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3)

《文学论》即刘永济年轻时在明德学校讲授“文学概论”一课的讲义。环视彼时文学理论著作，或译介西作，如宋桂煌译介英人Hudson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学研究法》，1913年）、景昌极、钱堃新译介英人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文学批评之原理》，1924年）、章锡琛译介日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1925年）、傅东华译介英人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文学概论》，1936年）；或执守传统，如前述章太炎《国故论衡》、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等，要之多不能融通中西而出以一家之言。故此，初版于1922年的《文学论》，就显得尤为特出而重要了。此后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年）、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年）、孙俍工《文学概论》（1933年）相继出版，但就整体论述与历史识见而言，未能掩蔽刘著。

刘著之最大特色，乃在融通。其自序云“参稽外籍，比附旧说”，旨在循此构筑“时地虽囿，心理玄同”的具备普遍性的历史论述。【58】而其又有感于“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大都杂撮陈篇，铺苴琐屑，其下焉者，且稗贩异国之作，绝无心得之言，求其通视万里，心契千载，网罗放失，董理旧闻，确然可信者，尚无其人”。【59】至于时人孜孜固守之国粹菁华，亦直言批评：“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其亦不满国人于西人论中国文化之虚骄之态，“我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解也。”【60】换言之，其迥异前人处，即在于刘氏不再只是纯然稗贩西说抑或偏执传统，而是谋求在中外古今的对比互参中来重新考察“文学”之要义，并抉发中国文学之特色。

因存着这样的学术视野，是书在具体篇章安置上，亦较前此传统文论研究著作大有改易，呈现出西式的现代研究样貌。书分六章。第一章“何为文学”，考察文学成立及发达之因，认为文学之成立“不出感乐与慰苦两特性”，而文学之发达，即“发达此二特性”【61】，而所谓“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供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62】；第二章“文学之分类”，则细究文学之内部组织，并阐明我国文学体制之历代因革；第三章“文学的工具”，指出“文字者，文学之工具也”【63】，故查考“文字”之源起与特点及其之于文学之影响；第四章“文学与艺术”，指出“文学既为艺术，当然执美为其中心”，而“文学之美，初在能自感，继在能感人”【64】，由此申论文学具体表现之法；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以“显文学之真用”【65】，并探讨文学作品之价值；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则因“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文化之总相也，故尝因文化之特性而异”，谆谆语告研究中国文学者“不可不知我国文化之特征”【66】。

刘著虽篇幅不多，但论述切实精要，显然是思深之作。前述此著之最大特色，乃在融通，而其融通不仅在观念，更在方法。

如其论“文学”之定义，即先对文学有一整体之认识，认为“文学为艺术之一”，而“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67】而作为艺术之一种之文学，必当“执美为其中心”。此等认识，实然超出传统的文学观念，遂能特为指出我国固有之文学观“多不能出孔门之外”，“以言志为文学之事”，其所谓志“即修身、立言、观风、化俗之事”，以致后世之儒更有“文以明道”之说。刘氏并批评后世拘泥者“遂至见诗文之内容非质言道德者，即叱为无用。而艺术之真义，遂缺而不全。”【68】以现代艺术自律性去审视传统文学观念的轨辙推迁，进而批评固有文学观具有功利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较之前此拘囿传统抑或崇洋媚外之论家，更见平正通达。

再如其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一章，亦有卓见。传统文论每多耽溺辞章偏嗜修辞，一字间识得分寸，一句中辨析微茫，此固为优长，亦乃弊端，往往入而不能出，几成饾饤之学。刘氏则专门指出研究中国文学者，尤要能从文化、哲学这一“总相”进入。深刻指出我国文学之三大流派，孔门文学当为主流，主张“以善为本”，其长在“切近人生”、“温柔敦厚”，其短则在“不随时变”、“情趣缺乏”；老庄派之文学，其长在“超出寻常智虑之上”、“与自然冥合”，其短则为“任诞放达”，其极者，连篇累牍“皆风云月露之状”；佛学派之文学，其长在“多析玄理”，其短则为“不切人事”，“易陷于虚空”。而三家之长短优劣，在在证明“我国文学始终不外主善一义”。【69】能自作为“总相”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去抉发审视中国文学的特点，并经由比较历史上主要的思想学术流派，来明确不同流派之间关于文学的具体主张，勾连宏观历史与具体文学创作，出言虽简，却切中肯綮。

