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一鳌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的交往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当时南方战事未定，南明政权对南中国仍具有统治权。清政府为了巩固它在北方的统治，急需网罗汉族读书人为新政权効力。1645年（顺治乙酉），清政府下令，直隶省的举人必须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授以政府官职，或参加下一年的进士考试。魏一鳌被迫在同年参加了吏部的考试。魏一鳌的好友王余佑（字申之，又字介祺，别号五公山人，1615—1684）在《魏海翁传略》中记述了魏一鳌的这段经历：

 

乙酉蒙清檄督催赴选铨部，行文备直省抚按，有举人抗违不应试者，指名拿问，抚按并参等语。抚按严檄府州县，差人护送入京。至六月赴部试一等，应授知州，至八月除授山西平定州……九月初九日莅任。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期间，为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据《山西通志》记载，他在任期间，“抚凋残，表忠义，立物本社，课文造士。既，士民思其德，祀涌泉亭”。

对于魏一鳌出任清政府地方官这一事，他的明遗民老师孙奇逢深予理解。魏一鳌赴任前，孙奇逢曾以“洁己奉公，爱民礼士”八字相赠。魏一鳌在平定知州任上受诬被贬时，孙奇逢还专门去信予以安慰，并对他的政绩多所称许：

 

昔人云，不得为官犹得为人。盖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况一年平定，百年徇声，岂以今日去官而减价乎？张日葵、苗九符诸公此际定有月旦也。

 

信中提到的张日葵、苗九符都是曾任明朝官员的平定人，入清后拒不仕新朝。孙奇逢认为他们对魏一鳌任平定知州时的所作所为是一定会赞许的。在魏一鳌“一年平定，百年徇声”的治绩中，值得注意的是“抚凋残，表忠义”的举动。在明末的战争中，中国北方诸省士绅阶层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因此，“抚凋残”成为战后稳定士绅阶层进而恢复地方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所谓“表忠义”，即指表彰那些在明末战争中誓死忠于明王朝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死于战争的明朝官员。孙奇逢和傅山都曾程度不同地参与抵抗清军和李自成农民军的活动，并在甲申后多次撰写纪念死于战争中的明朝官员的墓志与传记。在这方面，魏一鳌和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收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题真先帝臣册》一文，就是孙奇逢应魏一鳌的请求，书写在一本纪念明陕西省蒲城县令朱一统的册页中的一篇题记：

 

魏子一鳌自平定归，为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统殉城状。一统盖平定人，而宦于蒲者也。

 

继而出一册，乃蒲人单君允昌所立传，常君若祯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为祭文，备述死难义烈，行间字里生气犹存……公殉义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赠按察司佥事。因题其册曰：“真先帝臣”。称忠烈，从众议也。

 

魏一鳌本人也曾写过一篇追悼朱一统的文章。文章虽已佚不传，但从傅山写给魏一鳌的信中可以得知，傅山及其友人对魏的这篇文章十分称赞。在清初的政治情势下，明遗民和清政府中同情遗民的汉族官员通过表忠义来曲折地表达深隐于心而又难以直言的故国情思。而这一点，也正是魏一鳌能够成为傅山的生死之交的最重要的思想情感基础，难怪乎傅山在写给魏一鳌的第一封信中就对魏一鳌悼念朱一统的文章表示钦佩。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刚满一年，就因意外事件被谪。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意外事件的因果。大概因为魏一鳌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为官期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诬陷打击。魏一鳌罢官后，曾回过保定探望老师孙奇逢。同年冬，补为山西省布政司参军（布政使下属低级官吏），再次来到山西，官署在太原。三年后，“复以贤能为当事荐拔”，升为布政司经历。由于傅山在明末就已经是山西省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并在崇祯九年（1636）和同学薛宗周成功地领导山西三立书院的学生进京请愿，使蒙冤入狱的山西提学袁继咸得以昭雪获释，被士林目为山右义士，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时就应已知道傅山。不过，直接的交往则很可能是通过傅山的好友白孕彩的介绍开始的。白孕彩，字居实，山西平定州人，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同学，明亡后，和傅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魏一鳌和白孕彩的交往当始于前者在平定任官时。傅山在给魏一鳌的信中曾提到白孕彩，从中可以知道，白孕彩也是魏一鳌的友人（参见第九札）。

