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王难裁张仪舌 国士须知陈轸心

如果，谁回顾赵国时，是一副感叹赵燕慷慨悲歌的情调，或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抒怀，谁就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从一开始就放射出了同情弱者的偏颇心态。如果从站在中立的角度看，赵国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还是晋国世卿时，赵氏先祖就有“简襄之烈”，晋阳两度被围。赵简子与赵氏小宗邯郸氏的一场争斗，引发了持续八年的六卿之乱；赵襄子是“三晋灭智”中的主角，得胜后把“智伯”荀瑶的脑袋砍下来，用头盖骨做成首爵。赵国以军国路线立国，尚武好战是国家传统，杀绝晋国公族这种事，更能看出赵君的心狠手辣。若是比野心，赵君和秦君不相上下；若是比心黑，秦君还稍屈下风，基本上到秦惠王和秦昭襄王时期，秦君的厚黑程度才超越赵君。

但是，赵君心黑有余，心计不足；野心不输秦国，国力不如秦国。前文中已多次交代，从赵烈侯立国，赵国就渴望南下争夺中原，被魏、齐两国阻挡在漳水之北，过不了黄河。赵国与魏国，一向亲疏间或，龉龃不忿。

在武灵王赵雍之前，赵国也是墙头草一样的表现，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不定，孰敌孰友搞不清楚，对外关系更是一团糟，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国家战略规划。当时，赵国留给其他诸侯国的印象，比齐湣王好不了多少。公元前326年，赵肃侯身死，除韩国外的其他五国都不怀好意地派兵来邯郸“吊丧”，打算趁机把赵国大卸五块，可见赵国国际处境之险恶。

赵雍继位后，一改赵国重南轻北的战略格局，转为向北拓展，外部局面开始扭转。今天世人评述武灵王赵雍，立即就和“胡服骑射”挂上钩。但要注意一些细节：早在春秋时期，当时还是晋国世卿大夫的赵盾（经典名剧《赵氏孤儿》中的历史人物原型），就是随晋文公重耳一起流亡的赵衰娶狄女所生；几代人之后，开创“简襄之烈”的赵襄子也是由翟女所生。赵氏宗主和北方胡族曾密切交往长达两个世纪以上，然而到了赵雍时才推行此策，他的老祖先怎么就没想到？赵雍在位前后三十年，正式推行胡服令已经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他在干嘛？

这些问题表明，在武灵王十九年，赵雍可能受到过强烈的刺激，使其政治立场和施政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他驾驭下的赵国国家战略规划，也以此时间点为准，发生了转型。

赵雍统治赵国的前半阶段，对内对外都没有拿得出手的作为，整体表现就像他名字的发音——“庸”。大致在武灵王十五年和二十七年前后，两个说客先后来到邯郸，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分别对赵雍说了些内容有天壤之别的言辞。赵雍听了他们的话如同醍醐灌顶，突然开窍了。

这两个口舌之士都是当时天下闻名的纵横家，一位叫张仪，另一位叫陈轸。

纵横家大多是没有坚定政治立场的机会主义分子，谁重用就给谁出谋划策，“给奶就是娘”是他们的处世原则。张仪一开始也没立志要帮秦国搞连横，他在魏国不受重视，在楚国还被当成偷和氏璧的贼，差点被打死，失望中去了秦国，却得到秦惠王的欣赏，终于找到施展平台，从此成了连横家。陈轸更是如此，合纵连横他都参与过，不幸的是，他一辈子没遇到识才的明主，没找到政治靠山。

赵武灵王十五年，已经是秦国勋臣的张仪，进行了自己人生落幕前最后一次游说关东列国的行动。《史记·张仪列传》记录下了这次对话的内容。在赵都邯郸，张仪一张嘴便开门见山地说：“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人语言之多诡、内涵之复杂的言论，从措辞口气上看是极其谦恭的柔肠剑，从内容组织上看是剜肉见血的剔骨刀，合起来就是对赵雍的一顿“捧杀”：

“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以当时赵国的国力和影响力，根本不至于让秦国怕到十五年不出函谷关的地步，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秦国主要经略南方的巴蜀和东南的楚国，行军路线是穿越秦岭，延丹江、汉江向东南直下或出武关，用不着出函谷关进犯三晋。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这些事本是秦惠王已经做了的和准备做的，现在全都刻意和赵武灵王扯上关系。把分明不属于这个人的成就，故意扯到这个人身上，而且结合上下文，言辞又那么乖张，夹枪带棒，其实是在挖苦、寒碜武灵王，向他示威。

而后，张仪话锋一转，开始用最直接的语言对赵国进行武力讹诈：“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秦军准备打赵国了，我现在把秦军计划的行军路线都提前告诉您，到时您可不要怪我张某人，别说勿谓言之不预。

