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引起制度赡养率有所提高且地区不平衡

人口老龄化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第二种含义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中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某一标准的状态。按照第二种含义，目前有两个公认的人口老龄化标准。第一个标准是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提出的，该标准的具体内容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超过7%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第二个标准是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该标准的具体内容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超过10%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按照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一直在不断提高。199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6.20%, 2014年，提高至10.06%，见图1-1。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引起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的提高。1995年，制度赡养率为25.65%, 1997年，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改革之初，制度赡养率约为29.21%, 2014年，制度赡养率提高至33.49%。制度赡养率变化见图1-2。从图1-2来看，制度赡养率目前保持在相对高位波动，比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明显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制度赡养率可能进一步提高。

同时，基于人口迁移等原因，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赡养率并不平衡。2014年广东省制度赡养率最低，仅为10.26%，而黑龙江省制度赡养率最高，达到70.92%。地区之间制度赡养率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存在较大差别，见表1-1。

除了对制度赡养率的影响之外，人口老龄化还有可能引起另一后果，即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后的结果，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能力，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阻碍。无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何种具体模式，其本质都是工作人口创造的GDP中的一部分用于供养老年人口的生活，快速经济增长可以保证GDP规模的不断增长，也就确保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为在不同代人口之间收入再分配的桥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即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缺口，政府也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国有企业分红等方式予以弥补，反之，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全社会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能力可能受到影响。

（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未得到一次性解决

经济转轨是指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变到另一种经济体制，其实质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引发了对经济转轨问题的广泛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济转轨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 E. , 2001）指出，经济转轨国家变革过程的前提是以新的福利契约替代旧的福利机制，最终把过去政府与全体社会公民事实上存在的社会契约“转化”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其本身制度模式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是经济转轨所引发的整体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转轨国家的转轨实践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转轨路径。一条路径是以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路径，“华盛顿共识”是这种转轨模式的指导思想，其特征是迅速、全面、大规模地建立一套西方式的经济体系。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经济转轨的俄罗斯等国家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调整与矫正，进一步指出经济转轨必须要采用更加广泛的工具以实现更加宽泛的目标，包括注重生活标准的提高、均衡发展、民主发展等。另一条路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转轨路径，“北京共识”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北京共识”的核心是经济转轨国家要按照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例如，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自由贸易等要通过极其审慎的途径来达成、强调创新和实验等。

激进式转轨和渐进式转轨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激进式转轨追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稳定宏观经济、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其中，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而渐进式转轨显示出政府较强的驾驭力，更加注重经济转轨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强调经济转轨采用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等方法逐步深入。一般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转轨前期已经完成，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经济转轨的中后期，各项改革持续深入，此时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适应，中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企业保障向统账结合制社会的转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也没有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解决，而是采取了在转轨开始之后逐步解决的方式。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是指从企业保障转轨至统账结合制社会保险需要的资金规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改革是企业保障向社会化管理的转轨，在企业保障阶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表现为企业成本，而没有进行实质性缴费。因此，企业保障向社会化管理转轨，实质上是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企业保障时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在职职工实质上积累了获取养老金的权利，在老年期可以获得企业提供的养老金。因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保障向社会化管理有效转轨的标志是：企业保障时期参加工作的职工应该和制度转轨之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一样，只需要按照新制度规定在制度转轨之后进行缴费就可以获得足额的养老金，而不必再为制度转轨之前的费用进行任何支付，因为老职工已经在企业保障时期通过低工资的形式积累了自己从参加工作到制度转轨时的养老金领取权利，获得了国家对其发放养老金的权利。如果社会化管理阶段完全采取现收现付形式，那么老职工养老金权利积累应该表现为他们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之后按期缴费就可以获得养老金；如果社会化管理阶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含有个人账户形式，那么老职工养老金权利积累就应该表现为，在制度转轨时间点，老职工具有从参加工作起至制度转轨时间点的按照新制度规定应该积累的个人账户，这使老职工可以在新制度下获得足额的养老金。

张宇燕、何帆（1996）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追求的目标概括为：内部稳定和赶超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内部稳定，最主要的是保持充分就业，结果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在此情况下，国家同个人之间存在着契约：国家在实现高积累的同时给予工人福利待遇以补偿低工资对个人消费的影响，并提高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为了实现赶超发达国家，政府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以保证资源向重工业部门集中，其中包括对工人工资的扣除。国家行为衍生出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被确定为提供国家福利制度的载体。国家同国有企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含的长期契约：企业保证社会成员的就业权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福利制度，国家统一对企业配置资源，并对企业盈亏负责。这样，国家、企业、个人之间以两个契约联系在一起，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契约联系、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契约联系。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契约联系见表1-2。

