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金崛起，只玩真的不忽悠
日渐衰落的明朝已经无力约束辽东的出水蛟龙。一统辽东之后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掀起以取代明廷、入主中原为目的的刀光剑影。萨尔浒，沈辽广宁，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让明军陷入万劫不复。直到袁崇焕横空出世，后金势不可当的铁骑方才为之一滞。
上马征战忙，下马改革新
方从哲手里拿着辽东巡抚李维翰五百里加急送来的呈文，长吁短叹。朝野里派别林立，党争激烈，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万历皇帝又从不视朝。朝政紊乱、官僚腐朽、百姓疾苦、边患危机……所有的事都压到了他这个内阁首辅的身上。如今，辽东再告危急，他又能怎么办？
“如果李成梁还健在就好了。”方从哲暗暗地想。
可惜的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3岁高龄的李成梁撒手归西，留给大明王朝的是一个处处隐患的辽东。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再次被朝廷起用镇守辽东，他这一次的走马上任，更多的是采用如开市等怀柔政策来缓解辽东的局势，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辽东守军成为了封建将领的私军，“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明史·李成梁传》）。这种状态怎么能镇守住辽东？更何况，辽东守军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统一起来的满洲。
辽东的局势点燃了朝中的燃眉之火，群臣纷纷谏言为辽东地区拨发军饷。本来辽东地区还是很富庶的，但守将中饱私囊，致使守军纷纷逃亡，已无力应对辽东局势。方从哲上书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
然而，直到万历四十四年十月，万历皇帝才从太后的手里拿了30万两白银充当辽东军饷，不够的，让户部和兵部商议想办法筹措。当时大明王朝之腐朽，可见一斑。
区区30万两，而且又拖了大半年之久，对于辽东守军又有何意义？辽东边患由来已久，明朝诸臣之所以此时才想起为军士讨要军饷，实质上是那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政权。
丙辰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申日，国中诸贝勒、大臣及众人会议曰：“我国中从无立汗，其苦殊深，天乃生汗以安国人也！汗既天生，以恩抚贫困之国人，豢养贤达者，即应称上尊号。”议定后，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有八大臣持书自八旗出跪于前，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立于汗右侧之阿敦侍卫及立于汗左侧之巴克什额尔德尼，各自出迎，接八大臣贵呈之书，放置于汗前御案。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汗前方，宣书咏诵“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宣罢后诸贝勒、大臣起，继之，各处之人皆起。于是，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叩毕回位后，八旗诸贝勒、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三叩首。
——后金·《满文老档》第二函·第五册
上文中的“汗”即是努尔哈赤。这段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史事在《满文老档》中记载得较为详细。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鄂尔泰进一步补充道：“颂为列国沾恩明皇帝，建元天命。”国号大金。由是，大金政权正式建立，为了与宋朝时期的完颜氏的金国政权相区分，后世将之称为“后金”，都城定于努尔哈赤起家时的大本营赫图阿拉。
后金政权的建立，意味着辽东地区从此彻底摆脱了明王朝的统治，正式与朱明王朝分庭抗礼，迈出了改朝换代的重要一步。
自万历十一年起兵至万历四十四年建国，再到万历四十五年完成满洲的统一，34年的时间里，满洲部落从一盘散沙凝聚成了一块铁板。散沙凝聚成铁板需要经过锻造，努尔哈赤在用金戈铁马打造后金政权的同时，也通过运用各种改革、创新手段，将女真人真正地统一起来。其中，为后世之人所称道，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200多年历史的，便是创建八旗制度与发明满文。
“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把聚集的众多国人，都平均划一，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一牛录设厄真一人。牛录厄真以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塔旦。”这是《满文老档》太祖卷第一函第四册记载的关于八旗制度的雏形——女真传统牛录制。后来，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将牛录组编为四个“固山”，即“旗”，创建了后金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
与此前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元不同，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直接接纳了汉族制度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骨子里却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直接从氏族部落制度跃至封建制度。而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是“满洲八旗”，通过八旗这个纽带，他把原来分散的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八旗制度反映了女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当时农业已经成为女真的主要生产部门，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工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易的频繁，使得满洲民殷国富。八旗兵丁为各部平民，八旗拥有耕地、牲畜或蓄奴数人，负担兵役力役。
八旗中最具特征的是兵民合一制度，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为兵，每个八旗平民都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敛丁披甲的比例不一，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牛录一百甲，有时一牛录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八旗军队纪律严格、组织严密，当时传言女真人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努尔哈赤八旗军队开始有六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万人，更是天下无敌了。在这支军队面前，无论是形同朽木的明军，还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都仿若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后金、清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猎结合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满足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一方面便于对民众进行统领；另一方面兼顾生产，为战争备足良好的物质与经济基础，恰恰适合了不断扩张的后金政权的战争需要。
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始终以诸贝勒大臣会议为辅助，这既是女真氏族社会民主制的残余，也是努尔哈赤在频繁征战中集思广益而后决策所必需。原则上，八旗的每个旗主互不统属，看似独立，因此有所谓的“八王共治”之说。实际上，这些都是努尔哈赤为各旗主画的一个满足他们参政需求的“大饼”而已。作为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和此后即位的皇太极一直都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始终将大权握在手中。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才是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前提。
