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道德机制

前文提到，道德是一种能够促进合作、避免“公地悲剧”的机制。事实上，道德是很多不同机制的组合，是各种心理能力和性格的组合，这种组合共同作用，促进并维护合作。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些机制在心理层面如何起作用，它们与人类的道德思维怎样结合。当然，我们真正想弄懂的问题是：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为什么我们的道德系统在新草地上会分崩离析？要想弄懂我们为何会被自己的道德系统背叛（下一章的内容），就要首先了解道德系统在正常情况下的作用原理。

哈丁在公地寓言中描述了一个多人合作的困境。本章当中，我们将问题简化为两人合作困境，就另外一个著名情景——“囚徒困境”展开讨论。尽管这个情景分析的是两位不愿坐牢的囚徒的思维活动，但“囚徒困境”中反映的抽象原则依然能够向我们揭示道德思维的本质。

神奇角落

在这个版本的“囚徒困境”中，我们依然给两人起名为亚特和巴德，这次两人结伴去抢银行，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最终还是不幸被警察捉到，带回警局进行审问。警察确信两人有罪，却苦于没有充足的证据。但因为两人逃税的罪证充足，警察依然能够以这个较轻的罪名，使两人在监狱中度过两年。不过警察最想要的还是以抢劫银行的罪名为两人定罪，这样每人至少会被判处8年监禁。为了给两名囚犯定罪，警察需要获得口供，于是警察把两人分开关押，开始审问。

亚特和巴德面临同样的选择：坦白或沉默。如果两人同时坦白，则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则各判刑两年。两人不同的选择和导致的结果以支付矩阵的形式列出（图2.1）

总体来说，两人都保持沉默（合作）时结果更好，但从个人的角度看，选择坦白（背叛）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矩阵中的4个方格分别显示了4种可能的情况。亚特的选择在横向显示，巴德的选择在纵向显示。如果亚特坦白，巴德沉默，则对应左下角的方格，情况对亚特有利，对巴德不利。如果巴德坦白，亚特沉默，则对应右上角的方格，情况对巴德有利，对亚特不利。如果两人同时坦白，则对应右下角的方格，情况对两人都非常不利。而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对应的是左上角的方格，也就是那个神奇角落，情况对两人都十分有利，两人的总监禁时间也最少。

亚特和巴德将如何选择？你可能会说，两人会一起保持沉默，让自己处于神奇角落中。但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两人都从自私的角度考虑，那么这种情况便不会发生。两人都会向警察坦白，就像右下角方格里呈现的那样，每人被判刑8年，是所有情况里两人总监禁时间最长的情况。这个场景与哈丁的例子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规律，结果也是同样的“悲剧”。仔细观察图2.1中的支付矩阵便会发现，不论巴德如何选择，坦白对亚特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对于巴德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两人都自私且理智，两人便都会坦白。这对警察来说是个好消息，却是两个人的悲剧之源。

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一样，都反映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从个人角度看，坦白对亚特和巴德都是更好的选择；但从整体来看，共同保持沉默才是更好的选择。我们的问题是：亚特和巴德两人如何才能进入神奇角落？他们如何才能抵御人性的自私，享受到合作的成果？从人性的层面，我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道德的机制进行探讨。

家庭观

《犹太法典》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一位对犹太教心存疑虑的人找到犹太拉比希列，他说只要这位伟大的拉比能够在他单脚站立的时间里将整本《托拉》（犹太教的经书）传授给他，他就发誓皈依犹太教。拉比希列回答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全部的教义。《托拉》的其余部分都是这句话的注解。仔细领悟去吧。”

当然，所有的主流宗教和我们所知道的伦理学理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定义了类似的“金科玉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要想解决亚特和巴德的合作问题，这句话揭示了最直接的方式（并非巧合）。10年的狱中生活是亚特和巴德所“不欲”的情况，如果两人能够采纳拉比希列的建议，就能够共同保持沉默，进入神奇角落。（当然，如果两人真的能够采纳拉比希列的建议，最初就不会选择抢劫银行，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亚特和巴德为什么要在意自己是否将“不欲”施于对方呢？也许他们是兄弟，这样一来，问题就解释通了。但若果真如此，我们便又有了新的问题：兄弟之间为什么要彼此关心？著名的亲缘选择理论*从基因的角度看待行为，可以对兄弟之情（或是更广泛的亲情）做出解释。根据定义，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享有部分相同的基因。因此，当某个个体帮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另一个个体存活时，便相当于是在扩大自身基因的存活概率。换句话说，从基因的角度看，乐于帮助亲属的基因能够提高自身的存活率，帮助同样优秀的基因片段在他人体内延续。

对很多物种来说，生物学层面的“关心”指的是牺牲自身利益，成全其他个体的利益；并不包含心理学层面的关心。例如，蚂蚁会为同族的亲属提供帮助，但据我们所知，蚂蚁不会被柔情所打动。当然，在人类之间，关心的举动是真情流露的结果，包括我们与骨肉至亲之间强烈的感情纽带。亲情不只是模糊的温暖，也是生物学上的一种策略，是道德系统的一部分，使血缘上有关联的个体共同收获合作果实。

投桃报李

亲情能够使血缘上的亲属进入神奇角落，但非亲非故的人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能够为彼此提供恰当的激励，即使非亲非故，人们也能够进入神奇角落。

假设亚特和巴德对彼此毫不关心，但他们在工作时合作非常默契。若两人合作抢劫银行，结果远远好于两人单独行动或各自与别人搭档。如果他们能够确定最近的一次银行抢劫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那么两人都有理由出卖彼此。但如果两人合作抢劫银行的前景无限，也就是说，只要两人能够抵御诱惑，不向警察坦白，就能迎来美好的未来，两人应当如何选择？如果囚徒困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某次状况，那么游戏的规则又会发生变化。亚特当然可以在背后出卖巴德，为自己赢得短暂的一年监禁，让巴德面对长期监禁。但这样一来，亚特就等于放弃了与巴德合作的美好未来，为了少在监狱里待一年而放弃这样的未来似乎并不值得。因此，如果亚特和巴德把眼光放长远，两人就会共同保持沉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彼此有用，因为两人想在未来获得丰厚回报，当下就必须选择合作。“我帮你抓痒，因为你会帮我挠背。”——这种有条件的合作被称为互惠原则，或互惠利他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发表论文，介绍了一场“囚徒困境锦标赛”的研究结果，被后人奉为经典案例。这场比赛的选手不是真人，而是计算机。研究人员在计算机中设定不同程序，使用不同的策略在囚徒困境中博弈。最简单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无条件合作（总是保持沉默），另一种是绝对不合作（总是选择坦白）。（不合作也被称为典型的“背叛”。）阿克塞尔罗德和汉密尔顿请他们的同事各自编写程序，参加这次比赛。参赛的大部分程序都十分复杂，但最终获胜的程序却非常简单，就像“无条件合作”和“绝对不合作”的策略一样直接。最佳程序由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编写，他的策略被称为“投桃报李”，这个策略首先从选择合作（保持沉默）开始，之后每一轮都采用同伴上一轮的选择。如果上一轮对方选择合作，那么本轮己方也选择合作，反之亦然，“投桃报李”便由此得名。在后续进行的比赛中，的确有其他程序将“投桃报李”策略击败，但这些程序的基本思想依然是“投桃报李”策略。互惠原则是十分实用的。

人类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推理得出互惠的逻辑：“巴德上次出卖了我，他可能会再次将我出卖，因此，这次我不会试着与他合作。”而巴德当然也可以通过推理预测出亚特的心理：“如果我这次出卖了亚特，他以后就会认为我不愿选择合作。但相较于现在出卖亚特而言，今后与亚特合作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所以我现在应该与他合作。”这种清晰的战略考量可以将亚特和巴德引入神奇角落，但这种思考往往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的感觉会自动完成这种思考。假设巴德背叛了亚特，亚特可以通过推理决定抛弃巴德。但如果亚特对于巴德的背叛能够自动报以气愤、憎恶或蔑视*的情绪，最终也会达到与推理同样的效果，中途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也会更小。同样，巴德可能会领悟到，如果他出卖了亚特，亚特将会对他心存恶意，这种情况将会影响巴德的职业生涯。一想到背叛亚特，巴德可能会打个寒战。同样，正面的情感也会通过互惠原则促进合作。通过与亚特合作，巴德可能会期待亚特对自己心存感激，从而更加愿意与自己进行下一步合作。