从1644年至1650年代初，傅山一直过着漂泊无定的旅居生活。在战争前，傅山的经济景况优裕。傅氏家族不但在老家忻州有土地，在太原一带也有地产多处。战后，傅山的家境一落千丈。有的学者根据傅山的一些诗文推测，傅山曾在甲申、乙酉年间典卖家产来筹资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傅山家原有的经济来源（如地租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时期，傅山主要以行医和卖字为生，困难时，也常需朋友们接济。从傅山和魏一鳌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傅山曾多次请魏一鳌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收在《丹崖墨翰》中的第一通信札，大约写于1647、1648年之间（附图1）。在慨叹自己“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后，傅山这样写道：

 

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盐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净活命乞食之优婆夷（笔者按：优婆夷即未出家女佛徒）及一比丘（笔者按：比丘为男出家人）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笔者按：朱题即朱提，银子之别称），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参见第一札）

困境中的傅山以母亲和本人（出家人）的名义，坦言请求魏一鳌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接济。

傅山喜欢喝酒，魏一鳌还常送酒给他。《丹崖墨翰》的第六通信札有这样一段文字：

 

侨汾而汾之名酒不可常得。间一沽之，村 而已。良酝远至，深快旧肠。酒道人者以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

 

傅山在入清最初的七八年中，一直居无定所，侨寓在盂县、平定、汾阳等地的友人家中。当政治情势稍稳定后，魏一鳌于顺治十年（1653），用三十金为傅山在太原郊外的土塘村购置了房屋。

傅山不但本人常得到魏一鳌的照顾，当他的朋友遇到困难时，他也介绍他们去找魏一鳌帮助。如在《丹崖墨翰》的第七札中，傅山就请魏一鳌帮助他的好友宗璜（字黄玉，太原人）。

傅山的书画和医术在明末清初就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于魏一鳌的帮助，贫困中的傅山能够给予的回报，便是为魏一鳌及其家人和友人作书画或看病。在《丹崖墨翰》的第二札中，傅山写道：“下弟素仰台范，久拟一登龙，取贫道字为款。”在第三札中他提及为魏一鳌画竹。在第八札中傅山又提及为魏一鳌书写条屏。在第十八札中，傅山谈到为魏一鳌的友人淄川作字一事。

魏一鳌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傅山及其友人慷慨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关系，为傅山等山西的明遗民提供政治上的庇护。傅山和他的不少朋友是明朝官员的子孙，如傅山的好友、三立书院的同学杨方生（字尔桢，生于1601），戴廷栻（字枫仲，1618—1692）等。傅山的父亲虽执教乡里，未曾出仕，但他的祖父和叔祖都是明朝的进士和官员，岳父与妻兄也都是明朝的官员。傅山本人在明末已是山西省有名的社会贤达，因此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有相当深的关系。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傅山写于甲申年末的小楷诗册，其中的诗多是写于崇祯壬午（1642）六月十九日傅山生日那天的旧作。傅山在诗的注中提到，他生日的那天，太原府同知与阳曲县县令皆欲前往他家为他祝寿。这说明，在明末，傅山是不需为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而操心的。满清入主中原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过去的政治依托已不复存在，许多明朝官员的子弟在地方上受到敌对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或缘于旧隙，或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引发。在傅山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到有关前朝官宦子弟受到地方势力欺凌的慨叹。在这种情况下，傅山及其友人也就不得不向清政府中那些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员寻求政治保护。《丹崖墨翰》的一些信札记录了下述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

大约在1652年，傅山寄居在他的好友阳曲杨方生家。一天，朋友们到傅山的住处聚会。在这次聚会中，傅山内侄张仲（字孺子）的女婿朱四突然死亡。围绕着朱四之死，傅山及其友人和当地的地方势力的冲突表面化和尖锐化。根据傅山致魏一鳌的信札，事件的缘起如下：

