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
（2010年12月1日）
我在十年前的2000年在莫斯科见到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那时他还在研究所工作。谢谢他邀请我来演讲。
我是中国“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1978年春季进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学习。我们当时用的很多数学教科书都来自苏联，所以我们的训练深受苏联数学传统的影响。1981年秋季我到美国留学，从数学转到经济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在美国大学任教。在美国待了25年之后，我回到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今已经4年。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二是以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为例说明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我不是教育学家，我只是从实践角度来谈我的观察和经历。
一、中国的高等教育
我们可以把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1949年至1977年“文革”结束，1977年至今。
1949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受西方影响很大，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举两个例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最初很受日本影响，后来很受德国影响。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在德国接受的研究生教育。位于北京城内的北大很像一所欧洲大学。与之相比较，清华大学更接近美国模式，接下来我会详细介绍。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学有三类：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许多知名大学都是公立的，更准确地说，是国立的。当时也有很好的私立大学和由欧洲人与美国人建立的教会大学。1949年之后，所有的教会学校都被关闭了。比如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就是当年的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园。
从1949年到1977年这个时期，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就没有了，但有另外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影响因素是苏联。1952年，中国高校完全按照苏联的教育体系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受到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设有五个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只完整保留了工学院，并且合并了北京地区其他高校的一些工科，但是其他四个学院都迁到了其他大学，比如北京大学。另一个影响是1958年开始，毛泽东发起了一系列变革。毛泽东不喜欢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认为它太官僚化了。在教育方面，他也不喜欢苏联那种只抓专业、不讲政治的教育模式。到了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正是从教育开始的。
“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正是教育，就是恢复“高考”。在1966—1977年的12年间，中国没有举办过“高考”，一些高校从工农兵中选了一些学生上大学，但人数很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农村插队。我是1977年12月参加高考的，1978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从1977年至今的中国教育模式，结合了四方面因素：苏联影响的历史、西方的影响、继续存在的政治影响和商业市场影响，所以是一个混合物，并非一个简单模式。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我想着重讲1998年以来的这12年。从数量规模看，1998年之前，高校每年入学人数不超过100万，增长平稳。199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到2009年高校入学人数就到了每年600万。用毛入学率，就是18—21岁在校生人数除以那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来衡量的话，1990年是5%，去年（2009年）是24%。这些是官方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学家们对如此快的增长都深感吃惊。
为什么1998年是一个转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1998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来说，打击很突然，经济增长受到很大影响。那年的高中毕业生就业很困难。当时政府压力很大，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大学扩招，这样可以缓解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高等教育在中国包括四年的本科和三年的大专，而在美国，大专是两年的社区学院。现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已超过2000万人。
第二个原因是提高质量方面的。除了让更多的人上大学、把大学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外，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件事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叫作“211工程”，意思是要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为此政府提供了经费支持。但是，100所大学还是太多了，资源无法集中。1998年5月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大学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最高领导人号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接下来是一个真实的“工程”，称为“985”：“98”是指1998年，“5”是指5月。刚开始时的目标是建设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受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激励，上海交通大学从2003年开始做了一个世界大学排名，叫作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我去欧洲的大学，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排名。每一所大学校长都知道自己大学的排名位置。这也说明了全球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憧憬。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之前，美国早就有排名，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但它只限于美国的大学。
