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

两个世界的古巴

2012年的圣诞假，从墨西哥飞去了古巴背包旅行。在古巴的那两个星期，我i Touch的锁屏一直用的是一张黑人的图，上面写着“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身在古巴，看到这句话更是尤为触动。

在月人均工资20美元的古巴，一罐啤酒要1美元，上网一个小时要4美元，在餐厅里吃一顿饭要5美元，一个手机要200美元。在这样一个喝不起啤酒，上不起网，用不起手机，出不了国的国家里，生活千疮百孔，希望在哪里？幸福又从何说起？

到达古巴的第一天是平安夜，我被邀请和青旅老板的一家人一起过。老板的儿子在青旅老旧的台式机前面看配音版的《加勒比海盗》，客厅里有台中国产的海尔电视机，当它一放起salsa的音乐，所有人都开始随着节拍尽情舞动。无论身材如何，他们都绝对算得上舞姿曼妙，我想，对音乐、对舞蹈的热爱早已深入这个民族的血液里。看着他们脸上快要溢出来的笑容，我默默地想：也许快乐是不要钱的。但是贫穷和苦难还是如影随行，在哈瓦那没有座位可以提供的小摊，我和古巴人站在一起啃完一块15土比（约合4元人民币）的火腿比萨。所谓的火腿比萨不过是一块干瘪的小面饼上撒着些许奶酪，再放上一块不甚新鲜的肉片，它与好吃没有关系，只能果腹用。

可是连在外面吃这样一块比萨，对古巴人来说都是件奢侈的事。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拿着粮票排着长长的队去领面包、鸡蛋，吃着发青的西红柿和烂掉的菜叶。这里有两种货币，红比和土比，前者崭新光亮，后者则皱巴巴的，连印在上面的切格瓦拉也显得垂头丧气；这里也有两个世界，一飞机一飞机载来的欧美游客，享受着加勒比海的阳光和沙滩，住着高档度假酒店，消费着崭新的红比，服务他们的是点头哈腰的古巴人。

来古巴以后我常常想，比起朝鲜，最可怜的也许是古巴人。朝鲜人活在政府为他们编织的一个太美的梦里，愚昧无知又满足。但在古巴，随着卡斯特罗打开古巴大门，大力发展旅游业，人们纷纷敞开家门，争相开起了民宿，做起了蜂拥而至的游客的生意，一个房间一晚上20美金的收入就是古巴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可是接触到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在信息闭塞的古巴了解到除了电视里的四个频道、书店里千篇一律的本土著作之外的，另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然而，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的越多，却越痛苦，外国游客来去自如地在他们的国家寻欢作乐，他们却走不出去。在政府的高压政治下，护照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稀罕玩意儿，更遑论以古巴人一个月20美金的平均工资，又何以承担得起那一张机票的价格？这个加勒比岛国上的人民就这样被孤立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的生活太捉襟见肘，他们要面对的现实太瘦骨嶙峋。

哈瓦那遍地都是的中国留学生与古巴人也处在两个世界，这些因为中古友好而被大批送来的留学生们，拿着中国政府每月发的200欧元的奖学金，吃着食堂里免费的饭菜，住着免费的寝室。在对普通人来说网络如此遥不可及的古巴，留学生们可以拿着学校的免费账号不限时地上网。但他们还是抱怨多多，嫌网速太慢，嫌食堂的饭菜太难吃，嫌寝室条件太差，于是偷偷搬出来住。是啊，这里的条件怎么能和国内舒适的环境相比，每月200欧元对于国内一个小康家庭的孩子来说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可以一顿饭轻轻松松地就吃掉30欧。但是他们的古巴老师呢？一个月的工资是30红比，也就相当于30美元，住着集体宿舍，吃着食堂同样的卫生可疑的饭菜，却甘之如饴。

离开哈瓦那的那天，我给青旅的两个老板还有他的表兄各买了一瓶啤酒，以此感谢他们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1美元一瓶的啤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只有过节时才能喝到的东西。

没想到的是，奇葩的古巴航空公司在我的航班多卖了接近三十张票，轮到我办登机手续的时候竟然已经没有座位了，我和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被安排坐第二天的航班起飞。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会帮我支付这无端端多出来的一天的酒店和三餐的费用。就这样，一向背包旅行住惯青旅的我，意外地住进了位于哈瓦那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从酒店房间的阳台望出去，到处都是政府投建的林立的度假酒店，还有宽阔干净的马路，与世界其他大城市无异。我突然有些恍惚，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到处都是破败房屋的哈瓦那吗？

我吃的是自助早餐，在豪华的大厅里，我时隔两个星期后又喝到了香浓的酸奶，吃上了黄油果酱涂抹着的面包，当然还有各种高级西点、进口水果和饮料，都是我在古巴百货超市空空的玻璃窗里没见过的，原本以为在这里不存在的东西。原来这里就是另一个世界。