再看张仪使用的称谓——“敝邑秦王使使臣”——在别人面前表示谦逊客气时，才使用鄙、敝、卑、愚、不才等谦词，他明确表示自己是秦国使臣，是为秦惠王说话办事的。

邯郸，是张仪这次周游关东列国的倒数第二站。他此行对列国国君说话，都是这么一副既风雅客套又嚣张跋扈的口气。四百年后，有个更著名的人说了风格相似的言论：“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由此可以大见小，平时人们都会和别人发生矛盾，难免言辞相讥，凡是装横犯混撒泼打滚只会虚张声势的，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外强中干之辈，不用太在乎；说话特客气，用辞还很隐晦的，可得倍加小心了。

张仪敢有此言行，关东诸国君还听他的话，和当时天下形势有关。这年是公元前311年，天下尚处在秦、齐、楚、魏、赵五强并存的格局，也是“合纵”策略最低沉的时期。公元前324年，秦惠王称王（秦君身份本为“公”），负有盛名的魏国国相公孙衍（犀首）与秦对抗，在次年也发起五国相王运动。至公元前318年，公孙衍更是发起以魏国为主导的第一次关东联军合纵讨秦战争。联军伊始就充满矛盾，虽名为五国，但燕、楚并未出兵，只有三晋参与。初期，形势一片大好，公孙衍还联络到位于河套的游牧民族义渠从秦国背后配合骚扰，但因内部矛盾，联军最后还是在函谷关战败，“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史记·赵世家》）。秦国随机对三晋进行报复性反攻，齐国也趁火打劫进攻赵国。公元前316—前312年，秦国反攻义渠，南下吞蜀，击败楚国占领汉中，气势极端强横。合纵策略陷入瓦解，三晋和楚国都灰头土脸，当初开战的盘算着怎么与秦国讲和，观战的盘算着怎么与秦国提升关系，于是就有了公元前311年张仪收效颇大的东方之行。

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具体到赵国国内环境，张仪的话还触及一个让赵国很难堪的软肋。对战国历史有兴趣的爱好者们，可以历数下赵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和名人，无非是胡服骑射、完璧归赵，阏与之战、长平之战、邯郸之战，赵雍、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这些事和人都有一个时间上的共同点：集中出现在公元前307年后战国晚期的八十余年里，而在公元前307年之前到三家分晋的近百年时间里，赵国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呢？在不查阅历史书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只会想起杀绝晋国公族和著名典故“围魏救赵”——从成语的字面上看，赵国属于那个挨打盼援的。这就反映了赵国前期历史的一个事实：赵雍以前的历代君王，虽不乏尚武勇烈之辈，但南进中原战略却始终没有突破，在列国中的影响力不大，是个二流国家。

张仪向赵武灵王说这些话之前，秦国已在开疆扩土方面颇有收效，国家战略形势大为改观。其中，吞并上郡征服巴蜀让楚怀王蒙羞等事件，还是张仪的功绩。别看张仪只是秦国的臣僚，取得的功绩却远超过赵国国君；别嫌张仪说话猖狂，人家毕竟有猖狂的资本，不是吹牛。反倒是当听众的赵雍，虽贵为君侯，此刻却是窘态毕露，尴尬万分啊。

张仪用一通颠倒黑白的言辞蛊惑赵雍，让赵雍口头应允了连横的劝言，表示会对秦国“割地谢前过，以事秦”。赵雍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却不一样。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能自我反省的君主。张仪的话提醒或者说刺激了他，使他知耻而后勇，产生了带领赵国争霸天下的雄心。史籍中没有直接文字记录他内心的考量，但能通过他随后的行动加以验证。

三年后，即赵武灵王十八年，秦武王在东周雒邑“绝膑而死”，赵雍把在燕国做人质的秦惠文王之子赵则从燕国迎回秦国，试图染指秦国的政权继承人问题。此举只取得有限的收效：不到20岁的赵则成为秦昭襄王，秦将武遂之地归还韩国，甘茂出奔齐国，公子壮发动叛乱被迅速镇压，以赵则生母宣太后、魏冉为代表的太后外戚一系势力开始膨胀。

赵武灵王十九年正月，赵雍正式颁布胡服令。他向重臣肥义和公子赵成解释了推行胡服令的原委：“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请留意这些话，赵雍提到的赵国周边的这些势力，主要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燕国，始终未出现与赵国有百年恩怨的魏国。

“胡服骑射”只是对赵雍若干改革中有关军事和日常服饰部分的浅显总结，远不能概括他的政治作为。这四个字涵盖的是赵国国家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赵雍一改祖先偏重向南发展的传统，改为经略北方，同时向魏国示好，尝试重建团结三晋的政治军事同盟，试图再次组织以赵国或赵、魏两国主导的合纵联盟，对付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赵国国家战略规划转变，是先决；立胡服令推行具体的政策，是实施；联络三胡、吞并中山，是成果。