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似乎也进行过有条件的合作。考虑到它们的合作水平，其合作可能更多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清晰的逻辑推理。一个研究黑猩猩分享食物行为的经典案例发现，成年黑猩猩更愿意把食物分给近期为自己梳过毛的黑猩猩。如果近期没有为成年黑猩猩提供过梳毛服务的其他猩猩前来觅食，有食物的一方往往会强烈抗议，做出攻击性动作。类似的研究表明，人类互相帮助、投桃报李的能力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我们从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的情绪化性格。

如果互动得当，被动情感能够激励合作性行为；但如果过度应用，被动情感也可能会毁掉合作关系。假设巴德由于一时软弱，向警察坦白了事实，将亚特陷于意料之外的不利境地。多年之后，亚特和巴德发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抢劫银行，如果亚特还在生巴德的气，就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宽恕需要代价。（想象几位上了年岁的摇滚乐手，为了丰厚的出场费而尽弃前嫌，共同出席巡回演唱会。）计算机模拟的结果也同样表明，在充满变数的世界里，有条件合作的一方如果更加宽容，最终的结果会优于无休止的怨恨。黑猩猩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德瓦尔和罗丝马伦观察了上百段黑猩猩之间发生冲突后的录像，他们发现，打完架后，黑猩猩往往会互相亲吻、拥抱。这可以说明，在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宽恕能够调节负面的被动情感，是符合互惠原则的行为。人类的宽恕能力在生物学上能够追溯到很久以前。

最好的朋友

亚特保持沉默的原因可能是害怕巴德发怒，导致这段回报颇丰的合作关系走向毁灭。但经过多年的合作之后，两人的合作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亚特和巴德可以计算各自的长期成本和收益，以此作为合作的动力，这也是可行的办法。如果两人能够通过直觉感知到这种方式，最终效果可能还会更好。具体说来，对亚特和巴德这样的银行劫匪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建立心理机制，下意识地关心可能会与自己合作的人，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那么，这种心理机制如何运作？具体说来，这样的机制如何判断哪些人与自己的合作前景更加美好？历史是未来最好的向导。如果一个人曾经与你合作多次，你们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因此，如果某种心理机制能够促使一个人关心自己曾经的合作伙伴，那么合作就会变得更加自然、有效。我们可以把这种心理机制称为友谊。

如果将友谊的主要内容看作合作，而不是闲逛、玩耍等其他活动，会让人产生奇怪的感觉。然而，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首先，大自然的目的并不一定要在生活中反映出来。比如说，性行为最初的目的是繁衍后代，但人们不一定非要在需要繁衍后代的时候才进行性行为。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他人伸出友谊之手时，我们心中所想的可能与友谊最初的目的相去甚远。事实上，如果你总在思考自己从友谊当中得到的实在利益，说明你并不是真正的朋友。其次，如果把友谊视为合作策略的想法让人感到奇怪，这可能因为我们正处于非同寻常的好时代。以渔猎采集为生的人类祖先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来自朋友的用餐邀请远不只简单示好，而是关乎生死的大事。他们所处的世界远比现在简单粗暴。当今世界，很少有人能够说自己曾经救过朋友的性命，但远古时期的世界却远非如此。最后，很多情况下，合作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合作”，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不仅是因为大家在一起时共同做的事情，更是因为大家各自分开后不会去做的事情。朋友不会偷你的东西，也不会说你的坏话，更不会与你的爱人偷情。这些日常的友善行为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们都是合作的一种方式，就好像亚特和巴德在小路上相遇时擦肩而过，不发生任何意外一样。这种合作被我们称为“友谊”，它始于善意的亲近，并由此进一步发展。

起码的尊重

假设你是亚特，正在寻找一位搭档抢劫银行。你听说有个人名叫巴德，手脚十分利索，开车逃跑的能力也是一流。但巴德唯一的缺点是，只要形势对他有利，即使从二楼用枪打穿你的脑袋他也在所不惜。亚特当然不是理想主义者，但鉴于抢劫银行可能会遇到各种不确定因素，他实在犯不上为此和精神不正常的巴德合作。结论：两位互不相识的人要想合作，双方对彼此的利益都要有起码的尊重。

如前文所述，在风险很小的情况下，雄性黑猩猩倾向于将陌生猩猩杀死。有时候，人类也会将陌生人视作威胁，希望将其除掉，甚至吃掉。（据说南太平洋上的食人族会将可食用的闯入者称为“人肉”。）但不论怎样，人类都可以选择对陌生人减少一分恶意，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世界也正是这样做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很多北方士兵在战场牺牲，但他们手中的枪支却一枪未发，此类报告十分频繁，北方军队的高级官员曾一度感到十分沮丧。许多士兵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向陌生人开枪，即使那些陌生人想要杀死他们。美国军方由此得出结论，士兵需要经过训练，克服对杀戮的抗拒。现代的军事训练便由此而来。

近期，菲耶里·库什曼、温迪·门德斯和同事们在实验室进行了一项试验，研究人类对暴力行为的抗拒心理。他们让参试者模拟一系列的暴力行为，比如用锤子击打他人的腿部（如图2.2），同时监控参试者的生命体征。

所有的参试者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行为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然而，仅仅是摆出令人不快的动作，他们的外周血管就会剧烈收缩，反映出“胆战心惊”、手脚冰凉的生命体征数据。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参试者只有在亲手模拟暴力行为时才会出现血管收缩的反应。而观看他人模拟暴力行为，或自己做出姿势相仿的非暴力行为（比如用锤子钉钉子）时，其生理体征并不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很多参试者对暴力行为的模拟都尽量敷衍了事，比如只用锤子在假想受害者的腿上轻轻敲一下。还有一位参试者拒绝做出这个动作。当然，人类有时会变得非常暴力，而且诱因往往微不足道。但即使暴戾如斯，也已经是打了折扣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仅仅在想象中对无辜者甚至陌生人暴力相向，就会令我们不寒而栗。这也许是人类道德思维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特点。（试着想象没有这种机制的世界会是怎样。）

除了对善意行为的友好回馈之外，起码的尊重还包含更多的内容。人类本可以比现在更加善良，我们现在至少愿意为他人，甚至是陌生人行些方便，不求回报。20世纪60年代，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经典试验。他们将“丢失的”信件放到公共场所，很多信件甚至连邮费都没有付，但大多数信件依然被寄了回来。即使明知不会再次光临，我们依然会在饭店留下小费。还有些人会向慈善机构匿名捐款。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之所以会为他人提供帮助，往往是由于我们为他人感到难过，希望能够减轻他人的痛苦。大部分人对此半信半疑，但研究人员始终持质疑态度。社会与发展心理学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终于证实了这个观点。在囚徒困境试验中，研究人员用金钱的输赢代替坐牢的惩罚，经研究发现，为他人感到难过会使人更乐于选择合作。（后文会有大量篇幅研究以金钱为筹码的合作游戏。）这种替别人感到难过的心理被称为同理心，指的是对他人的感情感同身受的心理状态。*近年来，认知神经学家对同理心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同理心这个名称实在恰如其分：人类目睹他人经历痛苦时所触发的神经回路与人类亲历痛苦时所触发的神经回路完全相同。同理心强的人，其大脑中类似的活动则更加明显。

对陌生人产生同理心所牵涉的神经回路最初可能由负责怀孕生产的神经回路发展而来。催产素是一种神经递质，是哺乳动物怀孕生产过程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激素。控制大脑对催产素敏感程度的基因与同理心强弱紧密相关。人工向鼻腔内喷洒催产素（催产素能够由鼻腔进入大脑）也能够使人在囚徒困境中倾向于合作。