 

无端怪事奉闻：昨州友过村侨小集，孺子之婿朱四适来贪嬉。邻舍有秋千，朱四见而嬉之，下即死于架下。山所侨实为尔桢杨长兄之庄。庄乡约与桢兄不善，恐从兹生葛藤。若事到台下总捕衙门，求即为多人主张，一批之……凡道府县衙门，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参见第十札）

 

《丹崖墨翰》中的第九札至第十七札都与这一命案有关。在这些信札中傅山反复请求魏一鳌为他和友人疏通各级官府以平息争端。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我们对这一命案的真相已无从了解，不过傅山在信中向魏一鳌表示，“若有他缘而恃爱粉饰，当唾弃我于非人”（同上）。本篇的附录全文刊出傅山的这些信，此处不拟就这一案子的发展过程再作详述。不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这一案件本身，似可被视为清初北方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利用改朝换代之际向失去政治依托的前朝官宦子弟们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例子。傅山在信中提到，他们的对手“恃与满人狎昵，谋必遂欲，深可恨也”（参见第十四札）。他在信中例举了受欺凌的状况（参见第十七札），并慨叹：“此时弟等居乡实难”（参见第十一札）, “高情远志，不能少遂。而置身丛棘中，动辄有碍。隐非隐，见非见，反之魂亭，但有嗔愧。此等心曲，焉得语诸不知我者”（参见第十六札）。而在这种情况下，魏一鳌成为傅山和他的友人新的政治靠山。正如傅山在给魏一鳌的信中所言：“弟辈所恃惟在台下。”（参见第十一札）

在魏一鳌的弹压下，朱四命案终于被平息下去了（参见第十七札）。但是，前朝官宦子弟和地方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却并未因这一案件的了结而告终。如前所述，在傅山的著作和信札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他和邻里发生冲突的文字。他在阳曲县、汾阳县、祁县的友人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傅山本人的后半生也从未彻底摆脱过这种困扰。他在临终前写信给几位清政府的官员向他们托孤时，就一再写道：“罗叉外侮，良繁有徒，群凌沓至，实难支御。”

明朝旧王孙们和地方势力的冲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研究明清史的学者Hilary J. Beattie在研究桐城的士绅阶层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行为时指出，在清初，桐城地方士绅中对新朝采取合作态度的比以退隐来消极抵抗的要更为普遍，大多数地方精英把自己的实际政治经济利益置于理想中的民族利益之上，一般民众也渴望能尽快地恢复地方的政治经济秩序。这就使得那些坚持效忠旧王朝的明遗民在地方上颇为孤立。傅山等山西遗民的处境，与此类似。傅山在为他的好友戴廷栻的父亲、原明户部员外戴运昌（1579—1667）撰写的传中，称赞他是少数几个在甲申国变后能保持气节的山西籍明政府官员，传云：

 

余传先生，特取甲申以来居鹿台二十三四年，风概有类汉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杨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数年卒。呜呼！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

 

“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道出了明遗民们令人寒心的孤独处境。

傅山还曾为纪念1649年死于反清军事起义中的两位友人薛宗周（字文伯）和王如金（字子坚），写过《汾二子传》（两人都是汾州人）。在描述了薛、王起义的失败过程后，傅山写道：“而汾之人皆益笑之。”傅山在此婉转地道出，薛、王不顾身家性命以军事手段反抗满清统治，不但没能被汾州的一般人士所理解，反受到他们的讥讽。同样的情形在傅山的另一篇文字中表述得更为清楚：

 

贫道侨西河（笔者按：即汾州），则薛子文伯、王子子坚与游，而西河之人谓薛、王被贫道从而废。侨艾（笔者按：艾指平定州），则白子居实、范子垂云与游，而艾之人亦谓白、范被贫道从而废。今戴仲数数自昭余来征书问字，则昭余之人无亦谓仲被贫道从而废耶！仲劝题此册，因感今世之从贫道游者，多招诟詈，仲若独行独断，天下之奇人难得者，尚当归仲，况纸上书画哉！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清初明遗民在地方上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傅山会在给魏一鳌的信中发出“隐非隐，见非见”的悲叹。