所以，在握有后金实权的诸贝勒大臣会议中，议政大权始终集中在努尔哈赤家族手中，并日益向最高权力者聚拢。比如后金建立前的与努尔哈赤有着生死之交的“五大臣”，其后四位年长子侄组成的“四大贝勒”，努尔哈赤家族将后金大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八旗制度提高了满洲人的战斗力，成就了八旗劲旅的功绩，而将这些功绩记载并流传下去则有赖于努尔哈赤的另一项伟创：创制满文。
经过几个世纪的颠沛，女真文已残缺不全，发布政令要么用蒙古文、要么用汉语“代言”，使得政令传达诸多不便，努尔哈赤便决定创制满文，并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位大臣用蒙古文字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作为满族统一的文字。有了文字，满族历史才能得以记载，人文社会的资料才能记录下来。此外，满文后来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是满族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一件大事。
统一女真部落、统一东北地区、制定满族文字、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努尔哈赤用了34年的时间完成了崛起，完成了向朱明王朝宣战的准备。
七恨告天，师出有名
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十六日清晨，晨曦欲吐，红日未升，一轮圆月仍悬于西天。
有青黄二色气，直贯月中。此光约宽二尺，月之上约长三丈，月之下约丈余。帝（指努尔哈赤）见之谓诸王臣曰：“汝等勿疑，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
——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由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对于后世康雍乾年间所修订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更早，所以一向被史学界尊为最具权威性的对努尔哈赤生平的记述。不过从前文这一段文字来看，却颇有些传奇色彩。当然，这很好解释：日月同辉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在某些特定的大气环境下，日月同辉确实可能会导致月中“青黄二色气”的自然景观，这不过是太阳光的折射罢了。而努尔哈赤正可借题发挥，表述自己征讨朱明王朝的决心，且以天命之由来堵住反对者的嘴。
努尔哈赤觊觎大明江山由来已久。早在其祖、父为辽军“误杀”之后，便心怀复仇之意，不过其时能力有限，也无法公开与明王朝决裂，只能在辽东地区祭起战旗，一步步地统一辽东，壮大实力。如今，整个满洲已经纳入爱新觉罗氏的麾下，而朱明王朝那边却已是夕阳落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向明王朝纳贡称臣呢？
“朕与大明国成衅，有七大恼恨，此外小忿难枚举矣。今欲征大明。”这是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1618年）二月提出来的，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七大恨”。他要讨伐大明。
是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正式以“七大恨”告天：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族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辱，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清·鄂尔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与任何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一样，每位征讨者都是搜罗罪状、寻找借口的高手。“七大恨”中，除去“杀我父祖”的血海深仇外，努尔哈赤又把“叶赫老女”这件过时的政治工具搬了出来，将“援助叶赫，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列为七大恨之一。
努尔哈赤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向明朝宣战，是因为此时的辽东内外形势都对其有利。
明军方面的抗倭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有极大的损耗；多次与叶赫部落作战的辽东守军是抗倭援朝战争中的主力部队，战争结束后的实力更是锐减。
外部军事实力已经如此堪忧，朝廷内部却腐败到了骨子里：封建官僚把军队粮饷纳入私囊，使得军队的装备陈旧不堪，军需严重匮乏，吃不饱肚子的士兵只能纷纷逃离军队，号称10万大军的辽东守军，实际人数不过三四万而已。就是这些人，军队长官也无心对其进行操练，军营之中本应终日不歇的金鼓之声，在辽东大营却几乎不闻，就算是有偶尔的训练，士卒们也打不起精神来，致使军队毫无士气可言。自李成梁卸任之后，辽军的军械从未被修缮过，刀枪剑戟，锈迹斑斑，遇到女真部落的挑衅，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了退缩让避，不敢正面迎击。这样的军队哪有战斗力可言？
在军力部署上，仅三四万人的军队，还分散在北起开原、南至鸭绿江口，以及辽东、辽西的120多处据点中，这就给对手留下了各个击破的余地。
当时除了后金政权和明王朝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第三方势力，那就是蒙古。此时，喀尔喀蒙古部落已经跟后金有了联姻的关系，科尔沁蒙古部落也已跟后金政权结盟，位于漠南的察哈尔部希望借明朝的力量统一漠南蒙古而跟明王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明王朝也企图把察哈尔部当做遏制后金发展的屏障。这样，蒙古方面就剩下察哈尔部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威胁。
还有一方力量不可轻视，那就是与中国只有一江之隔的朝鲜。明代之时，日本正值战国时期，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大举侵略朝鲜，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明朝出兵援助，双方形成了军事同盟关系。此时倭寇之乱未解，朝鲜仍需要来自明军方面的支援，因此对于后金政权，朝鲜方面也相应地采用了敌对政策。努尔哈赤曾一度想要与朝鲜结盟，但朝鲜国王光海君怕开罪明朝，只得暗中与后金往来。努尔哈赤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断然打消了与朝鲜结盟的念头，不过饱受侵略之苦的朝鲜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成为后金的威胁，不足为患。
天时、地利、人和，天赐之良机岂可被蓄意已久的努尔哈赤所错过？后金与大明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一场改天换地的大战即将打响。
后金与明朝的正面交锋
范文程是清朝历史上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据民国相关书籍中的记载，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之后的第二天，范文程毛遂自荐，受到清太祖的赏识。范文程被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十大谋士之一，其曾祖父乃明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范，后因得罪权臣严嵩而离任，后被贬为平民，直至隆庆年间才复官；其后，范文程的祖、父都没有达到其曾祖父的高度，到了范文程这代，虽学富五车，却无法攀上政府的高枝。是故，便与其兄长一同投奔了后金政权。
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下定决心向明朝开战，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抚顺城。自李成梁镇守辽东以后，抚顺城便是女真人同大明王朝进行粮食、牲畜等货物贸易的地方，无论是对后金政权还是对大明王朝来说，都极具战略意义。但抚顺城在李成梁的多年经营下极为坚固，易守难攻，是雄踞在后金军面前的一条拦路虎。
面对固若金汤的城池，努尔哈赤并没有与之硬碰硬，而是先用五千兵马佯攻马根单（今辽宁省抚顺市境内），将明军的注意力予以分散；随后主力部队的1.5万人对抚顺发动了突然袭击。
但抚顺城毕竟不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努尔哈赤也不想让自己的首战胜利以重大伤亡作为代价。正在这时，范文程毛遂自荐地站了出来，称自己有办法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他挥笔写下一封书信，差使者送入抚顺城内。
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于汝民矣。勿谓我恫喝，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愤，违我言而偾事也！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李永芳传》