这两个契约使我国实现了内部稳定和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两个契约随之解除。国家同企业之间契约的解除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不再承担福利提供的功能。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企业保障契约的解除是通过利用社会保险替代企业保障进行的。在经济体制转轨之后，社会成员的养老保障采取社会保险的形式，即用市场化的契约替代原契约。社会成员获得养老保障要以年轻期的缴费即养老金积累为条件。而在原契约下，为获得养老保障，社会成员以低工资为代价支持国家战略，这使养老金积累转化为部分国有资产。在社会养老保险契约替代原契约时，原契约覆盖的社会成员的养老金积累就应该转化为社会养老保险契约所要求的形式，以实现原养老保障契约向社会养老保险契约的完全转化。

上述分析意味着，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确定了统账结合制模式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在制度转轨之前即已参加工作的“老人”和“中人”负债，这种负债表现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后的制度本应为每个“老人”和“中人”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中应该存储着每个“老人”和“中人”按照新制度模式在该时间点的积累额，其中，为“老人”和“中人”建立个人账户的资金需求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中国没有采取一次性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以“老人老办法”和“过渡性养老金”的方式对“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权益逐期偿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即转化为隐性债务。对于隐性债务的偿还，增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每期支出的规模，加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赡养率的不断提高等原因，基金支出压力开始增大，并进一步引发了“空账”等问题。

（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逐步开始显现

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制度赡养率提高和制度转轨成本逐期偿还等压力，尽管近年来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额不断提高，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第一，基金累计结余增长趋势不明显，并且各地区差距较大。近年来，从统计数字来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逐年增加，2009～2014年，其分别为11774亿元、14547亿元、18608亿元、22968亿元、27192亿元和30626亿元。尽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不断增长，但是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之比并未明显提高。2009～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之比分别为1.49、1.55、1.63、1.64、1.62和1.54，在部分地区个人账户做实试点及“中人”和“新人”缴费年限逐年增加的背景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增长趋势并不理想。同时，各地区的差距较大，以2014年为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之比最低的地区是黑龙江省，该指标仅为0.29，最高的地区是广东省，该指标达到4.14，这说明各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不平衡程度较高，部分地区的情况已经接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总体收不抵支的情况，而部分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较多，见表1-3。

第二，各年的当年基金结余开始小于个人账户理论积累额。目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总缴费率为28%，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总缴费率为20%，其中，个人账户的比例为8%。基于此，我们可以利用每年基金征缴收入，即不包含财政补助、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的单独缴费收入，来大致判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情况。如果基金是收大于支的，那么当年的基金结余应该不小于当年征缴收入中个人账户基金缴费收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中的8/28应为个人账户基金缴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中的8/20应为个人账户基金缴费，由于没有确定的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数，从保守来看，在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中，至少应该有8/28为个人账户基金缴费，如果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那么当年的基金结余应该大于当年征缴收入中的8/28，即没有发生新的空账。我们对2009～2014年基金当年结余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进行了对比，见表1-4。从表1-4中的数据来看，2009～2012年基金当年结余基本略大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2010年除外），这说明在财政补助等其他收入的补充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可能实现了收大于支，但是2013年和201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年结余明显小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并且相比2013年，2014年的差额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即使在有财政补助等其他收入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补充的情况下，也要依靠部分本应该进行积累的个人账户基金才能满足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二 选题意义

（一）明确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影响

人口结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最重要的制度参数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造成制度赡养率水平的提高，进而增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压力；反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下降会降低制度赡养率的水平并进而减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因此，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进行科学准确的预测，是分析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状况及其基金收支状况的基础。

本书以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利用People软件，在一定参数设定下，对2015～2050年全国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分性别人口、分年龄人口等进行了具体预测，在具体参数的设定上，充分考虑了城乡迁移、二胎政策放开、预期寿命延长等客观环境变化的影响，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以具体的人口预测数据为基础，我们具体测算了制度赡养率的未来变化趋势，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确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变化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及其基金收支的影响。

（二）测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又对覆盖率、替代率、缴费率、工资变化、实际利率等制度参数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设定，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不同“缴费率—替代率—覆盖率”可能组合条件下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对2015～205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了精算分析。

通过对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的预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压力，这有利于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调整政策、制定措施，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问题，确保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模拟延迟退休和名义账户制等改革模式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后，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及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变化趋势都将发生逆转，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及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常态。同时，中国退休年龄特别是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偏低，不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教育年限提高等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将成为新的政策选择，目前，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已经基本确定，但具体的延迟退休方案还没有完成。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遇到了困难，以辽宁省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在较大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下，已经逐步放弃完全做实个人账户的做法，多次提及做实个人账户向名义账户制转轨。名义账户制可以明确已有空账的性质，并利用个人账户基金缓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同时，在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下，“艾伦条件”可以得到满足，名义账户制将比完全积累制更具效率。因此，名义账户制很可能成为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向。

目前，对于延迟退休及名义账户制改革的基金收支效应进行定量测算的研究较少，无法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证支撑。本书在一定的参数设定和假设条件下，设计了延迟退休和名义账户制的改革方案，并对不同方案进行模拟，以分析预测不同方案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从而为延迟退休和名义账户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