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为何反常

王蒙的紧张、惊慌使我非常难过。他究竟做了什么，会怕成这样，他从来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初步安顿下来后，王蒙带我去了他在农村的“家”。他始终严格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他所在的巴彦岱红旗公社二大队离伊宁市只有4公里左右，坐40分钟长途汽车，下来再走一段路就到了。他住在第一生产队水利委员阿卜都拉合曼家里。拉合曼是位维吾尔族农民，个子矮矮的，留着漂亮的胡须，两眼炯炯有神。他的老伴，也就是王蒙的房东大娘，名叫赫里倩姆，瓜子脸，眉清目秀，穿一身玫瑰紫大方格的西式套装，一看就让人感觉到她年轻时一定相当漂亮。王蒙每日三餐喝她烧的奶茶，吃她煮的曲曲（馄饨），泡她打的馕。她总是挑起大拇指夸奖王蒙，说他白天帮他们收割、扬场、放牛，晚间盘腿坐在毡子上给他们讲故事、谈科学、说笑话。

“真是人民的好干部，我们都喜欢他，他是我们的老王。”她还一再对我说：“他每天都惦记你，说你一定能来，连我们都等急了。”

他们有一个养子，十三四岁，名叫阿卜都克里木。这孩子原是汉族人，叫高周安，自幼父母双亡，跟着舅舅过日子，连温饱都得不到。舅舅心情烦躁，时常酗酒。每次喝醉了酒，便无故地打他。他实在受不了，从家里逃了出来。不到10岁的他，沿着铁路线无目的地走啊走啊，饿急了就向住在帐篷里施工的工人们要口饭吃。后来他来到兰州，被孤儿院收留。三年困难时期，孤儿院迁至新疆伊犁，小周安又同几个内地逃荒人员结伴，从伊宁跑到巴彦岱。好心肠的阿卜都拉合曼夫妇身边无子女，便按穆斯林的礼法，举行隆重的割礼仪式，收养了这个可怜的汉族孩子。阿卜都克里木维语学得很快，和维吾尔族男孩子们在一起，完全没有两样。所以，拉合曼家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民族团结气氛，让人感到分外亲切。

阿卜都克里木常常向王蒙说起他的童年。他还依稀记得他有一个姐姐，小名小玲子。他非常希望“王蒙哥”能帮助他找到姐姐。

“你的家乡是哪里呢？”王蒙问。

“河南。”

“河南什么地方？”

“不知道。”

这可难坏了王蒙。他一次又一次找阿卜都克里木谈心，竭力启发他的记忆，简直像如今电视剧里医生医治失忆病人的场面。

忽然一天，阿卜都克里木含着泪回忆起一首民谣，那是他幼时听人念叨过的。它叙述了一条河。王蒙抓住这唯一的线索，从地图上找到了这条河，并以“高周安”的名义给沿河几个省、市、县的革委会发了寻人信（很可惜，那首民谣和那条河的名字我们现在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两个多月后，奇迹发生了。高周安的姐姐居然找到了！

原来，高周安连自己的姓也没有说对。他不姓高，是郜，原籍是河南省固始县。他的姐姐也不叫小玲子，而是小浏子。姐弟二人很快取得联系，相互寄了照片，写信诉说了别后的情况。但当时，农村生活还相当艰难，郜周安尽管这样戏剧性地找到了亲人，但千里迢迢，始终没能回乡去探望。

赫里倩姆年轻时先嫁给一个名叫乌斯曼的人，先后生过3个孩子，都夭折了，便抱养了一个女儿，名叫萨蒂姑丽。后来乌斯曼去世，赫里倩姆经人介绍嫁给了阿卜都拉合曼。现在，她把乌斯曼留下的正房让给萨蒂姑丽和丈夫阿穆特哈吉住，她与拉合曼老两口住在旁边小院里。我和王蒙的到来吸引了拉合曼家所有的亲戚，萨蒂姑丽夫妇带着五个孩子来看望。他们的长女名叫拉依赫曼，只有七八岁，却很能干，王蒙说她是他的维语老师，在她的帮助下，王蒙已经能用维吾尔语作简单的对话了。

王蒙用维语问了拉依赫曼一句话，并向我解释说：“我问的是‘您的家庭成分是什么？’这是维语课本上的一句话。”只见拉依赫曼严肃地、一字一字地回答了一句维语，意思是“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她说话时张大了嘴，正面对着王蒙，示意让王蒙注意她的口型，那神情俨然是个称职的小老师。

他们的小院子里，处处是果木，院门也不大上锁，别有一番情趣。王蒙后来在他的作品《虚掩的土屋小院》中，对此有详细的描写。

我们大家围坐在一个小炕桌旁，赫里倩姆为每人端上一大盘拉面，那面条长得让你用筷子挑不到头。席上说说笑笑，特别快乐，我感到像是作了一次极好的旅游，又好像我们在遥远的疆域拥有了一座别墅。

然而，就在这高高兴兴的时刻，身边再次出现了阴影。

阿穆特哈吉匆匆走来告诉王蒙：“你在伊犁州的朋友找你来了。”

伊犁州的朋友？王蒙大惑不解。这时进来一位少数民族同志，经介绍才知道他是伊犁州一个局的干部，哈萨克族。王蒙初到伊犁时，住在伊犁饭店，与一位乌鲁木齐来的客人同屋。一天晚上，这位哈萨克族朋友来找那位乌鲁木齐来的客人，便与王蒙攀谈起来，谈得很投机。从谈话中他得知王蒙马上要去巴彦岱，他说他会来看王蒙，没想到时隔半年，他真的找来了。这位哈萨克族朋友汉语说得极好，发音准确，四声分明，语法也很完整，显然是受过专门培训的，与本地的“土汉语”完全不同。他看上去很精干，彬彬有礼，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但王蒙的神情十分尴尬，说话支支吾吾，嘴里像含着茄子。他这样突然反常，使我觉得很奇怪。那位哈萨克族朋友似乎觉察出什么，借口还要去看亲戚，匆匆告辞了。

回到伊宁王蒙告诉我，原来他听别人说，那位哈萨克族朋友属于“思想有问题”的什么什么“分子”，正在机关接受监督劳动。王蒙生怕人们把他这个当过“分子”的人与另一个不相干的“分子”联系起来，看作“阶段斗争的新动向”，所以一提此事就紧张得脸色都变了。

他惶惶不安地问我：“你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真怕他再来。”

王蒙的紧张、惊慌使我非常难过。他究竟做了什么，会怕成这个样子！他从来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