收到范文程劝降书的李永芳踟蹰了半天，一时拿不定是战是降的主意。而努尔哈赤那边却没有坐等。后金先遣队假扮成商人混进了城中，诱使城内的商人和军民出城交易，趁城门大开之时，八旗主力突然攻入城内。李永芳别无选择，宣布向后金投降。抚顺城被顺利地攻克。
同日，佯攻马根单的兵马也化虚为实，连克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县东州村）、马根单等城寨。
四月二十一日，明辽东总兵张承胤在辽东巡抚李国翰的命令下急率万人大军分三路追击后金军，结果在努尔哈赤之子代善和皇太极的围攻之下大败而归，50多员将领阵亡。
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的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后金军的士气。后金乘胜追击，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便连下花豹冲堡（今辽宁省铁岭崔阵堡区花豹冲村）、抚安堡（今辽宁铁岭东南）、三岔、鸦鹘关（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南）、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清河城）等地。
九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会安堡（今辽宁省抚顺市会元乡），大肆屠杀，抚顺关的300屯民惨死在屠刀之下，努尔哈赤留下了一个活口，将他的双耳割掉，修书一封，要他送往朝廷，信中说道：“若以我为逆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搦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了此事。尔大国乃行窃盗，袭杀吾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这封信同抚顺、清河等500多个据点相继沦陷的消息一并传到京师之后，明帝国朝野震惊。久已不视朝的万历皇帝惊呼“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当下便采纳山海关主事邹之易等人的建议，出兵讨伐努尔哈赤。
军力荒芜多年的辽东守军自然无法承担起反击的重任，万历皇帝开始紧急启用旧将：兵部左侍郎杨镐任反击后金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右佥都御史周永春为辽东巡抚；原山海关总兵杜松为出关总兵官；已经告老还乡的原四川总兵刘
也重新应调，披挂上阵。
征讨后金，明军共出动了包括8.8万辽东各路兵马和1.3万朝鲜援兵在内的11万大军；朝廷拨款100万两白银作为军饷，同时加收被称之为“辽饷”的田赋200多万两（此举使得万历四十七年徒增赋税520万两，也为后来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另外还从山西和陕西借调了300门大型火炮运往辽东前线。做足了紧急而又充分的战争准备。
在兵力部署上，明军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大明令总兵杜松榆林人、王宣保定总兵榆林人、赵梦麟陕西人、刘
江西人、李如柏辽东总兵铁岭人、马林宣府人、贺世贤榆林人、副将麻岩大同人、监军广宁分巡道张铨大名府人、海盖道康应乾河南人、辽阳分守道阎鸣泰保定人、开原道潘宗颜宣府人，文武臣等统兵二十万，期灭满洲，诸臣承命起兵至辽阳。经略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实际上只有11万），遣满洲人一名，系取抚顺时叛投者，于二十四日赍书至，言大兵征取满洲，领兵将帅及监军文臣齐至，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时，分路前进。
后大兵果会于沈阳，分为四路，约三月初一日齐出边境，合兵攻取满洲都城，约定，遂起大兵进发。乃分左侧中路；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监军道张铨，领兵六万，顺浑河出抚顺关。右侧中路：总兵李如柏、贺世贤、监军道阎鸣泰，领兵六万，往清河出鸦鹘关。左侧北路：总兵马林、副将麻岩、监军道潘宗颜，领兵四万，往开原合夜黑兵，出三岔口。右侧南路：总兵刘
、监军道康应乾，领兵四万，合朝鲜兵，出宽奠口。
明军分兵四路，向后金进发。
明军来势汹汹，努尔哈赤又岂会坐以待毙？这场大战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在范文程的运筹帷幄下，后金军已经铺下了天罗地网，静待明军到来。
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努尔哈赤在“七大恨”告天的前一天，即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二日颁布了旨在训练士卒、克敌制胜的作战方针。史书记载如下：
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洋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匆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侯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若劳兵力，虽胜何益？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
这是他一生战争策略的总结。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其所历经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无不是在遵循此作战方针而行之。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明朝大军——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努尔哈赤依然遵循着这种军事思想。
明军共集结11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赫图阿拉进逼，意欲会师于后金都城；而努尔哈赤手中总共只有4.5万人马，虽然在准备与大明军队正面交锋时便已经把军备准备充分，但相对于可以随时调拨全国武装力量的明政府来说，还有着天壤之别。与之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努尔哈赤并不担心。范文程在了解了整个局势之后，提出一条“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后金无须忌惮明军的强大实力，因为明军的内部矛盾，正为后金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条件。
明军方面战略部署完毕之后，原计划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二十一日兵出辽东，然而天公不作美，自十六日起普降大雪。内阁首辅方从哲却无视天气状况，一再敦促杨镐出兵。
方从哲担心，一旦战况被拖延，那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势必会给本已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只有速战速决才是正道。在这些朝中大员眼里，一个小小的后金不足畏惧，“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清太宗实录》卷四），根本无须大费周章。而久经战场的杨镐方面清楚地知道天气因素会给作战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深入到对手所控制的范围中去；再加上粮草迟迟未与送到，更是无法出兵。
明军方面的文武双方各执一词，却没有想到正是因此而把出兵时间泄露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又让治下的汉族人充当间谍，深入明军腹地，把杨镐方面的作战意图、进军路线、兵力部署等各方面侦察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战端未开，明军就已失胜算，陷入被动局面。
再加上明军四路大军的将领之间早有罅隙，作为最高统帅的杨镐也无力约束，兼之明军战线铺开足有六百里之广，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便，这对于分路配合作战来说是最为不利的因素。这一点，正是范文程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信心。
努尔哈赤毫不犹豫地认可了这个作战方针，他称：“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
明军西南路军由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率领，努尔哈赤仅用500人便抵挡住了来自西南方向的佯攻；西路军则有杜松率队，4.5万（另一说为3万）正遇到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杜松中箭身亡。
西路军覆灭后，努尔哈赤率主力北上，在萨尔浒山（今辽宁抚顺东）直接面对马林的北路军，又形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马林侥幸逃脱。
而此时的东南路军统帅刘
