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194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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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门户开放政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精心设计的门户开放政策,巧妙地在列强争雄的环境当中维护并扩大自身殖民权益,但好景不长,这种局面不久即被日本打破。1931~1933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时,美国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实行“不承认”政策,1932年1月7日,时任国务卿史汀生同时照会日本和中国,宣布美国不会承认用武力造成的任何领土变化:


美国不会承认任何已成既成事实之局势的合法性,也不打算承认政府间签订的任何有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条约权利和在华公民利益的条约、协议,这包括那些涉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管辖权的任何条约、协议,以及那些违背众所周知的关乎中国问题的国际准则——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hina White Paper, Volume 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


这次照会继承了门户开放政策所坚守的两条原则,一是申明捍卫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崇高道义标准,二是强调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均不得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这种口头警告对改变局势无关痛痒。

在日本没有流露出继续向南进军的军事意图时,美国感受不到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根本没打算付诸行动将照会中的目标和原则加以落实。因为那样会使美国站在与日本明确对立的位置上,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从草稿拟定到最终递交照会文书,美国一再软化自己的立场。早在史汀生草拟不承认政策的文本时,他与国务院亚洲事务专家斯坦利·项白克(Stanley Hornbeck)在探讨政策草稿时,项白克强烈反对史汀生使用“绝不承认”这一字眼,他试图说服史汀生接受这一现实,“世界上充满着流氓无赖,不承认政策起不到任何作用”。Shizhang Hu, Stanley K. 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1919 - 1937(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5), p.139.而且使用这样具有绝对意义的字眼将使美国没有回旋余地。尽管史汀生对项白克的“无赖世界”说法感到恼火,但在最后的政策文本中,他还是采纳了项白克的建议,将“绝不承认”改为“不打算承认”。在政策文本上,美国从先前的立场已经退了一大步。

当史汀生递交照会文书给中国、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时,他表示,“美国无意于触及中日两国将来缔结的任何协议条款,除非这一协议损害了美国享有的在华权利,或者违背了《凯洛格公约》”。Shizhang Hu, Stanley K. 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1919 - 1937(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5), p.140.史汀生没有提及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事实证明,在当时,史汀生主义确实未能激起一丝涟漪。和英国相比,美国的审慎和小心翼翼还是显得过于急躁了些,在东南亚和中国有着更为广泛殖民利益的英国,做出的回应仅限于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宣称,在日本多次保证愿意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后,英国没有必要向日本政府递交美国那样的外交照会。

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里,他仍然坚持胡佛总统的对华政策立场。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并迅速攻占华北、沿海地区和内河口岸。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说中,仍然坚持了先前口头持异议的立场,只是语气稍微严厉了些。这次演说被称之为“检疫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罗斯福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将被迫对侵略国实施检疫隔离,就像卫生机构对传染病人实施隔离那样。这种态度在公众中引起一阵不甚强烈的批评,人们批评政府对被侵略者的麻木不仁。但实际上,美国连检疫隔离的程度都没有做到。1938年之前,美国一直在不受任何限制地对日本出售废钢和石油,国内资源匮乏的日本正是依靠来自美国的关键性军事物资来运筹对中国发动的战争。

1938年初,美国派代表团参加为解决远东危机而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1922年九国公约签字国召集的协商性质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探讨签字国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对日实施经济制裁的承诺。在代表团出发前,罗斯福已经打了预防针,禁止与会代表带头发起倡议,反对日本。总统的指示也同时传达给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日本通过格鲁也得到这一消息。这犹如给日本吃下一颗定心丸,它可以放心并无忧无虑地继续使用美国提供的战略物资。此时美国国务院中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对日实施制裁反而会把日本逼向“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政界的右翼会以美国制裁为借口,变本加厉,从而让温和派无法发声。Justus D. Donecke and Mark A. Stoler, Debating Franklin D. Roosevelt's Foreign Policies, 1933-1945(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2005), p.138.

在这种背景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袖手旁观的孤立主义政策变得非常容易理解,当美国作为新成员加入到在华的列强队伍的时候,其他国家已经形成一定的秩序,美国要融入秩序,只能做到不明显损害现存秩序的利益攸关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它们的谅解,分得一杯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的实力在快速增长,美国不断重新发现在中国的机会,从商业利益到文化利益,再到宗教事业,无论是在18世纪广州贸易体系下的贸易机会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殖民帝国切割殖民利益的狂潮,美国都不想被落下。但是美国又不想和老殖民国家一样表现得唯利是图,它想要向世人证明美国是有理想的,有着自己的道义标准。而门户开放政策可以使美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既兼顾理想,又维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这种巧妙的不干涉政策对后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影响深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要想让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措施,抵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宁愿采取积极的不作为态度,尽可能依托现存的秩序维护并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特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二战结束后,为了使中国成为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堡垒,美国再次设计出一个理想与利益相结合的政策,促成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但是在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道路上,美国希望与苏联合作,至于苏联与中国在主权利益上的纠葛,美国尽管不赞成,但它不想干预,只要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相互合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