“胡服骑射”的学习对象是三胡（东胡、楼烦、林胡），作为国策，只有在赵、秦、燕这三个与北方胡族为邻的国家中才有推行的条件。这三国早就有与北方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宣太后给义渠王生了两个孩子，不就是秦国贵族和北地游牧民族交流的典型么……当然，秦国的选择余地大，没必要推行此策。赵和燕都推行此策，过程和方式有差异。起家晋阳的赵国因位置靠近三胡，和胡人的融合最广泛，加之赵国重臣肥义、楼缓都是胡族出身，因故，推行胡服在赵国的成果最有代表性。

凡是有利必有弊。赵雍改革的好处是扩大国土，提升军力，与魏国的关系大为缓和；坏处是灭了中山，联络三胡，与齐、燕两国的分歧就变大了。齐国和中山的关系比较近，把中山视为夹在赵、燕之间的磐石，认为有了这块石头在那里硌着，赵、燕都不舒服。现在中山被灭，夹在齐、赵、燕三国之间的缓冲区就不存在了。

仅是向北经略和推行胡服还不够，赵雍还需要在别的地方继续开拓。新机会竟在他晚年出现了：秦国和楚国发生战争，前面提到的那个叫陈轸的纵横家从楚国远道而来，面见赵雍。陈轸的口才和“大局观”，比张仪、苏厉之辈不差，一番雄辞让赵雍大彻大悟。

陈轸来邯郸面见赵雍的时间，大致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说“大致”，是因为这件事没有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而是记录在西汉史学家刘向整理的《战国策》里。不同于纪传体《史记》和编年体《资治通鉴》，《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以国家为辑录分类，将历史事件做独立陈述，着力描述纵横家们的言行，重点交待事件的发生过程和人物之间的谈话内容，但不重视事件的起因和发生时间。而且，《战国策》也不是刘向编撰的，而是他收集前人的文献资料整理而成的。这两个特征，使《战国策》不具有清晰的时间轴，里面都是一些散碎孤立的小故事，还经常有后一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比前一个故事要早的现象。《战国策》读起来的感觉也不像史书，倒是很像寓言故事集。读者读《战国策》，体会到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宏大磅礴，而是人心叵测和尔虞我诈，若是打算考据《战国策》中某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与来龙去脉的话，需要与《史记》摆在一起对应比较才可以。

陈轸对赵雍说的话里有这些内容：“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楚王闻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祸不离楚也，便于三晋。”这个“楚王”，是指楚怀王；“楚王入秦”，是指秦昭襄王诓骗楚怀王在武关会面，刚愎的楚王不听直臣屈原的苦苦劝谏，执意前往，被秦国扣押。《史记·楚世家》记载此事发生在楚怀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99年。

陈轸与赵武灵王之间的对话肯定发生在楚怀王入秦前夕，因为陈轸这些话是对楚怀王会采取什么行动提前做的预估：怀王不入秦，赵国该怎么办；怀王入秦被扣押了，赵国又该怎么办。他对事态的未来走势分析出两种结果，供赵雍参考，并再次对赵雍强调“三晋相亲相坚”的主张，请求赵雍在这个敏感时期要继续深化与魏、韩两国的亲密关系，并强烈要求向韩、魏两国与秦国接壤的西部边境派出赵军精锐部队，对秦国进行武力威慑。

相比于苏厉的巧舌如簧和张仪的危言耸听，陈轸的话实在多了，基本处在赵国的角度，替赵雍着想。这是因为此时的陈轸已经如同落魄的丧家之犬，他的学识和口才丝毫不输张仪，却是战国那些纵横家和谋略家中，最怀才不遇的悲剧人物。陈轸曾和张仪一同前往秦国，被张仪排挤后，只好出走楚国。楚怀王又是一个扶不上墙的庸主，让他的才干无施展之地。眼看着楚国在秦国打击下连遭战败和外交羞辱，陈轸在失望和落魄中被迫出走，来到邯郸。

赵雍立即采纳了陈轸的建议，派出赵军驻守韩、魏西部边境，制造出赵国将提供武力保障的迹象，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陈轸的话还提醒了赵雍：在三晋之外，还有一个可以争取过来的联盟对象——楚国。赵、楚两国，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中间被齐、魏隔开，既无领土纷争又鲜有历史恩怨，有可以“远交”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且，此时的楚国正被秦国打得屁滚尿流，简直是赵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赵武灵王综合了张仪和陈轸的话，祛其糟虚取其精实，为赵国制定了新的国家战略——“团结三晋，结连楚国”，加重赵国在关东六国中的分量，提升国际地位与国家影响力。北赵、南楚、中韩魏——打造一个纵贯南北、隔绝东西的国家联盟，在西方对抗秦国，在东方压制齐国和燕国。

赵雍及其以后的历代赵君，主要围绕以此策为中心的国策左右摇摆，引导赵国走上短暂的一时兴盛，直到最后亡国。赵国成也因此策，亡也因此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