尚且不知道其他两路军均以战败，仍旧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恰恰陷入了后金军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刘
命丧辽东。
李如柏方面被后金五百兵马阻拦在虎栏关（鸦鹘关东）之后，始终按兵不动。杨镐得知杜、马两路相继惨败，急命李如柏、刘
军后撤，而刘
尚未接到命令便已全军覆没，李如柏只得匆忙回撤。得知李部撤退的消息之后，努尔哈赤仅用了20名哨骑便将李如柏军搅得大乱，明军自相践踏，伤亡惨重。
此次大战自三月二日正式打响，三月五日宣告结束。不到5天的时间里，明军方面45800多名士卒战死，刘
、杜松等300多名文武官吏魂归西天，马、骡等牲畜损失近3万匹；而后金军，仅付出了2000多人伤亡的代价。
萨尔浒之战对于作战双方来说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军方面，杜松与刘
战死沙场，仅仅过了3个月，侥幸从萨尔浒战场上逃生的马林也死在了同样是与后金军交战的开原之战中，四位明军主将已去其三，仅剩下李如柏因为始终没有与后金军正面交锋而留得一条性命。然而战火没有烧掉李如柏，朝中政局却让他魂归西天。
萨尔浒之战结束后不久，监察官便对李如柏提出纠劾。原因是李如柏的父亲李成梁曾经把年幼的努尔哈赤收归帐中，厚待于他，甚至还有收其为义子的传言。所以努尔哈赤跟李如柏“有香火情”，否则“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奏折之中已明显地透露出对李成柏通敌的怀疑态度。不过当时的万历皇帝对此不置可否，此事暂且风平浪静。然而过了一年半之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这件事又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重提，重压之下，李如柏为表心意，自尽明志。四大军事将领的相继离世，对于本已风雨飘摇的明朝武装力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方面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杨镐自然难辞其咎。杨镐在兵败之后引咎辞职，当时的朝廷还算是网开一面，让他“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然而没过多久，辽东的开原和铁岭又相继沦陷，杨镐最终被定罪入狱，崇祯二年（1629年）病死狱中。
兵败萨尔浒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北京城的米价顿时暴涨。人们认为后金军即将打出山海关，进而围困北京城，从而开始纷纷囤积大米，以备不急之需，这就进一步破坏了明朝的财政。
从根本原因上来看，火器、兵力占优的明军之所以败在了一个本以游牧为生的政权手中，实质上是因为其官僚机构之腐败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这种腐败早已有之，只不过是萨尔浒将之彻底地暴露出来罢了。
萨尔浒之战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极为关键。此战之后，明朝的实力大为衰弱，再也无力阻止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发展，被迫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明朝的对手——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则因此而实力倍增，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野心的大幅度膨胀。下一步，努尔哈赤的目光投向了另一处战略要地——辽阳。
迁都辽阳，紧逼大明
萨尔浒之战后，京师上下一片悲鸿，却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来应对眼前的局势。万历皇帝朱翊钧依旧抱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念头在紫禁城中醉生梦死，朝野内外则在党争之中争权夺势，内阁首辅方从哲生性懦弱，无力扭转颓势，只能听之任之，做些小修小补的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大明王朝的一片混乱中过去。
不过朝廷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间，一封上书让熊廷弼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熊廷弼自万历三十六年起任辽东巡按，在白山黑水十余年的时间里，对辽东地区的局势可谓是了如指掌。在明与后金之间攻守局势发生逆转，杨镐入狱之后，被朝廷任命为辽东经略。熊廷弼上疏朝廷：
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此疏一上，正愁无计可施的朝廷欣然应允，当即赐予尚方宝剑，予熊廷弼以先斩后奏之权，全权负责辽东事务。
而这份重权，对熊廷弼来说，未免来得太晚了一些——后金已经把军事重镇开原纳入囊中。
赢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努尔哈赤按军功将战利品分发与诸贝勒，进一步刺激了女真贵族对明战争的野心。稍加修整、补充兵力完毕，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日，后金军便对开原发起了进攻。
开原西接蒙古，东邻建州，北靠叶赫，实乃要冲之地，兵家必争之所。然而明政府所委任的开原守将却是努尔哈赤的手下败将马林。后金军仅用了6天的时间，便攻占开原城，让守将马林及其属下步了杜松、刘
的后尘。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役，对杨镐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明朝彻底断了念想，将之论罪下狱，让熊廷弼顶了上来。熊廷弼带着尚方宝剑来到辽东，驻扎沈阳，可迎接他的，却是已经占领了铁岭、打通通往沈阳道路的后金军。
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统兵五六万人，围功沈阳北部的重镇铁岭。为避免与明军援军正面交锋，努尔哈赤许下重金，换来了铁岭守将丁碧的开门归降，兵锋直指沈阳。而此时，熊廷弼刚刚抱着朝廷的尚方宝剑在沈阳上任。
熊廷弼上任后，斩逃兵，修城堡，加强防务，招集散兵，整肃军令，操练士卒，一系列措施进行得倒也井井有条，辽东的形势渐渐有所好转。努尔哈赤那边也因为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而没有立即对沈阳展开军事行动。
就在辽东地区的局势渐渐向有利于明朝方面发展转变的时候，朝廷内部腐朽，让熊廷弼不幸沦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然而明朝内部的混乱形势并没有随着朱翊钧的龙驭上殡而消失，反倒是愈加恶化。泰昌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先后袭位，朝纲不稳，朝政大权被旷世阉佞魏忠贤窃取，自此形成了阉党与东林党两大派别，党争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魏忠贤一度想要拉拢熊廷弼。谁知熊廷弼刚直不阿，断然拒绝曲意奉承阉党，魏忠贤大怒，给熊廷弼加上了“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的莫须有罪名。朝廷最后撤去了熊廷弼辽东经略的职务，由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袁应泰接任。
袁应泰的长项在于后勤工作，治水理财都堪称大家，但指挥作战非其所长。熊廷弼在任时严肃军纪，而袁应泰却认为应该宽仁爱民，改变了熊廷弼所制定的许多军纪。适逢塞外天灾，蒙古部落纷纷逃往塞内，袁应泰动了妇人之仁，下令招降，将蒙古部落的难民安置在疗养和沈阳之内，每月发与口粮。殊不知，此举让大批间谍混入两大要塞，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熊廷弼辛辛苦苦打造的防御体系全被袁应泰破坏殆尽。
明朝内部的动荡正给了努尔哈赤以发动进攻的良机。后金开始储备粮草，置备车营，打造钩梯，准备对明朝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从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三月二十一日傍晚，短短一个月间，沈阳、辽阳相继沦陷，见大势已去，袁应泰在最后时刻于辽阳城东北角正元楼上自焚殉国。京师北方的最后一块屏障就此灰飞烟灭。
拿下沈辽之后，努尔哈赤当即下了迁都辽阳的决定。
辽阳城地处辽东半岛中部，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军事重镇。南方群山将之环绕其中，太河诸水域自城中贯穿而过，依山贯水，乃天然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在此处设立郡制予以管辖；到了辽金两代王朝，更曾将国都设立于此；到了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明朝时期则在这里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
辽阳所处的地理环境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再加上历代王朝的倾力打造，使得此处人丁兴旺，贸易兴盛，成为在明朝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熊廷弼驻扎在辽阳的时期，在城边挖了数层城壕，各种火器沿濠边而列，四面城墙分兵把守。