吃完早餐后，我躺在酒店游泳池的沙滩椅上晒太阳打发时光，旁边坐着一家意大利人，几个尚在幼齿之年的孩子在泳池里开心地嬉戏玩耍，泳池周围是高大的棕榈树，不远处是哈瓦那深蓝深蓝的海水。阳光明晃晃地照在我身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人民穷得叮当响的古巴，而是在墨西哥的坎昆或者美国的迈阿密之类的度假胜地，围墙外的贫穷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并不开心，住着一晚要200美元的酒店，吃着那么丰盛的自助餐，我却觉得如此愧疚：为这个国家最好的设施是给外国人享受的；为除了点头哈腰地为欧美游客工作，一辈子也走不进这里的古巴人。若我不曾是那个和古巴人一起站在街头吃比萨，喝2土比的柠檬汁就很心满意足的自己，也许我不会对这一切如此感同身受。但是，作为一个游客，除了为这世间的不公难过之外，我又能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呢？第二天我的飞机终于准时起飞，把我带回了墨西哥城。据说在劳尔小心翼翼的改革下，古巴人从2013年1月开始可以自由出国了，但现实是，谁又会给这个国家的人签证呢？一旦这些古巴难民有机会出国，就会想尽办法留下来，拼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我回想起两个世界的古巴，像是做了一场很长的，不真实的梦。

我从中国来看你

经过差不多三个小时的飞行，飞机从墨西哥城降落在哈瓦那机场，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加勒比上的海岛，一个据说有着社会主义遗风的国家，而我也正是想来看看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拜访我的两位古巴老师，她们曾经在国内教过我西语，如今已经回国。

没有想到联系古巴老师这件我本来以为很容易的事，却曲折且困难重重。出发之前我曾经给其中一位老师Elisa发了邮件告知我即将来古巴，隔了好几天她才回复我，给我留了她家里的电话，还有她丈夫的手机号。Elisa说，我没有手机，如果你给我发短信，要在前面加上我的名字。

到了古巴后，我便用街边的公共电话给她家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Elisa不在哈瓦那，她去了Santiago de Cuba（古巴最东边的一座城市），一个星期后才会回来。一到古巴没有联系到Elisa，我有些垂头丧气，因为我还想通过她知道另一位老师María的联系方式。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在古巴还要待上两个星期，来日方长，过两天再联系也不迟，便宽慰了许多。

一转眼就过了新年，当我再次试图打电话联系老师，却得知她依旧在另一个城市，又打了很多次电话到她丈夫的手机，也一直都没有人接。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了，因为再过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要离开古巴了，如果再联系不到我怕是这辈子都再没有机会见到她们了。

最后，我决定借青旅老板George的手机发条短信试试看。问他借手机的时候，一向开朗大方的George眼神却有些犹豫，他踌躇了一下，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把手机给了我。他看着我的眼睛，颇有些无奈地说：凡，你知道在古巴发一条短信有多贵吗？表情里竟有些苦涩。我连忙说那我把钱给你，但他又摇头拒绝不好意思要。

在古巴，手机还是一种奢侈品，对于月平均工资20美元的古巴人来说，一部200美元的手机简直遥不可及，而且买了手机后，每月还有5CUC也就是相当于5美元的强制消费，手机的通话是昂贵的0.45CUC一分钟，所以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负担得起使用手机的“代价”。我后来想，也许Elisa的丈夫不接我电话的原因，一是看到的是陌生号码，二是实在舍不得支付接电话的钱。

终于，Elisa回我短信了，她说母亲病重所以要在Santiago de Cuba多耽搁几天，等她回哈瓦那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随即问她María的联系方式，Elisa说María家里没有电话，她也没有手机。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急急忙忙地问那怎么办，Elisa随后说，我有她女儿的手机号，你给这个号码发短信吧。

因为怕再麻烦George，我就用自己墨西哥的手机号给María的女儿发了一条短信，但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机都静止不动，一点回音都没有。想到María的女儿就算收到了这条信息，可能也没有钱回过来。为了以防万一，我又跑到街边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幸运的是这次终于通了，而且万分惊喜的是竟然是María亲自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她听到我的声音特别兴奋，立马告诉了我她家的地址，让我第二天去看她。

María住的地方离哈瓦那市区很远，在一个叫Cotorro的郊区，我从市中心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巴士才到她家。随着车的前进周围越来越荒凉，最后路上只剩下大片大片的热带植物，我坐在车上，心情复杂。

我曾经去过María在重庆的“家”，她住在学校分的公寓里，120平方米的房子，她一个人住，整洁空旷。而现在她住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呢？回到古巴后的她，心里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我一边望着窗外的荒凉景象，一边暗暗为她担心。