上海交大的这个排名影响很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第一，这是世界范围内大学的排名，不仅是美国，也包括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第二，它使用的都是客观指标，所以排名结果可以复制。它用的是论文发表数量，诺贝尔奖获得者数目等，没有用主观判断指标，比如声誉。第三，它用的是一个统一标准，与具体国家无关。这三个特点就使得这个排名很有吸引力。这个排名在欧洲有很大影响。原因是欧洲只有两所大学排在前十名，而且这两所都在英国。欧洲大陆没有一所大学在前十，只有几所在前五十。他们对这个排名感到颇为震惊，有些人还很愤怒。但后来，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开始根据这个排名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出政策调整，特别是支持少数精英大学的研究活动，以提高排名的名次。
亚洲大学不是被震惊了，而是被激励了。亚洲的大学本来也没有期望被排得靠前，它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它们的排名能够在今后不断提升。这个排名在美国没有太多影响，它们不在乎，因为排名靠前的都是美国大学。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William Kirby）说过，我们根本不在乎，只要哈佛排在第一就行了。
但是这个排名有很大的偏颇，至今都有不利的影响。第一，这个排名只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基本没有教学、教育方面的度量。所以，这个排名的影响是让大学进一步向研究倾斜，而忽视教学和教育，因为大学是否教育好学生对排名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排名主要是看自然科学和工程的论文发表，很少有人文社会科学。所以我们经济学家的论文发表对这个排名不那么重要。因此，这个排名促使政府把钱投向理科和工科的研究，而不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研究。2003年这个排名刚出来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在200—300名之间，现在排到了150—200名之间，进步了。因此我们现在很难同政府说，我们的教育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事实上，只是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工程这些领域拿到了最多的科研经费。所以，这个排名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我相信在俄罗斯、在欧洲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英国的“时代高等教育增刊”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s）。在去年以前，它是与QS排名合在一起的，现在它们分开了，成了两个不同的排名。这个排名把中国的大学排得很靠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排到了前五十名。原因是这个排名用了主观指标，比如学术声望。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大学都排得比较靠前，比按照客观指标排名要靠前。
中国有一个“C9大学联盟”。它的基础是“985”。“985”最初只有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增加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每一个学校获得的经费总数是一样的，但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985”经费是中央财政出的，而后五所“985”学校的经费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出一半。C9中还有两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也许在这里它比较有名，因为它曾经受苏联影响很大；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于中国科学院，也是受苏联影响很大的。这两所大学都是科技类大学，一所在黑龙江省，一所在安徽省，但是它们都有政府部委的特殊支持。这九所大学的校长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自认为是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当然其他大学并不认账。不过这九所大学确实是中国的顶尖大学。
现在来说政府规划。今年发布了两个重要规划。一个规划是今年6月6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人才发展规划中有很多内容，不仅是针对高校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千人计划”，目标是在5—10年中从西方吸引2000名顶尖人才回中国或到中国工作。“顶尖人才”是指在西方大学担任正教授或正研究员的人。到中国工作也不仅是到大学，还包括公司、政府，甚至是创业企业，范围很广。这个计划的主管部门不是教育部，而是中组部，级别更高。对这个计划的支持措施中，钱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地位和一些待遇。比如，对有些已经获得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如果你是“千人计划”的一员，就容易申请到中国绿卡。对有些人来说，这很重要。开始时的计划是“1000人”，现在计划是“2000人”。《纽约时报》和《科学》杂志等对此都有过报道。
第二个规划是今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个规划是教育部主抓的，但更多的是关于中小学教育的，只有一小部分与高等教育有关。主要指标有：（1）到2020年把毛入学率从目前的24%提高到40%。这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的生育率正在非常快速地下降，所以分母在变小，分子在变大，比例就会很快上升。（2）政府财政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到2012年要达到GDP的4%。事实上，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计划使这个指标达到4%，但至今还未实现。
二、以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为例