同时，辽阳还是明朝与朝鲜和蒙古接壤的要冲地带。一旦为后金军所占据，就可以形成挟朝鲜、扼蒙古，与明朝分庭抗礼之局面。
因此努尔哈赤在攻占下辽阳之后大喜过望，连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
喜悦之后，是努尔哈赤对迁都辽阳问题的考虑。他特意为此召集了贝勒诸臣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诸王臣俱以还国对。帝曰：“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诸王臣对曰：“此言诚然。”（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可以看出，女真人的贵族们最初并不愿意放弃旧都赫图阿拉，因为他们习惯于旧有的游牧习俗，作战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掠夺财富的手段罢了。但是，当努尔哈赤将自己的意图阐述明白之后，王公贝勒们方才认识到迁都的好处，点头应允。
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四月初，即辽阳城被攻克之后不久，后金自赫图阿拉迁都至辽阳。从此之后，京师丧失了北方最后一块屏障，完全暴露在努尔哈赤的铁骑面前，明王朝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迁都辽阳，后金的政权中心进一步逼近明王朝，成为一支可以动摇明朝统治的强大力量。
恩威并济，化敌为友
沈辽之战的结局让明朝廷一片哗然。本以为铜墙铁壁般的沈辽二城能抵挡住女真人的疯狂攻势，但没料到袁应泰的心慈手软让熊廷弼的一番辛苦尽皆付诸东流。辽东巡抚王化贞上奏称：“辽沈既陷，河（辽河）西汹汹，一无可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沈辽之败对明王朝的不利影响。
虽说刚刚继位不久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但也不会将自己的国家视作敝屣。袁应泰兵败自焚后，朝中阁臣刘一
高呼：“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朱由校深以为然，下诏重新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再赐尚方宝剑，副总兵以下可先斩后奏。
熊廷弼离京赴任之日，天启帝朱由校于城外设宴送行，京中所有要员奉命陪宴，又赐一品官服，极尽宠信之能事。可见明廷在熊廷弼身上寄予了厚望。
熊廷弼复职之后，经过一番调查，掌握了一系列关于后金军缺少水师、后方不稳、兵力不足、不善于攻坚战的情况，于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有针对性地向朝廷提出：“广宁（今辽宁北镇）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而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
八月，他又再次建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明史·熊廷弼传》）
朱由检大喜，当下应允，同时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辅佐熊廷弼。
明朝这边在战败后重启旧将，再造新的防御体系，意图东山再起；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自迁都辽阳之后，便开始了下一步的作战准备。
由于辽阳是明、朝鲜和蒙古的接壤之地，所以迁都辽阳后，为孤立明朝，努尔哈赤对朝鲜和蒙古采取了恩威并用的策略。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刚一攻下辽阳，努尔哈赤就致书朝鲜国王：“满洲国汗致书于朝鲜国王，如仍助大明则已，不然有辽人济江而窜者，可尽反之。今辽东官民已削发归降，其降官俱复原职，汝若纳我已附之辽民而不还，异日勿我怨矣。”同时，致书蒙古喀尔喀五部贝勒，表达了欲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结盟的意愿。七月，努尔哈赤再致朝鲜国王书，此次的语气却没有那番友好，而是充满了威胁之语。一直依附于明朝的朝鲜与蒙古，对刚占领辽阳的后金政权抱有敌意。努尔哈赤在书信中晓之以理，诉之以害，动之以情，缓和了朝鲜和蒙古对后金的敌对态度。
朝鲜和蒙古通过萨尔浒之战、辽沈大战也认识到后金之强大对自身的威慑力，所以对后金采取了积极的友好态度：
朝鲜王派郑判事官等向努尔哈赤进贡银、锦绸、纸、高丽夏布等。努尔哈赤对朝鲜使者则优礼有加，命武尔古岱额附、抚西额附、石岛里额附三个女婿，以及巴笃礼总兵官、额尔德尼巴克什等大臣迎接郑判事官。
这一时期努尔哈赤在与蒙古和朝鲜往来过程中虽然没有形成反明的统一战线，但至少是达到了使朝鲜和蒙古不与之为敌的目的。
十一月，努尔哈赤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里布什台吉、蟒古儿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叛来。帝升殿，二台吉拜见毕，设大宴，各赐貂裘三领，猞狸狲裘二领，虎裘二领，貉裘二领，狐裘一领，厢边貂裘五领，厢边獭裘二领，厢边青鼠裘三领，蟒衣九件，蟒缎六匹，绸缎三十五匹，布五百匹，金十两，银五百两，雕鞍一副，鲨鱼皮鞍七副，金撒袋一副，又撒袋八副，弓矢俱全，盔甲十副，奴仆牛马房田，凡应用之物皆备。以聪古兔公主妻古里布什，赐名青着里革兔，拨满洲一牛禄三百人，并蒙古一牛禄，共二牛禄，升为总兵。其蟒古儿，以宗弟吉白里杜吉胡女妻之，亦升为总兵。”（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得到如此强援，努尔哈赤便可以用主要精力对付明朝了。
外患的解决并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要想从根本上统治好一个国家，内政问题尤为主要，其中，律法是一个关键点。天命六年四月，努尔哈赤借鉴明朝的律法规定，下诏将明朝所制定施行的《大明律》删减简化，用以约束后金。此举不仅在对辽沈地区汉、满族人民的统治有利，对后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进步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效仿明朝办起官学，希望以此提高女真人的文化素质，这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来说，明显有深刻的意义。
同年七月，努尔哈赤开始了计丁授田的改革措施。“计丁授田”是努尔哈赤以明朝的辽东军屯制度为基础，再与后金自有的牛录屯田相结合而制定的。该措施把海州、辽阳一带总共三十万日（一日合五亩）的土地分配给女真和汉族人耕种。每个男性给六日田，并规定，其中的五日用来种粮，剩下的那一日用来种棉花，很明显就是在准备战略物资。纳赋的方法是每三个人耕官田一日，以所收获的农作物充当税收；每二十个人中抽取一人当兵，再抽取一人服役。从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和分配形式来看，“计丁授田”已经出现封建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这也意味着后金政权原有的奴隶制开始转变为封建制度。
向封建制度的转型改变不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辽东地区女真人和汉族人之间的矛盾。迁都之后，女真族与汉族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后金政权来说是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努尔哈赤刚刚迁都辽阳，便采取了就对汉族人以安抚为主、镇压为辅的策略。仅在一年之中，有史可查的重大安抚措施多达8项。这些政策对巩固后金政权、笼络汉族官民、瓦解明朝在辽东地区的统治有着重大意义。
八月，努尔哈赤从军事角度考虑，决定在辽阳城太子河边修筑一座辽阳新城。他认为，辽阳旧城经过战火已经颓废不堪，并且列强环侧左右，势必要重兵把守。如此一来，大后方的安全就无法保证。如果建一个稍小一些、坚清壁野的新城，可以集中兵力把守，无须再担忧后方的安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对明朝动兵。
建成之后的新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城八里。周围六十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二十丈南北裹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胜，一曰天；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日地载。号曰东京”（《辽阳州志》）。
从辽阳新城建设的地理位置、城郭规模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要一改过去那种打突击战的传统战略。在他的计划中，他需要为后金大军继续前进、夺取明朝江山建立一块稳固的后方基地。