而是书附录“古今论文名著选”，自《诗大序》而迄《曾国藩湖南文征序》，则充分显示出刘氏意欲借现代眼光来重加审视传统文论的用意。该附录“例言”有云：“附录之意，在辅助前论之不足，兼供览者之参证。”【70】换言之，此处之古今论文名著，不仅是作为材料性质的“参证”，更试图作为全书所论之“辅助”。就所收论文名著而言，因着全书融通中西比附古今的视域维度，方谈得上以新眼看旧书，使这些材料之价值得以抉发彰显。就全书秉持的文学观点而言，则又因这些材料的“辅助”、“参证”，以证所论其来有自，端有根柢。而其“编次略依时代，以见历朝文学递嬗之迹”，则“体例与现代权威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本大致相同”。【71】所选篇目，如《文心雕龙》、《史通》等“自成专书”者不选，诗话、笔记等“片辞只义”者亦不选，入选者在除此二者之外之类如序跋、书信单篇文章，不惟弥补了《四库全书》“诗文评”部分所录限于专书的不足，更拓展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材料边界，故“附录”部分之价值亦不可轻易看过。

正因既有夯实的材料基础，又有深透的文学思考，才使得这部成于二十世纪初的文论著作标持的“参稽外籍，比附旧说”的写作初衷得以实现。由此也使是书融通中西古今的特色益加鲜明，此点在彼时传统艰难转型之际，尤为可贵。而这种中外古今连类并举的研究方法，也为后世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及至1927年，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出版。全书约七万余言，分十二章，自孔子诗论迄章太炎之文论皆有论述，于中国文学批评之脉络、重要的批评著作及批评家作了大致勾勒，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初步构架。于今视之，此著自不免粗略简单，彼时则可说是一部开创性著作。虽然朱自清评是书“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72】，不过这部似乎并非精心结撰的著作于“文学”、“文学批评”之义界封域却颇为精心。

陈著开篇即有专章讨论“文学之义界”。先就“文”之本义沿波讨源，随后就“历代文学之义界”分别析解，指出“汉魏以前，文学界域甚宽”，衍及晋宋，“是有情采声律者为文，无情采声律者谓之笔。故文学之界画，自南朝而始严也”，转至唐朝，古文大兴，以致“文学之界，又复漫漶”，此后学者议论蜂起，而于“文学”之义界，迄无定论。陈氏汇融当时主流认知中章太炎、文选派并西人亨德之说，认为“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同时，他批评古代诗文评著作“为例各殊，莫识准的”，故于“批评”一词始终未能确认其义，“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而批评，必“先由比较、分类、判断而及于鉴赏、赞美，指正特其余事耳。若专以讨论瑕瑜为能事，甚至引绳子批根，任情标剥，则品藻之末流，不足于言文事也。”【73】其于旧式诗文评之不成系统之不满，及欲依凭西说而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之企望在在可见。尤须注意者，则是陈著亦如刘氏之《文学论》，持论融汇中西而断以己意，易言之，越来越多的著者认同不能再单单以传统文章学观念来建构理论论述。

郭绍虞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47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凡七十余万言，规划周密，取材丰富，大大拓展了由陈中凡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初框架，详细描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脉络，重要批评家的理论观念和文学主张亦得到较为周至的评述，是以朱自清推奖其为“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74】。

据郭氏自陈，其本打算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但感到领域太广，仓促下笔，不易成功，遂决心缩小范围，集中心力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坦言，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受了陈中凡的启发，然后出转精，不论是资料的搜觅、论述的详瞻并观照的深入，皆胜过陈著。尤为特出者，郭著以“文学观念”本身的衍变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期。

他指出：“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75】而相较前此论著于“文学观念”多作凝定的释名绍介不同，郭著折进一层，自不同时段发现“文学观念”的历史迁变。

就“演进期”而言，他认为：“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学，学不离文，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两汉则“始进一步把‘文’与‘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汉时所谓‘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便专指词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至魏晋南北朝，“别‘文学’于其他学术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与同样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相似。”而“复古期”则因不满六朝文学的“淫靡浮滥”，外加“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至于北宋，“文以载道”说愈加流衍，论文竟至“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76】原本渐趋清晰的文学观念复又再趋浑沌。

与上述观念相符应，他认为文学观念的演进即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演进”。故周秦之际，绝无专门系统的批评；到了两汉，才有类如扬雄之论赋、《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等“专门讨论某种文体的言论”；及至魏晋南北朝，《文心雕龙》出，体大思精，“文学批评的基础也自是成立”，而“这实是文学观念渐趋正确后的时代的产物”。批评唐宋文人的复古主张，是为“逆流”。进而认为不同阶段的文学批评亦各有不同的中心，演进期“以文学之外形为中心”，复古期“以文学之内质为中心”。【77】

从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波浪式进程来观照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以问题为纲”的撰写思路超越了以朝代为纲的传统分期法，以“文学观念”的衍变牵连深闳的思想背景，郭著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义界做完备的说明，而是试图勾勒出一条历史线索来贯穿不同时期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并且就义界封域的张弛更易做出一己裁断，可谓自出手眼别有识见。

相较郭绍虞的“以问题为纲”，罗根泽则以搜览务全、诠叙为公见称。1934年至1945年，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相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中，罗氏即对文学与文学批评之界限区隔、文学史与批评史之关系、文学批评与时代之关系等诸多关涉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理论问题作了一番周密平实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