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耻感伦理：社会道德生态的脉象

（一）社会道德众生相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之句以极其形象、生动的语句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揭示了社会转型下诸多社会问题。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狄更斯的描述却如魔咒一般，死死箍住我们这个时代。不置可否，时下的中国是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但好像并不是社会矛盾最少的时期；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好像并不是执政党和各级政府意见最少的时期；是执政党创造成就最大、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但好像并不是威望最高的时期。于是，有人用“这是最好的时候”来点赞，有人用“这是最坏的时候”来贬损。这种相左的看法之所以并存，乃是与我们经历并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大时代息息相关的。

就本质而言，社会转型与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相一致，但也应看到，转型对当下的影响已经触及历史和现实的深处，其带来的掣肘使整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和个体个性权益充分张扬，各种价值观交织碰撞，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打开各种媒介，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一幕幕无耻现象不断地上演，频频触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

湖北“捞尸索钱门”。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宝塔湾地带，2名少年不慎落水。为了营救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前面有2名同学的手松开了，“人链”断开处的前9人一下子落水。经援救仍有3名大学生不幸遇难。事发之后几十分钟，2只打捞船向宝塔湾开来。打捞船开口：“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活人不救，捞尸体，白天每人一万二千元，晚上一万八千，一手交钱一手捞人。”当时，赶来的老师所带现金不够，要求先捞人，剩余的钱随后补上，但打捞船船主不干。其间有女同学“跪求”打捞船船主尽快救人，但对方就是坐在船上不动。无奈，师生们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凑了4000元交给对方，捞尸者才开始打捞，同时扬言：“钱不到位的话，只打捞一个。”有的目击者还现场拍下照片为证：画面上，被打捞上来的一具大学生的遗体被绳子绑着，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一名穿白衬衫的老年男子，一边拉着绑尸体的绳子，一边摆手和岸上的师生谈价要钱，表情木然。捞尸者就干脆坐在船上等着学校领导派人回校取钱。打捞3具遗体，捞尸者前后一共收取了3.6万元。

佛山“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17时25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发生一出惨剧，行走在巷子里年仅2岁的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在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曾有18位路人走过，或视而不见，或看两眼后离开，最后，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事件披露后，国内外众多媒体进行广泛报道，引来了舆论对中国国民素质现状的质疑。日本的朝日电视台曾在一时政节目中，用了2分钟的时间，还制作了不少图板，来解释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涉及的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美国Channell电视台特地做了关于“小悦悦”事件的专题片，以相当大的比重抨击了见死不救事件在中国的发生。针对“小悦悦事件”，广东官方明确表态，谴责见死不救的行为，表示这一事件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嫖娼门”引出的争论。某知名艺人嫖娼被抓后，被拘新闻曝出后，引起网友的热议。在某网站发起的“×××被曝嫖娼被拘留，你怎么看”的网络投票吸引了近18万的网友投票，其中有六成多网友认为“单身男人、可以理解”。如，网友“包子飞y”说：“没老婆，没情人，一个大男人总有七情六欲，他没有去强奸，也没有去和某女星开房勾搭，而是很负责地，用自己赚的钱，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我觉得他很好了，真的。卖的人也需要钱，他也是需要解欲，两相情愿，合情合理。为什么不好？”无论从哪方面讲，不能因为是名人就可以对嫖娼这种行为进行宽容与支持，这不仅违法，而且也有违社会伦理道德。嫖娼违背公德，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的。对此，支持与点赞的行为只能说明其价值观已经产生了错乱，不仅缺失了反思精神，而且降低了道德标准。在价值观多元化时代，法律底线不能突破、价值观不能乱这两个原则是必须被主流舆论所坚守的。

