：“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0]，追求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实现人的价值。前者出于民族大义，后者则源于个人信仰。正是这种纯粹而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得她对党、对党的事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忠诚、忠贞：“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辉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1“1] 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我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民主与自由。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12]无疑，这是一种与宗教崇拜几无二致的信仰——纯粹、坚定、执着。正是因为党的主张、目标与个人的理想、追求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一致，献身党的事业也就是实现自我价值，因此，韦君宜们才会无怨无悔地坚定地投身革命事业，跟着党走，并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切。当然，事情或许还有另一面，这种简单、朴素的理想、信念固然可以使人立场坚定、勇于牺牲，但也容易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这就是因炽热的情感而遮蔽理性的思考，可能将对党的忠诚与对领袖个人的崇拜混为一谈，将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与对一切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行为的狂热混为一谈，并因之而走向盲目崇拜与迷信盲从：以领袖的意志为自我的意志，以集体的意志为个人的意志，成为没有了个性，人格，甚至灵魂的“工具”。同时，一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往往要求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尤其是当其成员的个人利益与组织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组织利益，甚至“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13]。在这种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的规训、约束，影响、熏陶之下，忍辱负重乃至牺牲个人，成为不少人的自觉选择。特别是“经过整风与抢救运动，许多共产党员怀着高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一生交给党安排，甚至将忍受屈辱视为考验党性的一大内容，将个人能否经受得住组织的怀疑和审查视为党员应有的‘修养’”[14]。韦君宜的丈夫，也是“忠诚的老共产党员”的杨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15]明显的，这种忠诚已经蜕变为一种无条件的、盲目的、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家奴式的忠诚。而这恰是韦君宜那一代革命者的真实写照！古代的忠臣忠于的是一家一姓之朝廷，是生杀予夺的帝王，而这恰恰是一代又一代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起而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与动力，仅此一点，亦可看出历史的荒谬。

正因为如此，韦君宜们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尽管有许多的不明白，不理解，想不通，想不到，觉得荒谬，可怕，冤枉，难过，伤心，痛苦，甚至也有过瞬间的怀疑“：许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亲眼见到的不合理，实在使人无法坦然。”[1“6] 八年来/对人说/这儿是我们的家/可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1“7] 我们如今成了外人/有辱骂/有冷眼/有绳索/有监狱……我追想这八年/这是什么世界/天翻到地/地变成天/这本是我们的家呀！”[1“8] 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19]但是，对党的赤胆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最终使得这瞬间的怀疑也烟消云散：“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作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因为打不掉也抹杀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20]后来者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情感和行为，以致作者的女儿读完上述诗句后，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顽强、这样地坚定、这样的不顾一切虽九死而犹未悔啊？你们让你们的后代怎样去评说这段历史啊？”[21]其实，其间的道理并不复杂，“虽九死而犹未悔”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中国文化最强调的便是一个“忠”字：忠诚、忠贞、忠心。只不过古今忠诚的对象略有差异而已：古代忠于的是君王、家国，现在忠于的是领袖、国家。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不少时候，这种忠诚蜕变而为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22]在这里，个人和组织和领袖的关系被理解、定义为建立在亲情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母子关系，由此而取代了现代组织、领袖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随之而来的，便是个人在组织和领袖面前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利。既然是母子关系，那么，母亲打儿子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母亲”打孩子，首先是因为“孩子”的“调皮”，责任在“孩子”而与“母亲”无关；即使是“母亲”打错了，也是为了教育“孩子”，其初衷（动机）是好的，是“母亲”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母亲”永远都是对的，而错的总是“孩子”。这一身份的转换，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自我的迷失和头脑的僵化：“我的头脑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23]而这种头脑、思想的“僵化”，意味着独立思考的丧失，独立思考的丧失，不仅会产生教条主义，更会产生个人崇拜。[24]这正是导致韦君宜们的悲剧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此后几代知识分子悲剧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政治运动