傅山在他的文字中常说的“恶里”，亦即我们所说的地方势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仅能根据极为有限的材料来做一些分析。从《丹崖墨翰》中所收傅山给魏一鳌的信札来看，当傅山侨居杨方生之庄时，和他们作对的可能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傅山称他们是“恃与满人狎昵”（第十四札）的“凶狠棍宗”（第十四札）或“毒虿”（第九札）。但在有的地方，则是地方望族和明遗民为敌。傅山在一篇文字中记述了他的友人戴廷栻在祁县的这种境遇：

 

枫郎记不甘心帖括之不一识也，而为祁诸生。崖翁曰：“是当贺耶！”枫蹙恧然曰：“强子弟为今日之诸生，罪且不胜诛，何贺之云？贺之过于诛之！”崖翁顾知其语之非伪也。司农公不仕于今，而得萧然为林下完人，亦由枫之以诸生为弥缝也。且祁俗薄肺腑之交，四五望族莫不窥其隙而中之。诸生两字，殆如临阵衵铠然，故不敢不为。枫唯郎，而益觉不为诸生之不可处祁也，是诚不足贺。

 

戴廷栻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朝的进士和官员（其祖父官至布政使，详细介绍见下篇），在祁县本应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入清后，在一些地方望族的压力下，他的儿子却不得不违背父意去当诸生。

正因为上述这种政治情势，决定了明遗民和清政府中汉族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傅山及其友人和清政府中一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不仅交往甚密，并且还一直主动地维持着这种关系。如曾在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出任山西按察使的杨思圣（1621—1663，字犹龙。河北人，顺治三年进士。杨当也是魏一鳌的友人）于次年迁河南右布政使后，傅山还计划和戴廷栻打点文玩前往河南看望杨思圣。后来杨思圣患痼疾住在河南清化，戴廷栻专门将一张有傅山题跋的北宋燕文贵的名画《江山楼观》寄赠杨思圣玩赏。杨思圣病危时，傅山赶去为他看病。这种交往固然有情趣相投的因素，但似也不应完全排除明遗民出于借助这些清政府官员的权力来寻求政治保护的考虑来维持这种关系的可能性。

在傅山交往的清政府官员中，有一些是通过魏一鳌的介绍而认识的。在魏一鳌任山西省布政司经历期间，通过他的介绍，傅山和当时的山西省左布政使孙茂兰成为友人。孙茂兰为汉旗人，在满清入主中原最初的那些年，曾为清政府高官。《山西通志》记载他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

 

孙茂兰，辽阳左卫人。顺治四年以生员任山西布政使。时朝议以太原重地，特令满兵驻防。所圈民地胥以废藩土地给之。而屯兵多抗不予租，民莫敢谁何。茂兰痛绳以法，始获安本业。满兵间与民争，所司率分左右袒。茂兰用情理讯之，俾各厌其意以去，兵民咸安。莅任六年，擢宁夏巡抚。去之日，攀辕泣送者不绝。

 

傅山和孙茂兰之间交往的详情，已无法确知。在清三法司关于“朱衣道人案”题本所载的傅山本人的供词中，傅山曾提到，宁夏孙都堂（笔者按：即孙茂兰，都堂为巡抚之别称）在山西作布政使时，曾请他看病一事。不过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傅山和孙茂兰的儿子孙公子却无疑是至交。在傅山致魏一鳌的信中，曾数次提到孙氏父子（傅山称他们为孙长君、孙长公或孙公子）。其中的一信这样写道：

 

孙长君谓且无行期。而弟自县上来，乃知既西矣。别意未展，殊怅。倘复有往来，正须一知耳也。（参见第三札）

 