黑心“捞尸者”、默默行走的“路人”、跟帖的网友，虽然只是社会千姿百态中的一种，但所反映的却是我们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最关键的道德品质。虽然这样的案例过于极端，但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是非混淆、善恶不分、诚信缺失、荣辱颠倒。深而究之，耻感伦理的丧失已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之一。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伦理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嬗变，耻感伦理不仅关涉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个体道德发展，而且关涉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国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升。澄清和探究耻感伦理问题，对于社会转型下构建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对耻感伦理问题的探讨，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与内容，而且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研究，有助于破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的失序现象与道德精神断裂问题，为建立起一个行己有耻的完善道德人格与风尚清明的良序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二）耻感伦理研究的现状与思路

传统文化非常注重耻感伦理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治理国家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两千多年来，“耻”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积淀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当下国内学界关于耻感伦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耻感的含义。何怀宏通过对底线伦理的论述与反思，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底线伦理，这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耻感伦理是一种底线伦理；高兆明从耻与耻感的区分入手，认为耻是以否定性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内在规定性，耻感则是以否定性方式把握善，是主体的自我意识和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吴潜涛等人认为耻感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评价能力的一种特殊体现，其本质属性是个体道德良心发生作用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杨峻岭等人认为耻感具有自然耻感与道德耻感、自律耻感与他律耻感、先耻感与后耻感、个体耻感与群体耻感、德耻感与才耻感等基本样态。社会转型下的耻感问题日益凸显，对耻感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从道德意识层面出发，而必须基于伦理层面。

二是关于传统文化的耻感资源及其现代价值。樊浩认为无论在儒家还是法家的道德体系中，耻感都历史和逻辑地具有基础性的哲学地位，耻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于从“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高春花认为耻感文化具有丰富的道德价值，在完善道德品质、实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功能。

三是关于当下社会耻感伦理缺失的原因。余治平认为工业化、现代性对耻感伦理的破坏造成“有德性的生活”被边缘化，助长了人心耻感的消退；此外，许多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传统文化的割裂、社会转型期道德评价标准的混乱等是耻感伦理缺失的原因。其实，耻感伦理在当下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媒体对耻感问题的放大效应。

四是关于耻感伦理教育的方法。学者们的意见较为趋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挖掘传统道德资源，加强以德修身，完善社会机制，净化社会环境等方面。

已有的研究初步厘清了耻感伦理相关的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从现状看存在两点不足：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较多地涉及耻感伦理的相关理论内容，缺少对社会转型视域下耻感伦理的境遇、主要内容、构建的方法论原则等问题的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学理性分析居多，缺乏用学理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转型期耻感伦理问题作整体性评估。

我们总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域来思考问题或提出问题的。从目前研究趋势看，对耻感伦理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概念范畴的研讨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必须以社会转型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影响为背景，以“什么是耻感伦理、怎样建设耻感伦理”的这个主题，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多样化思潮的重大课题与任务，探讨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问题。从历史与现实视角看，对耻感伦理内容的挖掘及其价值彰显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

首先，耻感伦理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耻感伦理的缺失是传统文化式微所致抑或道德滑坡使然？其实，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社会道德是不断进步的，不同时期的耻感伦理虽会有些变化，但不应也不会衰落，相反，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转型这个特定时期，却存在着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耻感伦理问题的凸现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道德层面失落的问题，而是伴随社会转型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当下社会转型引发了整个社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剧变，必然带来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以致出现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价值迷茫、信仰危机等现象，这种荣耻颠倒状况不断挑战社会的底线伦理，耻感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时，新媒体资源的出现，也把处于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问题不断地放大，进一步造成社会道德水平状况恶劣的失真现象。所以，有必要对耻感伦理及社会道德水平状况作整体性评估。耻感伦理问题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耻感伦理的缺失既有来自传统伦理主体地位丧失、道德教育失误、社会机制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因素，也有来自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个体道德意识淡薄化等主观因素。在此，政府官员腐败、企业诚信缺失和社会公德失范等耻感伦理问题尤为值得警惕，因为这关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其次，“什么是耻感伦理”的问题。“什么是耻感伦理”指的是耻感伦理理论体系的框架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耻感伦理的基本理论。对耻感伦理的探讨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伦理学向度的事实性现象，必须寻求耻感伦理中应然性的道德问题，即必须从实然与应然层面进行思考，这是研究耻感伦理的其他理论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在耻感伦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中，耻感伦理的本质是核心，因为耻感伦理的属性、形式、结构与功能都围绕着本质而展开的。从属性看，耻感伦理是个体自律的道德心理机制，研究方法则涉及现象学；从类别看，耻感伦理既是一种底线伦理，这种“底线”来自心理契约内涵的道德承受，也是一种德性伦理，这种“德性”源于个体道德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约束，还是一种公共伦理，因为耻感伦理涉及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文明的标尺，更是一种私域伦理，因为耻感伦理也涉及处理非公共领域里的人际关系和个人事物所遵循的道德要求，是人之为人的标识。