阅读《思痛录》，触目惊心的是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40年代延安时期的“抢救失足者”，50年代的镇压发革命、“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冯雪峰、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批判丁玲陈企霞、“大跃进”、反右倾，60年代的批判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以及60年代中期爆发直至70年代中后期结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是一部人斗人、人整人的历史。就此而言，《思痛录》既是个人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正职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伴随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的，往往是无休无止的折腾。尽管上述政治运动的背景不同、对象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极左思潮的泛滥与为害。而且仔细分析，这大大小小的运动之间有着明显的逻辑联系：40年代的“抢救失足者”，无论其动机、手段，还是其过程、结果，不仅被不折不扣地复制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而且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前一次政治运动往往是后一次运动的预演，打开了通往后一次运动之门，后一次运动则是前一次运动的深化和“升华”。对此，另一位“一二·九”人，同样经历过包括延安整风运动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并在这些运动中遭遇惨痛伤害的李锐，有着深切的感受：“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延续和发展。”[2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每一次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而每一次这样的“革命”，都会制造一批冤假错案，都要打击、整肃甚至诛杀一批所谓的“反革命”。之所以如此，是与我们长期以来盛行的“革命是正义的，光明的，杀反革命也是合理的、正义的、光明的，即使把不该杀的杀了，也不过犯一点小错误，是可以原谅，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出于‘革命义愤’”[26]逻辑是息息相关的。在这种逻辑影响之下，一些时候，原本只是改良、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手段的“革命”，不幸蜕变为整肃异己、打击异端的工具和手段，甚至上升为目的本身，革命因此而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吞噬了自己的儿女。对此，鲁迅曾有过极为清新而深刻的认识：“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7]

对于这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值得关注的除了其本身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各色人等，特别是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表现以及由这种表现所导致的命运悲剧。韦君宜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由于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着高度的自觉与自信，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有党替自己思考，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怀疑是多余的，一切只需听党的话。使得她面对种种政治运动时，尽管也有“想不通”“想不到”的时候，但从来没有过怀疑；不仅没有过怀疑，甚至某些时候“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28]：“抢救运动”，“特务”从成年人发展到中学生再发展到小学生，十二三岁的、九岁的，一直到发现六岁的“小特务”，她没有怀疑；“镇压反革命运动”，她忙着和被列为“反革命”的舅父划清界限，没有怀疑；“肃反运动”，丈夫的堂兄（也是共产党员，加入到戴笠情报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以“反革命”罪被捕，她没有怀疑，而且硬是分析、推理坐实了其罪名；批《武训传》、批胡风、批俞平伯、批冯雪峰，她没有怀疑，还派人侦察、亲自审讯，将自己编辑部一名青年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反右派斗争”，人和人之间到了需要“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她没有怀疑，还化名写批判文章，清算自己的同事、朋友黄秋耘。“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29]一直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她自己也终于无处逃遁，被打入另册，遭受了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打击与戕害。韦君宜们的经历，与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描述的情形极为相似：“（在德国）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韦君宜们自己的沉默客观上纵容了暴力、屠戮肆无忌惮地发生，从而酿成了自己的悲剧。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与不幸，我们多数时候的惯常做法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甚至是落井下石、损人利己，考虑到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对于普通人而言，保持沉默的态度与做法上有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之处，但是对作为社会的良心、良知的知识分子而言，保持沉默即意味着责任的缺位甚至是合谋犯罪。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30]这种集体的“失语”，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带来些许的保护与安全，反而使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与摧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四、挨整者/整人者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这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它传达出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生活于其间的“我们”（更主要的是“我”——个人）的无比深刻、沉痛的批判、反省：一方面，我们被我们的文明、父兄所吃，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受这种吃人的文明、父兄所熏染，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退化为动物，具有了食人的习性。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习性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被吃的同时又做着吃人的勾当，而且被吃者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只有畜类才会有的行为。这是一种大彻大悟，只有敢于直面自我灵魂的人，才能写出这种直指人心、穿越灵魂的文字。

《思痛录》中，韦君宜没有像许多回忆录、自传作者那样，反复诉说、控诉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何受到打击与迫害，而对自己在其中的另一重身份——整人者——只字不提，而是反复申说在从延安“抢救失足者”开始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的双重身份：既是挨整者/受害者，也是整人者/害人者。前者固然是悲剧，而后者又何尝不是悲剧——因为她要为此而承受心灵上、道德上的更大、更多的压力与谴责（尤其是自责——当然，这仅仅是对像韦君宜这样的有良知、有耻感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如此）。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共同悲剧呢？无休无止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运动，像一架巨大的绞肉机，将社会的一个个成员裹挟了进去，几乎无一幸免，唯一的区别，只是每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或为整人者，或为挨整者，或为既没整过人也没挨过整者，或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其实，除了政治运动始作俑者，既没整过人也没挨过整者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属于整人者、挨整者或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而且往往是上一次运动中的整人者，下一次又多沦为挨整者，可谓造化弄人！1955年，舒芜为了保全自己，不惜给自己的恩师兼朋友胡风罗织罪名，为整肃胡风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但在此后不久的“反右”运动中，他自己也被作为所谓右派而打倒。对此，舒芜晚年曾不无感慨地写道：“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31]其实，经历这种“改造路”的又何止一个舒芜！

