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类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知识。在知识的世界中，没有哪一门学问能包罗全部知识，所谓的百科全书也只是知识沧海中的一粟；也没有哪一门学问专门研究知识，所谓的科学学也只是科学知识的部分。于是，关于知识与知识活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知识科学（Knowledge Science）作为新兴学科应运而生。

然而，知识科学渊源甚久，与知识研究关联最密切的学科沿着这样的轨迹行进。18世纪末，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提出了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1921年，德国社会学家舍勒（M.Scheele）提出了知识社会学。20世纪20年代，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Naukoznawstwo）在波兰萌发。20世纪30年代，以术语的传播为基础诞生了术语学。Shannon 1948年发表《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19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首次提出了“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197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费根鲍姆（E.A.Feigenbaum）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人工智能会议上提出了“知识工程”或“知识工程学”（Knowledge Engineering）。

正由于知识的广度与深度难以把握，各门学科都是从某一视角研究知识。从哲学视角关注与认识相关的知识问题，知识论成为一个哲学流派。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往往关注对知识的理解、社会价值与现实应用，如语言学角度的知识符号表示，社会学角度的知识社会研究、经济学角度的知识经济研究、管理学角度的知识管理研究等。自然科学视角往往关注探索自然形成的知识体系，或者运用某种工具和技术手段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变化，如生物角度研究脑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学习理论。随着现代科学的综合化趋势，综合视角的知识研究得到重视，科学学视角从学科发展和体系化研究知识；信息科学视角强调计算机与知识的关联，研究知识工程、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和知识库等；系统科学视角把知识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提出知识系统工程，对知识进行集成和综合。

自1997年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组建了“知识科学研究科”、1999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主持召开了知识工程与知识科学研讨会以来，有关知识科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自2000年以来，关于知识与系统科学（KSS）的系列会议每年举办一次，致力于对知识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并立足于系统视角。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会（ISKSS）于KSS’2003会议期间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日本、奥地利、爱尔兰、英国、芬兰、澳大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数百个科研院所及科研人员。从2000年至2012年，知识科学研究走向拓展与深入，该学会在日本召开了4次会议，在中国召开了7次会议，历年讨论的主题有：知识、系统科学、科学的复杂性（2000），知识科学与管理（2001），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2002），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对于决策支持（2003），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2004），知识创造——基于决策支持的集成模型（2005），面向知识的综合与创新（2006），新的理念——知识转移和协同作用（2007），知识生产，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2008），知识管理（2009），构建创新的意图——知识集成的协调创新（2010），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2011），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2012）。由此可见，知识科学研究的内容取向，更加强调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工具并相互作用，对有关知识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广泛关注的重要科学。

图书情报学也是关于知识的科学。图书馆学是从文献及其整理利用的视角解决知识的组织管理与传播利用问题。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廷格（Martin W. Schrettinger，1771—1851）最早提出“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时还只是局限于图书的整理，而后来的图书馆学高举起知识组织的旗帜，如1929年布利斯（H.E.Bliss）的《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将文献分类与科学分类、文献整理与组织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1989年，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SKO）成立于德国法兰克福。1993年1月，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情报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的情报公式、兰卡斯特（F.W.Lancaster）的《科学学问和知识的交流》等都证明了情报与知识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以色列信息科学学者Chaim Zins于2006年提出从情报科学到知识科学的设想。

把知识科学与图书情报学结合起来研究，既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又是一个前沿的探索。所谓“大胆”，是因为知识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缺乏坚实的基础理论、稳定的研究方向以及丰富的资料参考，没有宏大视野和广泛的知识基础，难以进行这一问题的研究，以至于少有人敢涉猎这一领域；所谓“前沿”，是因为图书情报学虽然已有知识基础论、知识组织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管理论、知识资源论等多学派研究，但都没有真正实现图书情报与知识科学的完美结合。杨溢同志具有这样的基础和优势，他的第一专业是英语，后来又学习图书馆学专业，从事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其多专业、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历，使他善于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并能够很好地驾驭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我在郑州大学任教时，给硕士研究生主讲《知识管理研究》课程，并组织编写《知识管理学》教材，杨溢参加了教材编写，主要负责企业知识管理部分。我调入南开大学后，开始招收知识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2005年在国内率先开设了一门博士生课程《知识学研究》。2006年，杨溢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他参与了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创新型国家的国家知识资源战略研究》，主要从事知识管理和知识科学研究，以哲学、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基础，辨章图书情报学派，考镜知识科学源流，大胆开拓，刻苦求证，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基于图书情报学的知识科学理论模型研究》。

这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著作，是杨溢同志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不是一般地梳理和总结知识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现实问题，而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探索目前知识科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是循着目前认为主流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道路前行，而是另辟蹊径，以图书情报学为基础，试图建立起新的理论模型；它不是单纯地通过文献研究进行的理论思维，而是运用词频统计、德尔斐法和例证法等多种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内容分析与专家调查相结合，通过科学的方法解决理论构建问题。这部著作不仅立足高远，体系宏伟，而且其提出的知识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知识域框架、构建的元知识理论框架和描述型元知识基本元素等，在知识科学理论研究上也实现了某些突破和创新，因而，是一部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人类与社会发展导向知识科学研究的多学科特征和综合化趋势，知识涉及的经济、教育、新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等领域以及知识对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各方面影响的综合研究，预示着知识科学的广阔空间。也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人类和社会生活，使知识原本畅游于智力世界和物理世界之中，又多了一个虚拟的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的穿梭将变得更为有趣而复杂，使知识科学研究面临新的选择。这些不能不引起知识科学研究者的更多思考。

一部著作的问世往往是新的学术探索的开始。相信杨溢同志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科学征途上攀登新的高峰，取得更多的成果。

柯平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