人类关心他人（包括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的能力充分显示了我们从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特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多次发现猩猩和猴子做出怀有怜悯之心的举动。该领域科学家娜杰日达·拉德金娜·科茨（Nadezhada ladygina-kohts）十分具有探索精神，她在莫斯科的家中饲养了一只黑猩猩，取名为乔尼。乔尼爱在屋顶玩耍，不愿下来。随着时间推移，科茨发现让乔尼从屋顶下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激发它的同情心。如果科茨假装哭泣，乔尼就会迅速跑到她身边，警惕地四处张望，寻找欺负科茨的人，还会轻轻触碰科茨的脸，表示安慰。有时候，黑猩猩也表现出乐于助人的行为。荷兰阿纳姆动物园里有一只7岁的黑猩猩，名叫杰西。一位上了年岁的管理员克罗姆试图取回一只灌满水的轮胎，几次失败后，克罗姆沮丧地放弃了尝试。杰西看到后，便跑到轮胎旁边，移开了挡路的其他轮胎，小心地将这只灌满水的轮胎搬到了克罗姆身边，水一点都没有洒出来。

这类小故事十分有趣，也能反映出人类这个灵长类近亲的一些本性。但如果有人对这些故事仍存有疑惑，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清楚。最近，灵长类动物学家在实验室设计了对照试验，印证了非人类灵长动物互相关心的行为。通过一系列试验，菲利克斯·瓦纳肯（Felix Warneken）、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和他们的同事证明，黑猩猩会自发地对人类和其他猩猩提供帮助，并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一次试验中，黑猩猩主动帮助试验员取回远处的物体。另一次试验中，黑猩猩爬过障碍，为一位陌生人提供帮助。还有一次试验，黑猩猩主动为另一只猩猩解开锁链，让它能够吃到食物，但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睦邻友好这种想法似乎由来已久，甚至能够追溯到进化史更早期的阶段。文卡特·拉克斯铭亚南（Venkat lakshminarayanan）和劳里·桑托斯（laurie santos）近期的试验中，僧帽猴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只给自己奖励，二是奖励自己之外，再奖励一位邻居。大部分僧帽猴都会选择与邻居一起获得奖励，即使邻居获得的奖励胜过自己也没关系。同理心甚至在老鼠身上也有反映，它们甘愿放弃近在眼前的奖励，而选择让另一只被困的老鼠重获自由。

总之，人类是懂得关心他人的物种，并且对他人的关心会有一定的限度。这种能力部分来源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甚至是更久远以前的祖先。我们最关心的自然是亲属和朋友，对熟人甚至陌生人也同样会表示关心。一般情况下，我们极其不愿伤害陌生人，即便只是假装做出伤害的动作，我们的血管也会收缩。同时，在不做出太多牺牲的前提下，我们还会不计回报地帮助陌生人。因为我们彼此关心，关注个人利益以外的内容，所以对我们来说，进入神奇角落并没有那么难。

威胁与承诺

如果亚特和巴德相互关心，或者拥有辉煌的合作前景，两人便能进入神奇角落。但倘若两人素不相识，未来也没有交集，那么又当如何？假设亚特和巴德面临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抢劫银行，两人之前从未进行合作，以后也不会再次合作。毫无疑问，警察逮捕两人后会试着策反他们。这种情况下，亚特和巴德还会互相包庇吗？

也许两人可以事先约定，共同保持沉默。做出这样的承诺并不困难，难的是遵守承诺。问题在于，做出承诺本身并不会影响支付矩阵的结果。当坦白还是沉默的选择真的来临时，对亚特最有利的选择依然是坦白，对巴德也是如此。如果两人并不关心彼此，也不必关心两人未来的合作，那么不论有没有承诺，两人都会选择坦白。

因此两人需要一种方式巩固约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亚特可能会对巴德说：“如果你出卖了我，我出狱后就会找你算账，将你杀死。”不幸的是，威胁策略与更加友善的承诺策略有着同样的问题：假设亚特做出了威胁，而巴德依然出卖了他，10年之后，两人都被释出狱时，亚特便可以将自己的威胁付诸实践。但那时的亚特为什么还要费力报复呢？杀掉一个人是有风险的，并且亚特从中无法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如果巴德从一开始就知道亚特不会费力报复，那么亚特的威胁就是徒劳的。巴德会忽视亚特的威胁，选择坦白。当然，如果两人位置对换，亚特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种情况下，两人无法合作。

可以看出，单纯的威胁是无效的，单纯的承诺也同样无效。但如果方法合适，威胁便可能产生效果。假设亚特拥有一个高级机器人杀手，可以通过编程控制。如果巴德出卖了亚特，亚特可以编写程序，让机器人追杀巴德。重要的是，我们假设亚特的机器人完美无缺，一旦程序启动，便再也无法停止，即使是亚特本身也无能为力。如果巴德知道一旦自己背叛亚特，就会必死无疑，那么他一定不会选择背叛。亚特的威胁有些疯狂，因为他必须对机器人的行为负责，他当然不愿看到自己的威胁变成现实。如果巴德出于某些原因忽视亚特的威胁，出卖亚特，亚特也会全力阻止自己的机器人，即使这种努力徒劳无功。尽管如此，通过事先设立疯狂的威胁，亚特便能够在巴德充分了解情况，并且头脑清醒的前提下，确保巴德与自己合作。当然，巴德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确保亚特与自己合作。（这个策略可以叫作“同归于尽”。）

可惜呀，人类尚未发明出通过编程操作的机器人杀手。但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内有一种情感机制能够起到相同的作用。*假设亚特性急鲁莽，一旦遭到背叛，亚特将会暴怒，不顾一切杀死巴德，即使要等10年时间，即使要追巴德到天涯海角，他也在所不惜。如果巴德知道亚特如此有仇必报，那么巴德很可能不会选择出卖亚特。因此，如果亚特有仇必报，并且因此闻名，亚特就可以充当自己的机器人杀手，通过严重、可信的威胁，促使他人与自己合作。当然，有仇必报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亚特真的将毕生精力用于报复巴德，最终可能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但是如果不出意外，亚特永远也不必追杀巴德，因为巴德和其他人并没有胆量出卖亚特。因此，促使人们有仇必报的情感可以是一种理性的非理性。这种情感促使我们公开承诺，承诺自己将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因而从中受益。

复仇的天性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基思·詹森（Keith Jensen）和几位同事设计了一个试验，在试验中，黑猩猩可以通过拉绳子来破坏放食物的桌子，从而阻止其他猩猩获取食物。研究发现，如果a猩猩从b猩猩处偷取了食物，b猩猩就更可能拉动绳子，使a猩猩无法够到食物。野外研究显示，生活在野外的黑猩猩也会做出类似的行为。

负面的社会情感能够促成我们与他人的合作，但更加高尚的情感同样也可能促成合作。如果亚特和巴德是两个无赖，那么他们的承诺毫无意义。因为如前文所述，无赖不会遵守承诺，大家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如果亚特和巴德是高尚的小偷呢？亚特也许不关心巴德，但他十分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如果亚特失信于人，他可能会对自己失望至极，恨不得立即把自己扔到最近的熔岩坑里。那么，这样的人值得我们与之合作。复仇的怒火能够使我们做出更加可信的威胁，而易于产生强烈的内疚和羞愧则是我们对自己造成的威胁。如我们所料，真的违背自己的诺言，或者只是简单的想象，就会使大脑内部控制情感的区域活跃起来。

前文提到，亲情和友情都是合作性关心的表现形式。同复仇的怒火一样，类似的情感可以作为战略约束，让我们理性地承诺做出不理性的行为。然而，这种情况下，受到情感约束的双方并非再无合作的可能，只是如果他们选择与别人合作，未来可能会更加美好。假设警察给亚特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如果亚特出卖巴德，警察不仅可以让亚特全身而退，而且还会给他找一份工作，作为银行抢劫专业顾问。也就是说，警方邀请亚特与他们，而不是巴德进行合作。亚特关心巴德，是因为两人过去曾经合作，而且未来的合作前景十分美好。但警察给亚特开出的条件是巴德过去只能在梦中想象的——刺激且有地位的工作和稳定的高额收入。亚特与警察的合作前景似乎已经超过了与巴德的合作。如果亚特与巴德的友情建立在两人的合作前景之上，前景越好，友谊越深，那么亚特将会抛弃巴德，与警察合作。择优交易对亚特是有利的，但如果亚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变成了择优交易者，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因为巴德同其他人一样，也许根本不会与见利忘义的人进行合作。