那么，这种角色的反复转换又是如何完成的呢？首先是政治的高压使然。长期以来，对读书人一直不大放心，不够信任，甚至怀有深刻的偏见：“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其他战线一样，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对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32]人为地将读书人划为自己的对立面，基于这样的判断，对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改造的主要手段与方式，便是让读书人无休无止地自我检查、自我检讨，从灵魂深处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有关这种批判与否定的具体情形，作家萧乾的一段描述非常具有典型性：“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1942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根子。那时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文艺界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3]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萧乾一样，是怀着真诚地追求进步的愿望投入思想改造的。仅此一端，亦可看出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打击、迫害的政策是多么的荒谬！

其次是由于轻信与盲从。“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34]，没有了独立意志，甚至连独立人格也丧失殆尽，诚如一位有着韦君宜同样经历、命运的过来人所言：“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认为，这，才是忠于党。”“于是，等到接踵而至的又一个运动来了，我继续参与了‘整人’的‘恶行’。”[35]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且在受害的过程中，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越是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迫害，越是要证明自己的忠心与忠诚：就是要证明，自己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人，自己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自己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这一点，在那些知识分子出生的共产党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丁玲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与忠诚，断然拒绝了老友沈从文的求援，任凭其在迷乱与崩溃的边缘挣扎；陈企霞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与忠诚，不惜唾面自干，硬生生地将自己与丁玲的同事关系说成是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聂绀弩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与忠诚，在将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布后，在出差途中还写信给周扬，揭发胡风与国民党的关系……[36]

让我们记住鲁迅的无声的呐喊吧：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五、忏悔/反思

韦君宜的写作，源于一个善良而卑微的愿望：“要知道这些，这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我想这是应当写的。”[3“7] 我还是只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38]出自这一善良而卑微的愿望，韦君宜对自己以及那一代人自20世纪40年代“抢救失足者”运动始，到80年代“文革”结束不久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历程做了痛彻的反思、忏悔。

和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一样，既触及肉体、更触及灵魂的“文革”的到来，使得韦君宜们迅速由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社会的异类，由胜利者沦为阶下囚，“弯腰挂牌、开会游街”[39]，或者被送进“牛棚”，甚至被关入监狱。面对“文革”的灭顶之灾，在惶恐、痛楚、自卑自弃之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保全自己，而自保的最常见的选择先是上纲上线的相互揭发，以图洗清自己：“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4“0]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41]继而是唾面自干的自我批判，以图得以解脱：“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42]更令人惊悚的是，置起码的亲情于不顾，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43]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暴露无遗，可以说，“文革”的最大罪孽在于充分激活、激发了人性中的恶和黑暗面！诚如邵燕祥所言“：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调动起来，暴露出来。其实正是一次次整人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把事态一步步推向极致，‘文革’不过登峰造极罢了。高尔基说是‘唤起了’‘阴暗的感情’，太客气了。这种温和的指认，只适用于挨整的人和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而整人的一方，或虽也挨过整但处在整人地位和时段的人，他们在整人中所唤起的野蛮、残酷和恶毒，他们表现的伤天害理，灭绝人性，有时超过了同类不相残的兽类和兽性。”[44]

尽管在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韦君宜们也或多或少地遭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受到过一些冲击，但总体上来说所受的伤害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因此对他们思想、灵魂的冲击相对有限，还不足以引发他们的猛醒，更不足以引发他们的反思。然而随着“文革”的升级，批判愈演愈烈，暴力不断加剧，不仅触及肉体，而且触及灵魂，面对这巨大的伤害，韦君宜们开始对“文革”的正当性、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过问的吧？”[4“5] 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46]并由此开始了更为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反思，不仅反思“文革”，而且反思自4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革命本身。韦君宜的这种反思，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顾准对“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或说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追问。之所以说这种反思是痛苦的，是因为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自我的理性否定，特别是对自我灵魂和良心的控诉与拷问。它不仅需要有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勇气，更需要直面自我、正视灵魂的良知。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47]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能正视历史，从来就不敢直面现实，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经历与良心。当面对现实人生的种种苦难和悲剧时，中国知识分子们多的是逃避与控诉（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少有对自我灵魂与行为的控诉（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甚至是刻意地遮蔽、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他们（知青作家——引者注）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48]忏悔与反思不是为了获得宽宥，更不是为了回避、逃脱自己的责任，反思与忏悔只是为了承担一份对自己、对时代、对未来的责任，从而真正地为自己负责，为时代负责，为未来负责！

最后，我想借用一位当代思想者的话来作为本文的收束：“《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49]

这正是韦君宜写作《思痛录》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本文获2013年宁夏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参考文献

[1]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54.

[2][4][7][11]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4.

[3]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4～5.

[5]何兆武.上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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