广宁之战尽取辽西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五日五更，熊廷弼高昂着头跪在京师西市的刑场上，胸前挂着一个执袋。刑部主事、监斩官张时雍问其袋中所装何物，熊曰：“《辨冤疏》也。”张曰：“君未读《李斯传》乎？囚安得上书？”熊曰：“未读《李斯传》耳。此赵高语也。”张时雍无言以对，下令行刑。一代名将熊廷弼冤死法场，传首九边（九边指的是明朝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九个军镇，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
熊廷弼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而是死在了明朝廷的法场？究其原因，还是辽东地区又出现了问题。
努尔哈赤攻取沈阳、辽阳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广宁。
如果说辽阳是辽东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那么辽东的军事中心则在广宁。辽东总兵府便设在这里，而辽阳仅仅是副总兵府。因此，广宁是明朝在东北地区最高的军事机关驻地，是控制蒙古弹压女真的军事重镇。沈辽丧失之后，明朝仅有剩此地可以用来与后金相抗。可以说，如果明朝失去了广宁，那么就等于彻底失去了在辽东、辽西地区的控制权。
更为不利的是，虽然颇有外交能力的王化贞替明朝暂时缓解了来自蒙古方面的压力，但广宁一旦失守，那蒙古方面将有很大的可能会与后金政权完全联合起来，要知道，当时的喀尔喀部已经表现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的意思，这对明朝来说是个极为不利的消息。因此，无论是对明朝来说，还是对后金而言，广宁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阵地。
当时驻守广宁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之间却毫无默契可言。王化贞的目标是攻，声称要“一举荡平辽东”。他上任巡抚之后不久，便派干将毛文龙率200人走海路到达镇江（今辽宁丹东）沿海岛屿，开辟敌后战场。
明朝时期的镇江，是中朝边境、鸭绿江边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要塞，是与朝鲜取得直接联系的一个要冲之地。可以说，谁占据了这块土地，谁就能得到来自朝鲜半岛上的承认，并取得其支援。天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文龙通过侦查得知，此时属于后金政权的镇江城兵力空虚，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要塞，便与生员王一宁计划突袭。
毛文龙事先收买了后金驻扎镇江的中军陈良策，让他当做明军的内应，自己则亲自率领220余人夜袭镇江城。此役，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60多人束手就擒，镇江城再属明廷。一时之间，全辽震动，镇江城周边的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守军相继向毛文龙归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
此役在史学界被称为镇江大捷。镇江的收复对一直坚持抵抗后金的辽东汉民是个巨大的鼓舞。随之响应的还有汤站（今凤城县南30公里汤山公社所在地的汤山城子）、险山（今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东南大堡公社土城子大队所在地）、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等地，一时之间，反抗后金政权的星星之火燃遍了辽南各地。
镇江的大捷，让王化贞志得意满，他以为在自己出兵辽东之时，便可与辽东后方的毛文龙前后夹击，打后金一个措手不及。为了确保对后金作战的胜利，他又计划秘密策反已经降了努尔哈赤的李永芳，希望以里应外合之势让后金防不胜防。再加上经过王化贞的一番努力，察哈尔蒙古等部答应出兵40万以协助明军的军事行动，更算是锦上添花。
可以说，王化贞的这番部属是周密而详细的，所以他也就信心百倍地上书朝廷，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免赋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而臣将归老林泉，臣愿足矣。”
接着他又承诺道：“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明史·王化贞传》）
然而长时间与后金打交道的熊廷弼却深知努尔哈赤的厉害。他依然坚持“三方建置”的既定方针，以积极防御为主，调动各方面大军，对后金政权实行三面合围，继而攻之，必会大获全胜。一旦此措施得以施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不敢对广宁动兵，否则的话，他将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
然而朝廷却没有采纳熊廷弼的建议。首先，王化贞为朝廷画的这张大饼看起来是那么的可口，而熊廷弼的计划却无疑是慢工出细活，时间成本上让收复失地心切的朝廷难以承受，更不用说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成本了。
其次，王化贞原是东林党人，善于结交政要，在朝中人缘颇好，现在又在极力巴结魏忠贤，有投靠阉党的倾向。而天启初年，正是这两个派别在左右政局。熊廷弼则是楚党之人，在天启初年早已没有多少政治地位可言，再加上此人生性暴躁，即使经历过一次罢官风波，也没改掉秉性，与朝中官员势如水火，也就没有够硬的后台做朝内支撑，自然无法让自己的策略付诸实践。
王化贞的“急”和熊廷弼的“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将帅不合历来是兵家之大忌，而这一点，也正被休养生息十个月之久的努尔哈赤敏锐地觉察到了。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八，正是北国千里冰封的时候。努尔哈赤利用辽河水结冰、人马易渡的时机，率八九万大军向广宁发起了进攻。
此时王化贞的“周密”部属完全破灭：后金后方的镇江已经得而复失，毛文龙逃往朝鲜，腹背夹攻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察哈尔部答应的40万大军仅仅来了一万，以多压少的希望破灭（此时的明军仅有10万人）；对李永芳的策反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自己的爱将、抵挡后金铁骑的先锋孙得功被李永芳策反，里应外合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己却被从内部突破了。
如此一来，明军惨败，王化贞弃城而逃，与闻讯自山海关率兵赶来的熊廷弼在大凌河（今辽宁锦县）相遇。王化贞放声大哭，而熊廷弼却挖苦道：“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化贞无言以对。
见到大势已去，熊廷弼也无起死回生之能，只得掩护自广宁逃出来的军民退回山海关。
王化贞弃广宁而逃，被策反的孙得功占据广宁城，出城三里跪迎努尔哈赤。一时之间，努尔哈赤还以为明军有诈，因为广宁城到手得太容易了。
努尔哈赤将辽阳城的大福晋阿巴亥、众妃子以及众贝勒的福晋们等一干家眷接到广宁，统兵大臣等出城叩见。红毡一路铺到了衙门之外。巳时，“大福晋率众福晋叩见汗，曰：‘汗蒙天眷，乃得广宁城。’众贝勒之妻在殿外三叩首而退。嗣后，以迎福晋之礼设大筵宴之。”（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攻克广宁的欢庆气氛因这些女人的到来而达到了高潮。
紧接着，后金军又连取被明军所弃的义州（今辽宁义县）等40多座城堡。辽西之地尽入努尔哈赤之手。
由于广宁战败，王化贞被论罪入狱，熊廷弼被革职还乡。然而熊廷弼认为自己在广宁之败中并不存在过错，故意上书请罪，希望以此来让小皇帝重新任用自己，并采纳自己所提出的攻取辽东之建议。但他没想到的是，这正给了一向与熊廷弼不合的阉党以口实。他们以熊廷弼援救来迟为由，并罗织罪名，将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下狱。
在魏忠贤的指示下，御史梁梦环弹劾熊廷弼贪污饷银17万，御史刘徽则称说熊廷弼家资百万。但直到抄家之后才发现，熊家的全部家底也不足17万。无奈之下，抄查者连熊廷弼的姻亲家一并抄了，但也没能凑齐百万之数。最后，“江夏知县王尔玉责廷弼子貂裘珍玩，不获，将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刭死，兆珪母称冤。尔玉去其两婢衣，挞之四十。远近莫不嗟愤”。熊廷弼最终在王化贞之前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朱由检为其沉冤昭雪。
广宁之战，让努尔哈赤尽得辽西之地；熊廷弼冤死，又让努尔哈赤去除了心腹之患。后金政权的兵锋直指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处屏障——山海关，但此时的努尔哈赤却停住了前进的脚步。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山海关，一人，一马，单骑驰骋。
京师兵部此时却乱作了一团——兵部职方主事失踪了，兵部里外、京师城内找了个遍也没找到这位主事的人影，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件事对一个帝国来说其实算不上什么，一个兵部职方主事不过是六品官，在兵部属于末等，按理说掀不起太大的波澜。但这位却非同小可，他乃是天启皇帝亲自破格从福建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知县提拔起来的京官。此人便是努尔哈赤一生之中最强大的对手——袁崇焕。