这就涉及了忠诚这种美德。如果亚特把抢银行的同伴看得比其“市场价值”（与他们合作抢劫所产生的价值）更重要，那么亚特就是一位有魅力的合伙人。史蒂芬·平克认为，忠诚在恋爱关系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反映：你的条件十分优秀，但总会出现一个人，不仅拥有你全部的优点，还比你略微好一点点。虽然你知道自己的爱人某天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但你也知道，你的爱人不会喜新厌旧，将你抛弃。这种信心会让你更加愿意与爱人安定下来，建立家庭。如果将这个过程视为合作，那么这就是高风险的合作。你有很多物质上的优点，你的爱人对你十分欣赏，这样当然很好，但两个人要想永不分离，这一点也许还不够。你真正想要的，是爱人发自心底、不可动摇的爱，是只想和你一个人在一起的愿望。简而言之，就是你希望爱人能够爱你，不仅因为你拥有诸多优点，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只有爱才能让你足够忠诚，甘心承担起为人父母的重任。因此，爱不仅仅是强烈的关心，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心理机制，是一种情感约束。它使父母双方确信他们不会抛弃彼此，从而达成结婚生子的合作。

还有一种忠诚也同样能够推动合作的车轮。对个人的忠诚能够使人成为更好的朋友、更好的爱人；在更大的合作团体中，对权威的尊重能够使人成为更合格的小兵。如果你是一名陆军上将或是执行总裁，你想要怎样的人加入团队？忽略你的意见、自行其是的人，还是服从指挥、踏实可靠的人？同样，你想要的是一看到更好的选择就弃你而去的人，还是一直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的人？好的小兵忠诚且谦逊，他们安分守己，不敢背弃职责。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都会使人安分守己。几乎所有的灵长类动物中，地位较低的个体都对地位较高的个体怀有消极情感，恐惧之心占了多数。但人类提到自己的领袖时，有时会怀有强烈的敬佩之情。我们可能被从未谋面的领袖所激励，投身加入某些成员并不固定的组织，比如国家、教堂、公司、学校等。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认为，对领袖、组织，以及更加抽象的理想表示忠诚的能力，最初可能是为了促进大规模团体内部的合作发展而来，就好像爱情最初是为了促进父母合作，养育子女一样。这种表示忠诚的能力也许取决于人类敬畏的能力，也就是看到比自己和自己熟悉的社交环境更加宏大的事物时，为之感动并献身于此的能力。

警醒的眼睛与洞察一切的心

亚特和巴德要想进入神奇角落，两人就需要互相关心，或是考虑到两人未来的合作，或是两人在情感上被威胁或承诺所约束。但如果两人之间一无所有，又当如何？

亚特曾经发誓，如果巴德背叛自己，就将他杀死。但巴德独自一人待在牢房，依然会犹豫是否坦白。巴德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知道亚特是理性的。亚特并不鲁莽，他不会仅仅因为愤怒就去追杀巴德。然而，巴德依然需要三思，亚特可能会因为巴德的背叛而将他杀死，这并非因为亚特有仇必报，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在观察。银行抢劫界想要知道的是，亚特的威胁是否可信。如果亚特因为巴德的背叛而将他杀死，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这对亚特来说是件好事。因此巴德最好保持沉默。

由此可见，有名声负累的人倾向于选择合作。声誉促使人们兑现威胁，使自己的威胁变得可信，也促使被威胁一方选择合作。此外，声誉也会更加直接地推动合作。如果巴德因为背叛而臭名昭著，那么就不会再有人愿意与他合作，巴德终将成为输家。因此，声誉对合作的推动有两种方式：促使人们证明自己的合作愿望，或是促使人们证明自己拒绝容忍背叛。这两种方式都符合人类道德思维的本性。

凯文·海利（Kevin Haley）和丹尼尔·费斯勒（Daniel Fessler）设计了一个试验。他们选出一半参试者，交给每人10美元，然后给拿到钱的参试者一个机会，由他们选择是否与没有拿到钱的参试者分享这10美元，或者干脆把10美元全部送出。这个试验被称为“独裁者博弈”，因为被选中的一方能够控制全部资金。整个试验以匿名方式在互相联网的电脑上进行，确保参试者对他人的选择毫不知情。试验中的关键变量十分隐蔽：在被选中的“独裁者”中，一半人的电脑以一双眼睛的图案作为桌面，如图2.3所示；另一半“独裁者”则只能看到标准的桌面背景，上面画了实验室的标识。

看到标准桌面背景的人只有一半左右（55%）选择分享。而在桌面背景上看到眼睛的人绝大多数（88%）都选择了分享。在随后进行的街头试验中，研究人员使用“无人售货机”出售饮料，结果显示，画有眼睛的图片会使人付出两倍的价格购买牛奶。

众所周知，如果人们认为别人在观察自己，就会变得更加自觉，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这个试验的奇妙之处在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低级暗示——一张画着眼睛的图片，就能将人们最好的表现激发出来。说它“无关紧要”，是因为没人会有意识地对这个暗示做出回应，没人会认为“因为橱柜上贴了一张画着眼睛的图片，所以我拿了牛奶需要付钱”。这是一种自发的程序，是道德机制中一个有效的环节。

警醒的眼睛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也许是因为眼睛背后往往有一张发表评论的嘴。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人类的对话中，65%的时间都在议论他人或好或坏的行为，对他人说短道长。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花大量时间议论他人，是因为议论能够促进合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约机制。事实上，一想到“所有人”都会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谨慎行事。况且，议论他人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对很多人来说，不对他人说短道长是很困难的。

在警醒的眼睛和爱说闲话的嘴巴遍布周围的世界里，如果人们做了不利于合作的事情，迟早会被人发现。对于一个被抓了现行的背叛者来说，最坏的情况可能会不堪设想：在余生当中，没人愿意与你再有任何瓜葛。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命运？如果能够让“所有人”相信你以后会努力合作，那么事情还有转机。你可以道歉，但这显然不够，因为所有人都会说“对不起”。如果你的脸部不自觉地浮现出不自然的颜色（比如涨得通红），这种道歉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因为这表示你真心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事实上，这也许就是窘迫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通过表达真心悔改的诚意，帮助人们重拾社会地位。这种方式似乎是有用的，研究表明，如果背叛者在事后表现出窘迫的样子，便更容易取得人们的原谅。

当然，如果“所有人”的态度仅限于知道某人的背叛行为，这本身并没什么。关键在于，人们会基于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实，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在警醒的眼睛和竖着的耳朵背后，让我们心存顾虑的其实是人们论断是非的心，人类会论断是非，这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婴儿时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分辨是非。10年前，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证明了这一点。

基利·哈姆林（Kiley Hamlin）、凯伦·韦恩（Karen Wynn）以及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给6个月和10个月大的婴儿播放动画，画面中有眼睛圆圆的几何体人物，可以沿山坡上下滑动。如图2.4所示。

在左图所示的动画中，圆形想要爬上小山，但总是无法爬到山顶。于是小三角从山脚爬上小山，前来帮忙，把圆形推到了山顶。在右图所示的动画中，圆形依然想要爬上小山，却无法到达山顶。随后出现了前来捣乱的小方块，它从山顶下来，把圆形推回了山脚。试验人员为婴儿们反复播放两段动画，直到他们感到厌烦。接下来关键的试验阶段中，研究人员给婴儿们拿来了一个托盘。托盘里一边放有像是小三角的玩具，另一边放着像是小方块的玩具。*16名10个月大的婴儿中，有14名选择了动画中前来帮忙的小三角，而12名6个月大的婴儿则全部选择小三角作为玩具。如此显著的试验结果着实让人惊讶。