孙茂兰是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二月由山西左布政使赴宁夏任巡抚的，傅山写给魏一鳌的这封信也应在此时。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孙氏父子西去宁夏，以及临别未能面致依依之意，傅山深感遗憾。他特地嘱咐魏一鳌，如果魏一鳌和孙还有联系，请告诉他。傅山还曾托魏一鳌转信给孙公子（参见第六札）。1654年傅山被捕入狱，孙公子曾鼎力相救。和傅山的孙子傅莲苏相识的王又朴在《诗礼堂杂纂》中有如下的记载：

 

先生（笔者按：指傅山）性好奇，博学，通释道典，师郭还阳真人，学导引术，别号朱衣，盖取道书“黄庭中人衣朱衣”句也。忌之者诬为志欲复明祚，于顺治甲午夏收禁太原狱，并禁其子眉。时金陵纪伯子参抚幕，与孙公子并力救之。孙公子者，方伯孙茂兰之子也。先生故善医，尝遇公子于古寺，时公子无恙，先生视其神色谓曰：长公来年当大病失血，宜早治之。公子不谓然。届期果病，几殆，迎先生疗之得愈。感先生德，故营救甚力。……方狱严时，先生九日不得食，而先生意气自若。交游袁小陆、杨尔桢乞为通食，郡守边公大绶听之。

 

“朱衣道人案”发生时，孙公子尚年轻，他对傅山的营救，应主要依靠其父孙茂兰的权力和影响。这说明，在孙茂兰1652年离开山西任宁夏巡抚后，傅山和孙家还保持着联系。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清政府开博学鸿词科，傅山被征入京，在那里见到了孙茂兰的孙子孙川。傅山称病拒不参加考试，次年被准放归。离开京城时，孙川送至城外，并有《送傅青主先生归里》一诗纪其事：

 

先生晋阳人也，声誉著海内，与余家有世好。戊午，六科李宗孔、刘沛先诸公荐举博学弘词，召入都，称病不应试。旋归里，余送至都门外。临别执手哽咽，有“此去脱然无累矣”之语，余亦怆然不忍言别，赋此志感。（三韩孙川昆支）

 

春色皇都盛，萧然物外身。

 

难禁双眼泪，不染一丝尘。

 

侧席劳明主，还山老逸民。

 

蒲轮从此去，书札莫辞繁。

 

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孙川在小序中提到，傅山和他家有世好，这说明傅山和孙茂兰一家祖孙三代人的交往。其二，从诗的内容来看，傅山和孙家的感情极深，绝非一般泛泛之交。其三，“书札莫辞繁”一句告诉我们，傅山和孙家一直有着书信往还，也就是说，数十年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也正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傅山在1684年（甲子）安排自己的后事时，专门致书孙川，请他在自己去世后照顾两位尚年轻的孙子。在信中傅山写道：“一段高义，会足千古也。篝灯草托，笔自此绝。”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山的生平时，孙茂兰父子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而傅山和孙氏父子的交往，正是通过曾在孙茂兰属下任职的魏一鳌介绍开始的。

在近年的清史研究中，有些学者注意到，在清初，满清政权“出于军事、政治战略的全局考虑，辽沈、华北士绅集团被列为首要的争取对象”, “华北、辽东士绅在清初汉官阶层中具有绝对的政治优势”。而孙茂兰和魏一鳌恰恰分别属于辽东和华北这两个士绅集团。虽然，清初错综复杂的政治，也并非地域政治的概念所能涵括，但研究傅山和他们的关系时，考虑地域的因素，也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清初政治中的明遗民的了解。

1653年，魏一鳌在山西省布政司任满，转授泗州知州。尚未赴任，胞弟魏一鲲去世。魏一鲲刚去世，傅山就给魏一鳌写了一札：

 

贤仲之戚，正拟遣家弟代申一奠。行另勒致缄。家弟适入城，先此言怀。所命挽章，不得卒办，少需数日，定有报也。

 

从这通信札也可看出两人的密切关系。

魏一鲲去世的同年，魏一鳌的父亲亦在当年冬天因悲痛过度病故。魏一鳌未赴泗州任，侨寓平定州守丧。也就在他的丁忧期间，“朱衣道人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