袁崇焕刚上任邵武知县不久，便在天启二年入京，接受朝廷的考核。他一边在尽着知县的责任，一边惦记着辽东的局势。“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明·夏允彝·《幸存录》）。入京述职之际，他便借着地利之便，视察边塞，深入了解局势。
此时的辽东局势对大明王朝来说绝不容乐观，熊廷弼入狱之后，继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分析说：“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而自努尔哈赤向明朝开战以来，驻守辽东的总兵以上将领总共阵亡或被处决一共有14位之多。一时之间，辽东成了京官的禁地，谁也不敢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
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明·张岱·《石匮书后集》）
正是袁崇焕这个“攘臂请行”的举动，让朝中有识之士对其青眼有加。广宁失陷后的第四天，御史侯恂便上奏朝廷：“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实录》）曾经因为广宁失守而抓住内阁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的天启帝欣然允诺，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紧接着，袁主事便独自一人赶往山海关前线。
袁崇焕一人独骑返回京师后，将所视察的情况上报与朝廷，并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袁崇焕的这句话让天启帝及朝中群臣大加赞赏，相对于王在晋的治辽策略来说，袁崇焕的话更易被朝廷所接受。王在晋被迫就任辽东经略时，提出的是“拒后金抚蒙古，堵隘守关”之策，也就是说要用大量的金钱去贿赂蒙古部族，希望借其力以抵抗后金。堵隘则是要在山海关外再建一道关城，称为重关，用来保护山海关。
王在晋的这个策略虽然在当时被朝廷采纳了，但压根行不通。首先，国家的财力已经无法支付如此庞大的费用；其次，蒙古对明朝阳奉阴违，时战时和，根本无法做奢望；第三，修筑重关固然起到了防御性的作用，但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关外，这并不是明朝廷想要的结果，而只是王在晋想要自己驻守的山海关更安全些罢了。
王在晋的建议提出后，朝中是非莫定，争论不休。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亲赴山海关考察，回京之后，当即劝谏皇上革去王在晋辽东经略之职。
天启帝虽然采纳了孙承宗的建议，但对辽东经略职位的空缺却毫无办法。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熊廷弼之后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诈病辞职，谢经邦拒绝受命，王在晋也是在群臣的举荐以及天启帝的威胁之下被逼上梁山，朝中实在是无人敢赴山海关。好在孙承宗毛遂自荐，天启帝欣然允许。
孙承宗上任后，便重用袁崇焕，构筑宁锦防线。
袁崇焕提出的守备方略和承诺，亦让天启帝大加赞赏，再升其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
袁崇焕上任之前，特意来到关押熊廷弼的监牢中，“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
“主守而后战”，正是袁崇焕所作的抗金策略。其后，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唯困之乃得而与图之……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夺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即以下手之日为结局之日可也。”
袁崇焕的认识和孙承宗的主张不谋而合，孙承宗在就任之后，提出要守住山海关，应当先守住关外，这就要求要在山海关的前沿——宁远（今辽宁兴城）固守。孙、袁二人意见一致，山海关三军用命，很快便修建起一座新的宁远城，成为关外的又一大重镇。
这样，一条以宁远、锦州为核心的“宁锦防线”，在孙、袁二人的努力下初步建立起来。加上努尔哈赤在攻破广宁之后，因为兵力不足的原因而没有驻守辽西地区，就连广宁城也毁弃，整个辽西的局势开始稳定。逃难的百姓陆续重返故园，一度荒芜的辽西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孙、袁二人在山海关处大兴防御措施，让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努尔哈赤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后金政权的统治出现了危机。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之后所做的“计丁受田”改革，从表面上看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一种转变，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圈地。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一行将前往分田，故先期告谕各村曰：在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在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取田三十万日，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这道命令的初衷是用来安置从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迁至辽东的满族八旗贵族、勋臣、兵丁及家属，但这就需要占用原来居住在辽东地区和海州等卫地区汉族百姓的30万日的土地。
从本质上来说，“计丁授田”的目的在于保持女真八旗的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同时，将被占领地区的土地赐予八旗所有，也是为了激励女真人的战斗热情，维持战斗力，作为胜利者、统治者的后金政权，有理由在自己的土地上继续实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只有被八旗圈完剩下的土地，才会给原来居住于此的汉族百姓重新分配。
土地是有限的。满足了八旗对土地的占有，就无法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汉族百姓拥有足够的土地，汉民从努尔哈赤手中得到的，只不过是八旗剩下的残羹冷炙。
在赋税方面，努尔哈赤所实施的每三丁种官田一日的劳役地租，每二十丁一丁当兵、一丁应役的耕战合一的做法，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从奴隶制统治理念到封建制统治理念的一个飞跃，但本质上却只能说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农奴制度的封建社会初级阶段。这对于被占领区的、已经经历了千余年封建制度的汉民来说，是无法包容的历史倒退，汉民的反抗也就成为了大势所趋。逃亡、偷袭、暴动、暗杀、投毒……为了自身的利益，汉民们用各种手段反抗后金的统治。
面对反抗，努尔哈赤别无良策。作为女真人的天可汗，他必须要首先照顾到八旗贵族的利益，而这样一来，又无法兼顾汉民的利益。努尔哈赤找不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来消除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他只有采用粗暴而又简单的手段。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下达了一道“光棍盗贼尚无畏惧”的旨意，命令从此以后，绝对不允许女真人和汉族人有任何私下接触，更不能成为朋友；并且规定，女真人出门的时候，“务以十人结队而行。如此则光棍盗贼不敢起杀人之念矣。若结伙不足十人，而九人同行，见者即拿之，罚银九钱，八人者罚银八钱，七人者罚银七钱，一人者罚银五钱”。
同年六月十五日，努尔哈赤再次下令：“凡诸申（指女真人）汉族人开设店肆之人，务将肆主姓名刻于石上或木上，立于肆前。若不书明肆主之姓名，则罪之。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概行禁止。该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以为不被查获，而多用药鸩人也。尤应晓谕我诸申妇孺，凡购食之人，务记肆主姓名。若不记取，而中毒身死，虽有猜疑，更向谁言？”
努尔哈赤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进一步激化了女真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矛盾，汉民的反抗不仅没有如努尔哈赤之所愿而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烈起来。努尔哈赤必须拥有更多的土地，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山海关。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的是，他迎来的，将是自己一生之中唯一的一场败仗，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役。