接下来，研究人员在另外一组婴儿中重复了这项试验。但圆形上不再有圆圆的眼睛，没有了拟人的效果；前期圆形试图自己滚上山坡的片段也不再播放，消除了圆形行为的目的性。因此在这次试验中，圆形不再是想要达成目标的个体，而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此外，小三角和小方块也不再以帮忙者或捣乱者的身份出现，它们只是简单地把圆形推上或推下山坡。在这一次选择玩具时，婴儿的行为与研究人员的预期相一致，他们对小三角和小方块（向上推的图形和向下推的图形）没有了特殊的偏好。这说明，婴儿的偏好是社会化的：他们偏爱的是帮忙，不是向上推；嫌恶的是捣乱，而不是向下推。

6个月大的婴儿远未学会走路和说话，但他们已经开始对行为和个体进行价值判断。他们愿意接近有合作倾向的（关心他人）个体，回避不愿合作的个体。因为这些婴儿年龄尚小，他们的行为显然不是理性推理的结果。他们不会想到“小方块对红色的圆形不好，说明小方块可能也会对我不好，所以我要回避小方块”。相反，婴儿的判断由自发的程序完成，这种程序对于低级暗示十分敏感，注意到了某些运动的含义和看上去像是眼睛的东西。鉴于这种机制出现得如此之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人类通过基因遗传下来的能力。

外人免入

两位囚徒，如果他们彼此关心，或者在未来拥有合作前景，就能够进入神奇角落。两位陌生人，如果他们恰当地使用威胁，或是两人为声名所累，也能够进入神奇角落。但是在没有威胁、没有声名之累的情况下，陌生人之间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吗？

假设有一群银行劫匪，成立了“守口如瓶银行劫匪联盟”。顾名思义，联盟中的劫匪面对权威时，都会遵守严格的沉默守则。联盟的规模很大，大部分成员彼此都互不相识，既没有私人交往，也不曾听闻他人的名字。换句话说，联盟里的成员都是陌生人。但加入联盟就意味着丰厚的收获，尽管素不相识，联盟成员依然可以一同抢劫银行，并相信同伙不会出卖自己。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假设好像在用制定规则的方式解决问题。假设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就是规定了一个合作群体的存在。问题在于如何使联盟开始运行，如何防止联盟解散。加入联盟意味着做出承诺，承诺自己不会背叛其他成员，以此保证自己也不会被他人出卖。但如前文所述，在自私的世界中，单纯的承诺毫无用处。如果违背诺言不必付出任何代价，联盟成员为什么还要遵守承诺呢？也许，违背诺言的人会受到联盟的惩罚。这确实是个办法，但又引发了下一个问题：联盟由谁来管理？管理者对陌生人之间的背叛实施惩罚，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实施惩罚的问题可以稍后讨论。现在我们可以将情景简化，假设联盟的成员生来就守口如瓶。只要他们的合作仅限于联盟内部，所有的成员就是安全的。联盟成员需要注意的是，避免口风不紧的联盟外成员参与行动，对联盟成员加以利用。劫匪无赖可能会设法靠近一群守口如瓶的银行劫匪，高兴地与联盟成员多次合作，每次都在警察询问口供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的同伙送进监狱。

如果劫匪中的坏人声名狼藉，联盟成员就能够预先知情，避免与劫匪无赖合作。但根据我们的假设，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既然无法掌握不可信的外人的信息，联盟成员可以主动提供可信的自己人的信息。联盟可以给每位成员发一张身份卡片，上面盖一个“守口如瓶章”。这样，联盟成员就能够互相辨认身份，避免与外人合作。只要外人无法伪造身份卡片，这样的身份认证系统就是可行的。为了保证联盟运作正常，就需要一套可靠的成员加盟标准。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所有的合作组织都需要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这就需要人们有能力区分“我们”和“他们”，并且将“我们”的利益置于“他们”之上。尽管极少数人会将陌生人与家人一视同仁，但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不会将这种规则作为社会规范。究其原因，如果按照这种规则运行，社会将会变成开放的资源供应站，将财富无私地散播给每一位陌生人，即使是初来乍到，享受的待遇也堪比失散多年而后重逢的亲人。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通过研究文化间的差异与共性，也证明了群体对内部成员的优待和民族优越感的普遍存在。

以每个人分别作为圆心，能够画出很多代表社交圈子的同心圆。离我们最近的小圈里，是我们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外围的大圆则代表关系略远的亲戚和熟人。在亲友圈之外，是我们所属的团体中与我们有关的陌生人。这些团体大小不同，种类各异，包括村庄、宗族、部落，街坊、城市、州、地区、国家，教会、教派、宗教。除了这些由小到大排列的组织之外，我们还根据政治立场、就读的学校、社会阶级、支持的球队，以及其他的喜好和厌恶为自己划分组织。社会空间是复杂的，包含多个维度。但不论是基于常识还是基于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以自己为圆心的社交网络中，人类对他人在圈中所处的位置极其关心，倾向于优待距离自己更近的人。我们将这种倾向称作部族主义，有时也叫作狭隘的利他主义。

将社交圈最内层的人（家人、朋友、熟人）视为合作对象并不困难，但人类的合作范围往往更加广泛，有时是积极的合作，比如合作修桥、战争中的合作；有时则是更为消极的合作，比如表现出友好的态度。然而，与陌生人合作的前提是制定标准，辨别哪些陌生人可以与之合作，而哪些陌生人可能会利用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要有能力颁发并辨认社会身份卡片，并且能够根据辨认结果调整自身行为。

《希伯来圣经》中记叙了基列人的故事：大约公元前1200年，基列人击败了以法莲人，驱逐他们离开故土，渡过约旦河。这场战争后，很多幸存的以法莲人试图瞒过基列人在河边的守卫，回归故里。为了拦截以法莲流亡者，基列守卫采用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想要通过关卡的旅人必须朗读一个希伯来单词：shibboleth（植物结实的部分）。古代以法莲方言中没有sh的发音，因此以法莲人很难读准这个单词。据《圣经》记载，因为不会发sh的音，有4.2万名以法莲人因此丧命。

现今，shibboleth的意思是，能够辨别文化群体内部成员身份的可靠印记。凯瑟琳·克林泽（Katherine Kinzler）与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早期，人类就倾向于使用语言这种原始的“印记”来标记群体身份，以此作为社会偏好的基础。在一组连续试验中，研究人员选取英国和法国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更喜欢将目光投向说话不带外国口音的讲话人；10个月大的婴儿更愿意从说本国语言的人手中接受玩具；5岁大的孩子更愿意和没有外国口音的孩子做朋友。似乎早在习得语言能力之前，大脑就已经开始用语言来分辨可靠的“我们”和不可靠的“他们”了。

语言印记揭示了部族主义中更加宏观的一个方面：随机差异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随机。基列人如何发音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列人的发音与以法莲人不同。同样道理，随机的文化行为在促进合作方面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人们着装、清洗、饮食、工作、舞蹈、唱歌、开玩笑、约会、做爱的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遵循的所有规则，都可能造成并不随机的影响，让陌生人显得突兀，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