明年是清华的百年校庆。清华始建于1911年，初建时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它是八年学制，毕业生去美国大学插班读本科，其中一部分继续读硕士和博士。一百年前，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中不少是通过清华学校到美国留学的。清华后来才转变成一所大学，从1925年起开始招本科生，在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虽然建校比较晚，招本科生更晚，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比起中国的其他大学来说要快很多，因为它的经费充足。清华有一个基金会，钱是当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美国国会在1909年通过一项立法，把当年中国赔偿美国的庚子赔款中多支付的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选送留学生到美国学习。这就是清华这个基金会和清华大学的起源。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清华就已经成为国内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从学术上讲，可能是当时最好的大学。
到了1952年，在院系调整后，受苏联的影响，清华变成了一所多学科的工科大学。它的理科、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教授都被调到了其他大学，不少去了北京大学。按照当时的计划，北京大学要成为中国的莫斯科大学，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的莫斯科动力大学。顺便说一下，清华主楼的设计模仿了莫斯科大学的主楼，是在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当时中苏关系很好。但是当这栋楼建成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就把楼的尖塔部分给去掉了，所以现在看这栋楼，只是一部分像莫斯科大学的主楼。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聪明的学生都念工科，不念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是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有很多是从清华毕业的原因之一。你看一下政治局委员的构成就知道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出身，不少从清华毕业。工科在当时很重要。“文革”之后，清华又重新变成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它正在重新建立经济学、人文、数学、物理等学科。
政府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首先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通过“211工程”，因为面比较广，所以每个学校拿到的经费不是很多。对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985”是更重要的，至今已经三期了。第一期从1999年到2001年的三年中，每所“985”大学获得了18亿元人民币（约合1.8亿欧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因为1999年，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只有1.1万亿元人民币［去年上升到了1.1万亿美元，10年间财政收入增加了5倍（名义数字）］。第二期是从2003年到2007年，也是每所大学18亿元。第三期从今年开始到2013年，每所“985”大学33亿元。这些经费用于学校的学科建设。所有“985”学校都拿到这么多经费，但是除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外，地方政府要为所在地的大学出一半经费。
下面我要谈清华经管学院，这是我最为熟悉的。这个学院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所以是经济系与商学院的结合。在美国，经济系与商学院是分开的。学院现有八个系：经济、金融、会计、战略、组织、营销、技术经济、管理科学与工程，与美国大学中的经济系和商学院内部组织是类似的。目前学院有146名全职教师，其中132人有博士学位，包括69人有海外博士学位，另外14人有硕士学位，他们是老一代的教师。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引进了55名教师，除了两人外，都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最多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博士，两人是欧洲博士（牛津大学和伦敦商学院）。这之中绝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博士。引进资深教师非常困难，你们肯定也了解这个情况。学院有240名职员，绝大多数是合同制。整体来说，我们的教师规模与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中的商学院差不多。
按照学生规模，我们学院在清华大学是最大的学院。教学对我们学院很重要。经济、金融、工商管理，在中国都是最热门的专业。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教育项目。四年制本科大约每年录取200多人，一共近1000名在校生，其中海外学生76人。普通硕士和博士一共576人，其中一半是博士生。MBA的学生人数最多，全时和在职加在一起有1300多人，其中包括一个全英文授课的国际项目，是与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合作的，大约一年120人左右，其中一半是留学生。我们还有规模很大的EMBA项目，在职两年制，大约有1000名在校生。在EMBA项目中，有一个与INSEAD（英士国际商学院）联合举办的双学位EMBA国际项目，每年招40人左右，其中80%是国际学生，20%是中国学生。这个项目也是全英文授课，在北京、新加坡和枫丹白露上课。总共加起来，我们学院有4000多名在校生，其中一半是全时学生，由学校提供宿舍，另一半是在职学生（在职MBA和全部EMBA）。除此而外，我们还举办本科经济学第二学位项目，每年录取150人，从大二开始，招收清华大学非经济管理专业（比如工程、物理、文学等）的本科生。
我们的这种办学方式在清华大学里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清华以工科为主，而工科院系以做科研项目为主，不是以教学项目为主。这些学院的教师上很少的课。他们的学生也不多。但是他们的科研经费很多，主要来自他们的科研项目。所以，经管学院的办学模式与美国的商学院模式相近，但不同于清华内部的多数学院。
我们学院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学院成立于1984年，第一任院长是朱镕基，他后来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51级毕业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那时他被清华校长聘为兼任经管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他去上海担任市长，1991年又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出任总理。2001年他在总理任上辞去学院院长一职。所以，这个学院是有特殊地位的。你们这里的斯科沃（Skolkovo）商学院和圣彼得堡大学管理学院也具有特殊地位。我们两个国家在一些地方很相像。