下了车后循着地址走了一段，附近都是乡村自建的小房子，低矮简陋，脚下是破碎的土路，一阵风吹过，尘土飞扬，一副破败景象。María家的房子是一排平房中一间不起眼的绿色水泥房子，大门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房子前面的院子里是一片没有修整过的，杂草丛生的“草坪”。我走到房子的窗户前大喊了一声：María！随即听到里面很快地应了一声，接着便是飞快地跑出来抱住我的María。此次一别已是半年之久。

在重庆的时候María就很照顾我，她会鼓励我出去旅行，总是很有兴趣地听我在外旅行的故事，她对我说：凡，旅行是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你不要改变，要继续下去。那天我给她打电话，她惊呼一声对我说：gran viajera（伟大的旅行家），你来古巴看我了。

这个热心的老太太几乎每次西语角都会来。地处热带的古巴就算冬天，也有30摄氏度的“高温”，重庆的冬天那么潮湿阴冷，对她来说那么难熬，她还是会每周坚持过来陪我们在傍晚露天的广场上说说话，练练西语，这份情谊我又怎么能忘。

我坐在María家的客厅和她聊天，她的家里摆放了很多她从中国带回来的“纪念品”，电视机，电饭锅，还有一套茶具。来之前我一直担心她从中国回国后落差会很大，因为在这个贫穷、孤立的海岛上，只有大片几乎什么都不能种的碱性土壤和零星的计划经济性的工业，而且因为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这里的物资供应少得可怜，什么都要进口，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过时的服装，大街上满是穿着简陋衣服的年轻人。

在古巴这个国家无任何时尚可言，因为有几件可以换洗的衣服穿已经是件幸福的事了。可是在她待过一年半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啊。

但María并没有丝毫抱怨，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对我说她在这里很好，她用在中国攒下来的工资盖了这座房子，以后终于不用再四处搬家，奔波了。或许，贫瘠的生活早已教会她要感恩。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她说，她是哈瓦那大学对外西语教学的主任，而作为系主任，她的工资也只有1060土比（约合40美元），其他大学老师更少，只有700土比（约合30美元）。古巴人的工资是用土比支付的，可是当他们想买商店玻璃窗里的东西时，要把破旧的土比换成崭新的红比去消费。她在中国的时候学校给外教的工资是一个月4000元啊，40美元对4000元人民币，多么讽刺。我又问她想不想再回中国，María突然锁了下眉头，有点深沉地说，她还在中国的时候是有人向她提供过一份在私立中学教书的工作，薪酬也很好，她的中国学生也说如果她想留下来，可以帮忙。但是古巴有家人，如果可以把家人也带过去，或许她会愿意再回去。

也许她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就算古巴这个国家再千疮百孔，她还是没法离开，因为这里是家。说这话的期间，她摸了摸坐在旁边的小孙子的头，一副爱怜的样子。小孙子一直带着好奇的眼神在“偷听”我们谈话。

María 11岁的小孙子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跟着María学会了说“你好”“苹果”“不要了”等词，他总是新奇地看着我从包里拿出的i Touch还有相机，这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我在古巴的两个星期，有古巴人看着我手中的i Touch问我：这个手机是中国产的吗？我一阵心酸，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当全世界都在为苹果和三星galaxy疯狂的时候，当每个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有一两部手机的时候，加勒比海岛上的古巴人却全然不认识这些牌子。对他们来说，有一个手机，就算是诺基亚早已被淘汰的型号，已经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了。

在世界发展最快的这些年，时间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上却仿佛静止了，人们还活在一场50多年前的苍凉旧梦里。

等过完这个年，María就要过60岁生日了。她说可能下半年就会从哈瓦那大学退休，因为她住的地方离哈瓦那大学的Tarara校区很远，她每天早上要5点半起床6点半去赶车，光单程就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这样的生活太过劳累，María年纪也大了也想要安定，等退休后，可以在家附近的一所中学继续教书，也就不用每天赶公交来回那么辛苦了。

晚饭的时候，María给我做了一顿古巴菜：黑豆饭，蔬菜鳄梨沙拉，两块炸鸡肉，还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食物。我只吃了一块鸡肉，不舍得全部吃完，还是留给还没长大的小孙子吧。

饭后，María从冰箱上的铁盒子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土比，让她的孙子去周边的小店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甜筒吃。古巴的冰淇淋又便宜又好吃，我一边舔着冰淇淋，一边想：这应该就是这个简朴的家庭能给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最好的招待了吧。

不知不觉天就要黑了，我起身要告辞，因为回到哈瓦那我住的青旅还要倒两趟车。María坚持要送我到车站，她的小孙子也在后面紧步跟着我们。上车前又和María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她和她依然少不更事的孙子在窗外微笑地望着我，对我拼命挥手，我也挥手向他们告别，眼泪竟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这么和蔼热心的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的老太太，可能再也不会来中国了，我想也许这次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2013年1月7日，我的飞机离开哈瓦那，我在心里和这个美丽却又哀愁的国家说了再见，心也开始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牵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