当今世界，“我们”和“他们”之间最为明显的一个界线就是种族。近年来，心理学家利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对不同种族人群的观点进行研究。内隐联想测验通过衡量人们归类划分不同概念的速度，总结出概念间的联系。（你自己也可以试试）*在典型的内隐联想测验中，参试者需要在电脑上完成两个内容交错的分类任务。例如，参试者会被要求将屏幕上出现的词语分类，判断它们指代的含义是好还是坏。一个人看到好的词语（如：爱）时可能会按下左手的按钮，看到坏的词语（如：恨）时会按下右手的按钮。同一个人看到不同的头像照片时，便可能会根据头像的种族分类，比如看到白人就按下左手的按钮，看到黑人就按下右手的按钮。内隐联想测验测量的是人们给词语分类的速度，以及不同分类对应不同按钮时人们判断速度的变化。例如，看到好的词语和白人照片时，你可能会按下右手的按钮，而在看到坏的词汇和黑人照片时按下左手的按钮。但有时，你可能会在看到坏的词汇和白人照片时按下左手的按钮，看到好的词汇和黑人照片时按下右手的按钮。如果你使用同一个按钮表达“坏的”和“黑人”时所用的判断时间更短，那就说明你的潜意识里认为“坏的”和“黑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对于其他的概念搭配，我们也可以做出相似的推断。内隐联想测验结果显示，多数白人潜意识中都更加偏爱白人，他们更容易将好的词汇与白人头像归为一组，而将坏的词汇与黑人头像归为一组。大脑的活动情况也能够反映出内隐联想测验的分数：在黑人头像与“坏的”之间建立更强联系的人，看到黑人头像时，大脑中与提高警惕性相关的区域（杏仁核）也会做出更加强烈的神经反应。为儿童设计的一项内隐联想测验发现，儿童在年仅6岁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种族偏见，与成年人的种族偏见如出一辙。令人吃惊的是，一项为猴子设计的内隐联想测验表明，猴子在潜意识中也会偏向种群内部的成员。它们会将水果等好的东西与内部成员联系起来，将蜘蛛等坏的东西与外部成员联系起来。

不幸的是，种族偏见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研究现象。前文提到过，经济学家们发现写有典型白人名字（艾米莉、格雷格）的简历接到的招聘者电话比写有典型黑人名字（拉齐莎、贾马尔）的简历要多。更令人心寒的是，针对美国法庭笔录进行的研究显示，死刑案件中的受害人如果是白人，那么黑人被告比白人被告更可能受到死刑宣判，对于面部特征符合典型黑人形象的被告来说更是如此。种族问题在政治方面也是影响深远。经济学家赛斯·斯蒂芬斯–大卫德威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统计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在谷歌搜索中输入“黑鬼”（nigger）一词的频率，并将结果标记在美国地图上。结果显示，“黑鬼”一词在搜索中出现（通常是为了搜索关于种族的笑话）频率较高的地区，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投给巴拉克·奥巴马的选票也很少，远远少于2004年约翰·克里在这一地区获得的选票。这样的种族嫌恶为奥巴马的对手送上了三到五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人从自己家乡所在州获得的支持也不过如此，这个数据足以影响大多数总统选举的结果。

鉴于种族偏见的影响力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有人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对种族歧视“习以为常”。但细想一下，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对于以渔猎为生的人类祖先来说，人们遇到所谓的“其他种族”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实上，住在山那边的“他们”在相貌和身体上也许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说明，种族问题并不是区分群体成员的本质标准，只不过在当今社会，我们恰好将其作为一个标准而已。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社会分类系统，我们希望这个系统能够更加灵活，能够根据语言、穿着等文化特征，而不是根据先天遗传获得的身体特征给人们分类。

由此，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与同事一起设计试验，研究人们的种族意识和文化印记意识孰轻孰重。研究人员首先给参试者播放一段录像，录像记录了两支篮球队的队员互相争吵的场景，两支球队中都有来自不同种族的队员。随后，研究人员向参试者展示不同运动员的照片，配以偏袒己方的话语，如“是你们先开始生事的”。看完图片后，参试者在预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要求进行记忆测试，将队员的照片与他们所说的话匹配起来。通过分析参试者在记忆测试中做错的匹配，可以发现参试者对篮球队员的分类方式。种族意识强烈的参试者基本不会把白人说过的话和黑人说过的话弄混；同样，对球队身份十分敏感的参试者也不会把不同球队球员的话语弄混。库尔茨班和他的同事发现，如果试验材料中对于球队身份没有做出明显的标记，人们就会更多关注种族差异而不是球队身份。也就是说，人们基本不会把不同种族球员的话语弄混；来自不同球队球员的话语则相对难以区分。然而，如果球员穿上不同颜色的T恤衫，用以区分球队身份，所有的结果都会调换过来，种族差异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重要，球队身份突然之间成了重点。

库尔茨班和同事们基于进化理论进一步提出假设：如前所述，因为种族差异并非根深蒂固的进化类别，这种基于种族差异而做出的分类是可以变化的。但同样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性别差异（男女差异）。对于以渔猎为生的祖先来说，遇到男人和女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异也十分明显。这说明与基于种族差异的分类相比，基于性别差异的分类更加难以改变。这也正是库尔茨班和同事们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队员身穿哪种T恤衫，参试者基本不会将男人说的话与女人说的话弄混。

这个试验说明，人类很容易根据群体成员的随机印记对他人分类，但这个结论本身并没有揭示这种分类对人类究竟有什么用处。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与同伴的一个经典研究表明，社会分类会非常自然地成为社会偏好的基础。泰弗尔将参试者带进实验室，采用随机标准将所有人分为两组。在一次试验中，他首先组织参试者完成一项估计任务，然后假装将参试者分为“估计过高”和“估计过低”两组。（但事实上，分组是完全随机的。）随后，泰弗尔要求参试者以匿名的方式，为所有参与试验的成员分配钱财。他发现，尽管小组成员没有共同的经历，小组在未来不会继续存在，甚至连分组标准都是无关痛痒的，但人们在分配过程中依然倾向于对同组成员加以照顾。事实上，即使是公开地以随机方式分组，人们仍然会照顾组内成员。照顾组内成员并不仅仅是打破平衡的一种方式。人们通常会给组内成员多分钱，而不是给组外成员少分钱。

最近，人们开始将部族主义与特定的神经系统联系起来。如前文所述，催产素是一种神经递质，也是哺乳动物怀孕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激素，会增加母体的同理心和对他人的信任。事实上，催产素（有时被称为“抱抱化学物质”）会导致更加明显的社会偏好，甚至超过了我们所想象的程度。最近，卡斯滕·德·德勒（Carsten De Dreu）与同事们发现，向男性鼻腔内喷洒催产素能够促进组内合作，但无法促进组间合作，尤其当人们对组外成员心存恐惧时，效果则更加不明显。内隐联想测验显示，催产素还会使人们对组内成员的偏袒更加明显，对于组外成员的排斥感也有微小的增加。此外，催产素还会影响人们在道德两难处境中的选择，使人们更加不情愿牺牲组内成员利益，但对组外成员的感觉则不受影响。

总之，人类大脑中存在部族主义的思考机制。我们会自动把这个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并且更加偏袒“我们”。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将语言线索作为辨别群体成员身份的可靠印记。从婴儿时期开始，我们便开始使用语言线索为周围人分类。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种族歧视现象，但种族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先天的心理学分类，它不过是众多身份印记中的一种而已。正如泰弗尔的试验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常常会基于极其随机的标准，将人们分为“我们”和“他们”。尽管这听上去有些疯狂，但很多情况下，这就是事实。对于一个需要大量成员共同合作才能够生存的物种来说，由于合作成员过多，如果没有文化身份印记的帮助，便无法相互辨别身份。如此来看，这种分类方式便合乎情理了。

在下一个话题开始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人类大脑虽然拥有部族主义的思考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机制无法改变。增加阅历和主动学习都能够改变这种机制。更重要的是，大脑中存在很多不同的回路，有些回路的调整适应能力较强，有些则略差，它们之间也会相互竞争，争夺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利益攸关方

亚特和巴德可以利用可信的威胁，诱导对方进入神奇角落。一个强大的第三方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例如，假设亚特和巴德同属于一个犯罪集团，犯罪集团内有一位首领，开出了一个禁止拒绝的条件：“如果你出卖同伙，我就把你杀死。”和以前的笑话一样，我把这种威胁称为“条件”，但其实真正的条件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保持沉默，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毫无疑问，牢固的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首领、国王和君主都利用自己手中不断变大的萝卜和棒子促进合作，促进生产（并总结出有效的手段）。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将国王赞为维护和平的利维坦（权威）和尘世间的上帝，使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下“肮脏、粗野、短暂”的生活。