下面我简略介绍一下学院的两个教学项目——本科和MBA。首先谈本科。在中国，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是参加“高考”。这种体制与有着1000多年传统的所谓“科举制”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每年6月有将近1000万名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今年参加“高考”的有970万人。考生分“文科”和“理科”两类，考题不一样。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所以平均每个省有30多万名考生。清华每年录取3000人。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扩大招生了，只有清华和北大例外。我们学院每年招收200多名新生，其中30名左右是保送生，不需要参加高考，他们中有的是全国奥林匹克数学赛的获奖者。我们学院每年通过高考录取的学生不到200人，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各省的前十名。每个省有20名前十名，因为有文科和理科两类，而我们学院是文理兼招。也就是说，在全国各省的620名前十名考生中，我们一个学院就录取了将近100名。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学院每年录取20名左右的各省高考第一名。我们要与其他学院和其他专业竞争最优秀的生源。30年前，数学、物理、电子是热门专业。五年前，生物很热门。但是现在最热门的是经济、金融、管理。我们学院录取的学生，按照高考成绩，是全清华各学院、各专业中分数最高的。
这种现象是中国特色。在美国，或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两个最热门的专业是医学和法律。但是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很低，律师的社会地位不高，所以，考分高的学生第一志愿通常都不是医学或法律。如果去除这两个专业，在剩下的专业中，过去是数学、物理、生物比较热，现在则是金融。理学院的教授们抱怨，说最聪明的学生应该念科学，不应该念金融。我开始时也这样认为。不过我后来发现，即使那些在入学时选了数学和科学的学生，到了大三或研究生阶段，不少也都转学金融了。所以，这与他们一进校时是否学金融或科学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现在学生意识到生物的职业路径不容易，本科和博士之后，还要做两个博士后，才能做助理教授。五年前生物是排在前五的热门专业，现在排的靠后了。这都是市场在起作用。
我们学院录取的学生，应该说是高考成绩最好的学生。他们在某些方面一定很好，比如考试。应该说他们都很聪明。在过去这四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教育改革上，更多地成为教育实践者，而不是经济学者。我感到我的这一工作很重要。
在改革之前，我们学院的本科培养方案从结构上讲与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类似，而那时的培养方案又与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培养方案类似。它的特点是重视技术性的训练，比如数学、物理等课程很多，即使在经管学院，也是一样。我想你们都是理解的。我做的改革有两条主线，一条是“通识教育”，一条是“个性发展”。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正是针对中国教育中的弱点：太专业化，又不个性化。
通识教育包括价值、能力和知识三个方面。应该说中国的教育思想过去很受苏联影响，要点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因此，这是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推动“通识教育”就是要改变这种教育理念。同时我们又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比如我们开设了本科“新生研讨课”，有十多个不同主题的课堂，由学生自由选择，但必须选一个。新生研讨课不是教师课堂讲授，而是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本科第二学位，比如数学、法律。我们还在大三和大四开设了“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有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也都是考虑到学生的不同取向。
下面谈MBA。在中国，要读MBA就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中国不接受GMAT的成绩，这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但是，单凭考试怎么能录取到适合读MBA的学生呢？MBA不是学术型项目，是一个职业学位。在过去，各大学总是在最低录取分数线上竞争，如同本科招生一样。但是MBA项目的定位与本科非常不一样，所以应该有更加全面地考察申请人的办法，与此同时考生还必须参加全国联考。这是一个矛盾。
今年7月，我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招生办法。每年1月份全国MBA联考。我们在前一年的10月份就组织所有申请MBA的学生到学院来面试。我们用更加全面的标准来面试这些申请人。然后根据申请材料、推荐信以及面试成绩来综合考察，决定是否录取。但是我们给出的是“条件录取”，所谓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参加来年1月份的全国联考，只要考分满足全国最低分数线，就被正式录取。这种办法既不违反国家关于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全国联考的规定，同时又加入了我们需要的考核环节。举例来说，在此项改革前，国家最低分数线是150分，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竞争，看谁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更高，是170分还是180分。改革后，以国家最低分数线150分为最低分数线，在此线以上能否录取，取决于其他因素。
我们的这个招生办法出台后，其他一些学校也效仿，教育部也认可，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进行改革的例子，而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者在从事教育改革时，会受到经济改革的启发。
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进行MBA课程改革。2008年是哈佛商学院建院百年，也是他们在1908年开创的MBA教育的一百周年。所以在这一年他们做了认真的研究，探讨新百年的MBA课程改革。因为我是哈佛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所以我可以比较快和直接地了解到MBA课程改革的前沿思路和做法。
最后，我想说，在中国，商学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好事情。现在全国有200多家开设MBA项目的学院，每年录取3万多名学生。其中最顶尖的有“4+2”所学院。四所是大学中的商学院：清华经管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还有两所是独立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前四所比较像圣彼得堡大学管理学院，后两所比较像斯科沃商学院。这些学院之间竞争很激烈，这种竞争有助于所有的学校提高水平，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