努尔哈赤的最后一战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太子河，华丽的龙舟里，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毡毯上，眼望窗外的湛蓝天空，身上的毒疽隐隐作痛。“难道这就是天命？”壮志未酬的他心中无限遗憾，虽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却无法见到攻破京师的那一刻，而这，恰恰是他起兵反明时的愿景啊。
为了这个愿景的实现，努尔哈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谋建州，平海西，统野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打造出一支可以与明廷相对抗的尖锐长矛；战萨尔浒，迁都辽阳，尽取辽西，确立起自己在东北边陲的绝对统治权。为了进一步对大明王朝采取行动，他甚至不惜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都辽阳，迁都沈阳。
迁都沈阳，是努尔哈赤在一统辽东之后做出的又一大举措。“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这在战略角度上要比辽阳更为有利。
同时，“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从经济利益方面来看，也是辽阳所无法比拟的。让努尔哈赤下定迁都决心的，更出于当时辽东、辽西的局势。
广宁之战后，后金的战线拉得过长，领地内矛盾纠纷不断，努尔哈赤无力维系后院的稳定，被迫做出了毁弃广宁、弃守辽西的决定。这就给了明廷以喘息之机。待到孙承受、袁崇焕固守宁远，后金政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孙承受）渐东，奴（努尔哈赤）惧，遂弃宫室而北徙于沈阳……自筑宫于瓮城，屡不就……”努尔哈赤弃守广宁的弊端显露出来。
另外，迁都辽阳之后，女真人和汉族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努尔哈赤所采取的镇压手段只会激化矛盾。辽阳城已经是鸡犬不宁之地，丧失了一国之都的意义，努尔哈赤唯有再行迁都。
孙承宗毛遂自荐督师辽东的那一年，山海关马世龙等人频繁出巡被努尔哈赤攻取又弃守的广宁、三岔河一带地区。驻守在辽南的毛文龙，没有了山海关的后顾之忧，也活跃起来，对靠近三岔河一带的牛庄（今辽宁省牛庄镇）、跃州（今营口北牛庄附近）等为后金政权所据的各城不断骚扰。此外，麻羊岛守备张盘夜袭金州（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让女真人终日惶恐；复州（今辽宁省瓦房店市西北复州）的后金总兵刘爱塔偷偷地向登莱（今山东省登州和莱州）地区运送军备物资，并且希望把复州当成明军的内应，一旦明军向后金展开进攻，便与其里应外合等。毫无疑问，这些对后金政权的稳定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除了来自明军方面的压力外，后金政权还面临着塞外蒙古各部的觊觎。这些不利之局逼迫努尔哈赤必须对他的战略防御问题进行重新考虑。因此，为了在战略上取得主动，他选择将后金的首府迁往沈阳，并将沈阳改称为盛京。
虽然迁都盛京，但后金政权的稳定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汉民与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因为迁都而化为乌有。努尔哈赤能做的，只能迎着孙承宗和袁崇焕打造出来的铜墙铁壁进一步扩张领土。
恰在这时，明廷的党争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
孙承宗所经略的辽东，“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明史·孙承宗传》），逼得努尔哈赤不敢南侵；但他却没有抵挡住来自朝廷的攻击。
此时的明廷朝政大权已经完全旁落在了“九千岁”魏忠贤的手里，天启帝朱由校只知道在后宫当他的木匠，对朝政大事基本上是不闻不问，这更让阉党有恃无恐，大力排除异己。不幸的是，孙承宗正是阉党眼中的异己之一。
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一时间功高权重，誉满朝野。势力猖獗的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值得利用的人，威逼利诱，魏忠贤动用了各种手段去拉拢这位封疆大吏。而孙承受对阉党深恶痛绝，对魏忠贤抛来的橄榄枝视而不见，这就让一向专横跋扈的魏阉对他怀恨在心。
明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到蓟、昌西巡。此时恰临近十一月十四日，正值天启帝的生日，孙承宗便上书朝廷，希望入朝为皇帝庆贺万寿节，并打算借此机会当面向皇上汇报机宜。
把握朝政大权的魏忠贤在皇帝之前先得知了此消息，生怕孙承宗拥兵入京，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于是“绕御床哭。帝亦为心动，令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魏忠贤）又矫旨谕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忠贤遣人侦之，一
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明史·孙承宗传》）
紧接着，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党羽称孙承宗是“拥兵向阙，叛逆显然”，意图借此事来扳倒孙承宗，但天启帝不是不理朝政的万历帝，心中还有点分寸，对魏忠贤的攻讦没予理会。
次年，太监刘应坤在魏忠贤的委派下前往山海关犒军，带去帑金十万两，然而孙承宗一点也没给魏忠贤面子，鄙视之意溢于言表。
同年八月，马世龙轻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其实是后金方面的间谍）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结果掉进了努尔哈赤早已设好的圈套，惨败而归。
柳河之败正给了阉党挤垮孙承宗的口实，以马世龙损失670匹马、大量甲胄等军用物资为借口，向马世龙发起了围攻，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弄倒孙承宗：弹劾奏折雪片一样飞向天启帝的御案。阉党的无耻手段让孙承宗大为恼怒，连上两疏称病辞官。天启帝拗不过孙承宗，只得应允。
孙承宗罢官，辽东经略一职再度出现空缺，魏忠贤趁此机会将自己的同党高第推上了辽东经略的位置。胆怯无能、对军事又一窍不通的高第抵达山海关后，将孙承宗所做的军事防御部署全部推翻，将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守军，连同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等后勤物资一并移到关内，绵延四百里的关外土地尽皆放弃。
高第的胡乱部署让朝野上下响起一片反对之声，袁崇焕更是怒不可遏，他在给高第的揭言中说：“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
然而袁崇焕仅仅是一个监军，无力改变身为兵部尚书、手持尚方宝剑的高第的决策，更何况高第背后还有把持朝政的阉党撑腰。袁崇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第将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的屯兵屯民尽皆驱赶入关，10余万石粮谷被抛弃。这次不战而退，闹得军心不振，民怨沸腾，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又再次陷入低谷之中。
得不到上司支持、朝中又没有后台的袁崇焕不甘心就此放弃辛辛苦苦打造出的防线，决意死守宁远。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不利情势下，袁崇焕率领1万余名官兵孤守宁远，抵御后金。
明廷因为内斗而产生的自我消耗给努尔哈赤创造了再侵朱明的良机。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领10万八旗大军西渡辽河，直取孤城宁远。
10万士气高昂的八旗大军，一万多被朝廷弃之不顾的明朝军队；一位是积蓄了数年力量、一生未逢一败的后金国主努尔哈赤，一位是孤立无援、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山海关监军袁崇焕。双方就在这样的悬殊中，于正月二十三拉开了战幕。
然而让努尔哈赤没有想到的是，历时四天的大战，竟然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
宁远一役，是后金与明王朝自交战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对八旗军队的锐气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挫败，自萨尔浒之战以来对明朝的连续攻势就此中断。对努尔哈赤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愤恨而回”。（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鄂尔泰的记载只是说出了努尔哈赤心中的愤恨，却没有指出此役对努尔哈赤的更大影响，这个影响，成了一个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