利维坦不一定是尘世的上帝。在信徒眼中，一个超越自然的权威是维护合作的最佳人选，因为超自然的存在可以是全知全能的，能够保证合作者受到最大限度的奖励，不合作者受到最大限度的惩罚。正如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所认为的那样，宗教可能是文化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机制，用于促进庞大群体内部的合作。敬畏上帝和做好合作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观点存在已久。长久以来，信徒们对“不惧怕上帝”的人们总是心存戒备，这种心理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牢固的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它要求所有人按照简单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群体中的成员进行合作，从而获得首领奖励，规避惩罚；而整个群体通过合作，也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首领，特别是尘世中的首领，便可以从中获益。有人仍会质疑，如果没有权威的约束，从合作中获利的第三方是否真的能通过奖励和惩罚保证合作的稳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人类学研究显示，农耕社会以前，虽然没有权威为每个人分配任务，当时的社会状态依然是人人平等。

再回头看看“守口如瓶银行劫匪联盟”。按照我们之前的想象，联盟中的成员生来便都是守口如瓶的人，他们需要防止联盟外的劫匪利用自己的成员牟利。但事实上，联盟内部也可能存在不愿合作的个体。现在联盟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没有强大首领的情况下，约束其内部成员遵守规则。联盟成员能够完成自我监督吗？

如果联盟规模不大，不合作的行为会立即招致以牙还牙的报复和惩罚：如果亚特出卖了巴德，巴德可以惩罚亚特，于是亚特下次就会选择合作。因为巴德通过惩罚亚特获得了直接利益，因此将这种模式称为直接互惠。但根据我们的假设，如果这个联盟十分庞大，那么巴德对亚特的惩罚便没有价值，因为两人很可能不会有机会再次合作。此外，不管怎样，如果联盟内的成员愿意在无法获得个人收益的情况下，对背叛者做出惩罚，便会极大地促进合作。如果联盟内部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充当惩罚者，那么背叛行为将会近乎绝迹；当然，惩罚行为也会变得难得一遇，因为这种情况下，因出卖别人而招致惩罚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对不合作行为做出惩罚的整体意愿，是间接互惠的一种表现。之所以称为“间接”，是因为联盟成员在施罚时会付出直接代价，但收益却是间接的，是因联盟中其他成员实施惩罚而获得的。如果你由此想到了最初的公地悲剧，这是十分正常的。这种形式的间接互惠本身就是一种合作，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这类惩罚通常被称为“利他惩罚”。这个名称可能会造成误解，因为利他惩罚者的行为不一定出于对群体利益的考虑。有的利他惩罚者只是单纯地享受严厉施罚的感觉，受罚者究竟是辜负了自己还是辜负了别人则意义不大。为了避免歧义，我将这种代价高昂的惩罚称为“亲社会”惩罚。

你是亲社会惩罚者吗？做个测试看看吧：假设在几千英里外有一个外国城市，那里发生了连环强暴谋杀案，罪犯已经伤害了十几名妇女和女孩儿，在被捕以前，他是不会收手的。如果匿名支付25美元就能确保将案犯绳之以法，你愿意吗？如果不是25美元，而是1美元呢？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恭喜你，你是一名亲社会惩罚者。你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换取他人的合作。（再次注意，不侵略也是一种合作。）

许多试验已经证明，人类的确属于亲社会惩罚者。其中最为著名的试验当属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西蒙·加士德（simon Gächter）合作的“公共财产游戏”。这是一个多人场景下的“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的原理相仿。研究人员先给每位参与者分发一笔钱，然后将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每轮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可以选择向公共资金池放入一笔钱，进入资金池的总额会增加一倍，然后再平均分配给每位参与者。整个过程都是匿名的。

这种场景下，对整个小组来说，最合理的做法是让所有参与者把全部资金都放入资金池。这样可以使最多的资金获得加成，从而使参与者获得最大的资金回报。比如，假设参与者共有4位，每人的初始资金为10美元，那么4人的全部资金就是40美元。如果研究人员将池内资金增加一倍，变为80美元，那么每位参与者可以获得20美元，这一回报相当不菲。然而，从个人角度来看，最合理的（如果人是自私的）做法则是不投入任何资金，“不劳而获”地分享其他参与者的投资回报。不劳而获者能够保有自己最初的资产，同时获得公共资金池里的分成。如果4人中有1人不劳而获，那么一轮结束后，不劳而获者手中拥有25美元，而其他人的资产仅仅增加了5美元。公共财产游戏中，不劳而获的行为相当于囚徒困境中的背叛行为，或者是公地悲剧中随意增加牲畜数量的行为。

典型的公共财产游戏反复进行多次后，很多参与者开始合作，他们至少会将一部分资金放入公共资金池。但也有一些人开始不劳而获，他们向资金池中投入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出。选择合作的参与者发现自己被利用，于是开始减少甚至停止投资。随着游戏轮数的增加，进入资金池的数额越来越小，更多的参与者会说“见鬼去吧！”。最终，每轮的总投资额几乎降到了零，真是悲剧。

但是，如果选择合作的人有机会对不劳而获者施以惩戒，那么情况便又不相同了。在这里，“惩戒”的意思是“有代价的惩戒”，也就是拿出一笔钱，使另一位参与者的收益降低。例如，一轮游戏后，一位参与者可以拿出1美元，将另一位不劳而获者的收益降低4美元，相当于在经济上给人以当头一棒。研究人员引入这个惩罚机制后，进入资金池的资金总额通常会增加。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清楚施罚者并不会从中受益，但即使这样，依然有人愿意承担施罚者的角色。此外，惩罚机制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通常是立竿见影的，甚至不必有人亲自实施惩罚，合作的状态便已经有所改善。这说明，即使施罚者并不能得到物质回报，有不劳而获想法的人们也会担心自己因此受罚。

人类为什么是亲社会惩罚者？人们为此问题争辩不休。有人认为亲社会惩罚不过是直接互惠和信誉管理在进化过程中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大脑会自动将所有人认定为潜在的合作对象，并认为我们的行为总会受到别人关注，因此我们会惩罚与自己无法再次合作的人。对于以渔猎为生的小型团体来说，这种假设并非毫无根据。还有人认为，亲社会惩罚通过群体的生物选择或自然选择进化而成。也就是说，亲社会惩罚是对群体有益的行为，通过实施亲社会惩罚，个体可以帮助自己所属的群体战胜其他群体。此类争论十分有趣，但我们无须在此表明立场。重要的是，亲社会惩罚的行为真实存在，并且与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心理学现象十分相符。

如你所想，情感就是亲社会惩罚的驱动力。费尔和加士德向游戏参与者询问，如果他们在实验室之外遇到了不劳而获者，会有怎样的感觉。大多数人表示自己会感到愤怒。如果自己是不劳而获者，他们认为别人也会对自己感到愤怒。我们将这种典型的道德层面的愤怒称为义愤。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我们十分关心的话题，人类对于小说的迷恋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如果人类完全自私，我们便不会甘愿支付不菲的价钱，只为听一个虚构的故事：一群社会底层的孤儿，拥有城市生存智慧，性格古灵精怪，与犯罪团伙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之所以会沉浸在虚构的英雄与恶人的故事中，是因为这些故事触动了我们的社会情感。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对待合作者和无赖的态度，也正是由社会情感决定的。在此，我们并非毫不相关的路人。

道德机制

不论是简单的细胞，还是像人类一样的超社会动物，地球上生命的故事其实就是越来越复杂的合作故事。合作造就了今天的我们，维系合作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面对挑战，道德便是人类大脑给出的答案。［乔纳森·海特所著《公正的头脑》（The Righteous Mind）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生动广泛的讨论。］

亚特和巴德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互补策略都能使性本自私的个体进入神奇角落，选择合作。在囚徒困境中确保合作成功的策略适用于一切社会困境。任何情况下，“我”和“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可以使用这种策略。例如，亚特和巴德的合作策略可以帮我们避免公地悲剧，因为相互关心的牧民会自愿控制畜群数量。或者有一位利维坦式的权威牧民监督其他牧民，确保他们遵守规则。抑或是牧民们可以跟踪观察内部背叛者的表现，防止外部剥削者的介入，从而维系合作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策略有助于解决真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对付贪婪牧民有效的方式，对付逃税者也同样适用。对付黑心商人、污染环境的违法者、侵略者以及伪装成朋友的敌人，都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下一章会对此详加解释。）