二是耻感伦理的形成与发展。耻感伦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溯源于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有丰富的耻感伦理资源，秦汉以降至民国初期耻感伦理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耻感伦理的逻辑起点始于“人性善”假设下的“从善”和“人性恶”假设下的“驱恶”。前者以肯定的方式把握善的过程，主张“存心养性”，知耻修身，促进道德理性的升华；后者以否定的方式把握善的过程，主张“化性起伪”，知耻近勇，抑恶扬善。二者的价值取向一致，都是教人向善而非向恶，只不过前者侧重道德自律，后者注重社会控制。然而，探寻耻感伦理的历史嬗变仅仅依据历史年代的顺序进行描述性的梳理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深入历史的发展逻辑，通过探究耻感伦理思想与中国历史发展各阶段相适应的特质，充分挖掘耻感伦理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代价值。传统耻感伦理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耻感伦理在“善”与“恶”之间搭建桥梁，为整合现代道德人格的塑造提供了纽带。

三是耻感伦理的思想基础与具体内容。社会转型下耻感伦理有别于传统耻感伦理，前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后者是基于“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耻感伦理的内容是一个体系，包括诸多含量，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是从道德心理机制的属性层面看，主要是由羞耻、荣辱、良心、自律、自尊等德目构成。第二是从所涉及关系的类别层面看，可分为两个层面：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层面，主要是由爱国、敬业、守法、弘义等德目构成；在非公共领域的人际关系层面，主要是由诚信、友善、责任、廉洁等德目构成。

再次，“怎样建设耻感伦理”的问题。“怎样建设耻感伦理”主要指的是探讨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耻感伦理评价、教育、修养与建设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思想逐渐解放，尤其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被原子化，但整个社会却没有形成一整套新的伦理道德秩序。一定程度上，价值分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只有价值的分化，没有有机的整合，则是一个病态社会，因此，耻感伦理的建设必须在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大前提下进行。重建伦理道德秩序，加强耻感伦理建设，必须摒弃“道德万能论”与“道德无用论”的观念。必须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制度认同与公民认同的统一、平等意志与法治观念的统一、底线坚守与崇高取向的统一等原则，从耻感伦理是底线伦理、德性伦理、公共伦理和私域伦理这一特质出发，通过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认同，提升内在的耻感意识，培育外在的守法精神，即注重“他控”的制度建设与“道德人格”的美德重塑，把道德秩序建立在法律秩序基础上，形成一种法律化的道德秩序。

最后，耻感伦理的研究范式问题。耻感伦理的研究范式必须摆脱当下带有抽象性、普遍性的研究范式，应从理论研究范式转向生活研究范式，因为耻感伦理是关于人们在生活实践过程中面对耻感现象所涉及的应然性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诉求。只有关注人们的伦理道德生活，才能揭示社会转型下耻感伦理如何丧失与如何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耻感伦理的研究，毫无疑问，伦理学是最主要的学科，但应该看到耻感伦理研究凭借单一学科是不够的，还必须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现象学、解释学、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学、信息科学和精神卫生等学科领域，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分析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