针对每一种合作策略，道德思维中都有一套情感机制，用以落实相应的策略。让我们来看一下：

关心他人：如果两位囚徒能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略微考虑对方的利益，两人便能进入神奇角落。针对这种策略，人类发展出了同理心。概括来说，人类情感中包含关心他人的成分，特别是对于家人、朋友和爱人的关心。同时，这种情感机制还使我们不愿直接或有意地伤害他人，甚至（退一步讲）不愿令他人受到伤害。我将这种机制称为起码的尊重。

直接互惠：如果两位囚徒意识到，两人都能从未来的合作中获利，但倘若当下不合作，未来的合作也无法实现，两人便能进入神奇角落。针对这种策略，人类发展出了众所周知的愤怒和厌恶等负面反馈情感。这种情感促使我们对不合作者施以惩罚，或者对其避之若浼。同时，在一个难免犯错的世界中，宽恕应运而生，对负面的情感机制进行调解。对于积极合作者，人类也会通过感激，进行正面的情感激励。

可信的威胁与承诺：如果两位囚徒相互承诺对不合作者施以惩戒，两人便能进入神奇角落。这种策略所对应的情感是报复。众所周知，惩罚不愿合作者这种情感机制为多数人所拥有，即使这样做得不偿失，我们也在所不惜。同样的，如果两位囚徒下定决心惩罚自己的不合作行为，两人也能进入神奇角落。这种策略所对应的情感是荣誉感，由此产生的内疚和羞愧等自我惩罚情感也广为人知。与此相关的情感还包括忠诚，包括对爱情的忠诚。对更高权威的忠诚还包含了谦逊的美德和敬畏的能力。

声誉：如果两名囚徒意识到，当下的不合作会导致其他知情人今后拒绝与自己合作，自己无法再从合作中获益，两人便能进入神奇角落。与这种策略相对应，人类从婴儿时期起，就有了论断是非的能力。我们会观察人们彼此如何相待，并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此外，我们倾向于不负责任地制造并传播谣言，这种行为放大了论断之言的影响。因此，我们对来自他人的关注十分敏感，我们自己也变得十分自觉。如果自觉意识约束失败，我们在做坏事时被抓了现行，便会表现出明显的窘迫，向他人表明我们今后不会再次犯错。

归属感：如果两名囚徒同属于一个合作团体，并且团体内部成员能够准确辨认彼此的身份，两人便能进入神奇角落。针对这种策略，人类发展出了部族意识，对团体内部成员发出的信号高度敏感，潜意识里倾向于优待内部成员。即使是素不相识的成员，也能享有优于外部成员的待遇。

间接互惠：如果两名囚徒之外，还有另外的人对合作给予奖励，对不合作施以惩罚，两人也能进入神奇角落。与这种策略相对应，人类成为亲社会惩罚者，即使我们并不能从中受益，也会在义愤的驱使下对不合作者施以惩罚。同样，人们也期待他人对不合作的行为表现出义愤。

同理心、亲情、愤怒、厌恶、友谊、起码的尊重、感激、复仇、爱情、荣誉感、内疚、羞愧、忠诚、谦逊、敬畏、论断是非、说长道短、自觉、窘迫、部族主义以及义愤，这些都是人性中常见的特征*。社会中的每个人对这些特征的含义和作用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方式。但迄今为止，我们都没能弄懂这些迥然各异的人性心理特征何以能够相互契合，他们存在的意义究竟为何。上述所有心理机制的设计都近乎完美，能够促进本性自私的个体相互合作。这些策略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抽象的数学语言证明，也可以通过被囚银行劫匪的例子印证。但不论是从生物学角度还是文化角度，目前我们都无法证明这些心理机制确实是为了促进合作进化而成。如果这些心理机制的进化并非以促进合作为初衷，那这种完美的设计便一定是不同寻常的巧合。

按照这样的道德观点，合作是发自本心的，人类无须逻辑论证便会选择合作。事实上，人类的情感已经替我们完成了逻辑的论证。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戴维·兰德（David rand）、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和我共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先，我们对已发表论文中以囚徒困境和公共财产游戏为基础的试验数据重新分析，对人们做出决定所需的时间进行特别关注。经过大量分析，我们发现了相同的规律：人们越快做出决定，就越可能选择合作。这一发现符合“合作是发自本心的”这一观点（参见图2.5）。

随后，我们自己设计进行了公共财产游戏试验。在试验中，我们迫使一些人迅速做出决定（10秒钟以内），而规定另一些人必须缓慢决定（思考10秒钟以上）。不出我们所料，强迫人们迅速做出决定会使他们更易合作，而迫使人们进行缓慢的决定会使他们更加不合作（不劳而获行为的可能性增加）。在另外一组试验中，我们要求参与者在游戏前写下一件自己因直觉受益的事，或者举出一个自己被理性分析引入歧途的例子。回想感性思考的优势（或是理性思考的劣势）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合作。同样，回想理性思考的优势（或是感性思考的劣势）会使人们更加不愿合作。这些研究再次印证了本章的重点：深植于人类道德思维的，是允许和促进合作的自动心理机制。

（注：通过这些试验，你也许会做出归纳：直觉是一切善行的来源，理性分析则是道德的敌人。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便是要纠正这类错误。这些研究实际上表达出的信息是：社会直觉能够十分有效地避免公地悲剧。如前所述，公地悲剧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悲剧，稍后我们会对此详加阐释。）

我一直将本章中提到的心理机制称为“道德机制”。然而将“道德”等同于“促进合作的”仍然有些不妥。原因有二：首先，很多典型的道德现象看上去与合作并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在某些文化中，食用某些食物或进行某些双方自愿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些禁忌与促进人们合作有什么关系呢？

需要澄清一点，我将人类思维中促进合作的心理工具称为“道德机制”，并不意味这种机制只能用于促进合作。事实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大脑之所以拥有这种机制，是因为它能够促进合作，但这并不代表该道德机制不能拥有其他用途。比如，鼻子可以起到架起眼镜的作用，但鼻子最初的进化并不是为了架起眼镜。同样，对同性恋的义愤也许不能促进合作，但人类产生义愤的能力依然存在，因为义愤对促进合作意义重大。也就是说，一些道德行为看似与合作无关，但实际上却与合作关系密切。例如，印度教中禁食牛肉，人们便不会将奶牛一次性杀掉吃肉，这会使奶牛成为长期奶源，保证食物供应。新教教义中要求人们高效工作、抑制消费，这就会使整个社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即使是对于自慰这种私密行为的禁忌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对获得性满足感的其他渠道进行限制，教堂等合作机构的权利便得以扩张，因为教堂等机构是唯一能够祝福婚姻的地方。

其次，我提到的“道德机制”中，有些也许界限模糊，有些甚至非常不道德。关心他人无疑是道德的，无私地执行合作规则可能也是道德的。但直接互惠是道德的吗？对不合作者的躲避或惩罚也许会促进合作，但这种行为似乎并不十分道德。恰恰相反，这种躲避和惩罚似乎属于简单的利己主义。还有人类对复仇的渴望，虽然这种行为也可能会促进合作，但复仇远非我们所崇敬的道德行为。

事实上，我将这种心理机制称为“道德”，并不是想要表达我的认可，至少我对这种心理机制并非完全认可。相反，就像稍后会讲到的那样，我认为人类的大脑机制使我们陷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管怎样，从描述性、纯科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人类心理的很多方面并不那么美好，但这些不甚美好的方面都是人类心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促进合作进化而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对所有确凿无疑的道德行为来说，这种心理机制才是它们在世间的起源。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为促进合作而产生的行为都能获得“道德”的美誉，但如果人类大脑不曾为了合作而做出调整，那么世间一切被誉为“道德”的行为都不可能存在。

那么，人类大脑为何会为了合作而进行调整呢？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抑或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巧合。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必再在神的意志和自己的运气之间艰难抉择。或许，人类之所以会产生合作思维，是因为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生物资源，使我们的基因得以更多地传承下去。在进化的尘埃之上，一朵人类的善良之花徐徐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