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的复杂博弈

中美能源安全关系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博弈关系，受到国际环境、内部因素等各种变量的约束与影响。如何寻求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结果的均衡，成为两国战略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1．国际能源安全关系的博弈性质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广泛使用，学界普遍认为是源自美国数学家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坦二人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从理论预设来看，博弈论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者（或称行动者，player or agents）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因为各方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对方的策略而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由此形成了策略互动。因为其简约的研究范式和强大的分享能力，博弈论在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使用广泛。博弈论不但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理影响，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简洁化、精确化、模型化和科学化进程，还直接推动了许多国际关系议题的解决。

博弈论是由参与者、策略和支付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理性行为理论。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如下，博弈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理性的独立参与者，通过彼此的策略互动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行为者采取行动以影响其他行为者的选择，没有一个行为者能单独决定情境的结果。所有行为者在选择他们自己的行动时都必须思考其他行为者会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彼此拥有策略（strategy）选择的空间，在不同策略组合下参与者会得到一定的支付（payoff），这种支付往往用函数或支付矩阵来表示。从各方互动的情况来看，博弈的结果存在博弈均衡（equilibrium）的可能，例如最常见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中，所有参与者面临这样的状况，当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的策略是最优选择。如果他改变策略，最后获得的支付只会降低。纳什均衡是由所有参与者最优策略的组合（strategy profile），双方在对方给定的策略下，任何理性的一方都不会出现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从而没有任何一方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就此而言，找到参与者之间稳定的、可预测的互动行为模式是博弈分析的目标之一。

然而，并非所有的均衡都是最有效率的。为了衡量博弈效率，我们需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即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指在具体一个资源配置状态下，任何对配置资源的改变都不可能致使一人收益增进而不损害他人收益，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最有效率的。在理想的市场竞争状态下，市场机制往往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最佳方式。帕累托最优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还要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两个囚徒坦白的情况属于纳什均衡，但却是帕累托最次的结果；两个囚徒抵赖的情况属于帕累托最优，但却不是纳什均衡的结果。囚徒困境博弈充分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由此可见，博弈均衡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而帕累托最优也不一定是博弈均衡。所以，有效的国际合作要尽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和博弈均衡的双重目标。

理性范式是国际关系分析国家问题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博弈论是理性范式的一种。作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博弈论提供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可能的策略选择。在围绕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博弈中，国家必须谨慎分析对手的策略，认真评估各方策略对增进利益的可能，由此产生了国际关系博弈中的战略理性。如果博弈双方选择合作，创造条件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他们的收益反而都可能实现最大化，进而实现合作状态下的均衡。如果博弈双方缺少信任，博弈双方仍然会各自选择占优战略而不是实现合作的最优战略。在这种合作均衡的状态下，尽管博弈各方有可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因为信任条件不具备，博弈双方都按照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进行策略选择和互动。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的利益融合逐渐加深，利益冲突不断增多，两国之间合作的动力也日益增大。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冲突与合作两种状态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没有利益冲突博弈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必要，只有利益冲突没有一定程度的利益重叠，博弈双方就不可能实现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冲突才有合作。实际上，恰恰是博弈各方信息沟通的不足和彼此互信的缺失，而这实际上缘于国际社会无规则状态下各国对外政策选择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国际社会最初呈现“自然状态”，各国博弈自由展开，无数次博弈的结果构成了国家间稳定化、长期化的交往规范即国际规则。随着国际条约的签订和国际组织的建立，国际规则被不断确立和强化，国际制度的形成使国家间的博弈行为更加可以预期，不会轻易逾越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及其所设定的框架，博弈各方具有了更高的互信度和更强的安全感。考虑到背信弃义的代价和国家声誉的损失，博弈各方很难做出违反国际制度的决策。

在国际关系中，能源安全博弈是指全球能源体系中的能源行动主体，采取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能源安全而呈现的竞争、合作与冲突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卷入国际能源贸易体系，能源领域的分歧与合作、冲突与竞争在所难免，国际能源博弈开始出现。能源安全与资源禀赋、国家实力、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外交能力、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密切相关，各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手段和目的难免相互重叠和交叉。

由于世界能源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能源消费国之间在海外控制油气资源、争夺输油管道走向等行动具有明显的“私利”的性质，消费国能源围绕私有物品的博弈属于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国可以围绕公共物品展开的合作博弈也随处可见。中美能源合作涉及释放石油储备、开发清洁能源和减排温室气体等公共领域的责任问题。显然，通过释放储备平抑油价，通过开发清洁能源和节约化石能源来减排温室气体，这些行为都具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全球能源安全仅靠一国之力难以完成，这就需要传统大国和崛起大国率先行动起来，主动承担责任，领导国际社会共同行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国际能源市场紧密联动，任何地方的供应变化都会导致国际油价的同涨同跌，能源安全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任何能源消费国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采取释放石油储备稳定世界石油市场的集体行动。能源出口国的需求安全与能源消费国的进口安全相互依赖，能源消费国之间在能源开发、能源运输、能源技术等领域难免存在技术差距，也存在能源互补的可能。此外，在气候变暖等共同威胁下，能源消费国必须共同采取节能减排的行动加以应对，但不愿意承担行动成本的国家将出现“搭便车”问题。由于能源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基础，各国围绕能源的竞争与合作展开了长期的较量，这也意味着能源博弈是一个长期、反复和动态的过程。

国际能源博弈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行为构成了国际能源博弈的基础，这些行为合情合理。所以，国际能源博弈各方的行为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为此，必须要构建国际能源博弈的规则，完善以规则约束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以此化解国际能源博弈的困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产国与消费国分别通过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建立了日益完善的合作规则。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不断推进，多层次、多元化、多功能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不断增多，实现共赢性博弈可能大大增加。

2．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进程分析

运用博弈论来讨论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时，首先要把博弈双方设定为寻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者”，其次要尝试厘清中美在各种博弈对局中的核心利益，这是我们预测博弈各方行为和博弈最终结果的基础。

随着全球能源市场的形成，中美两国在能源进口数量、能源进口战略通道、能源利用方式等领域形成了复杂的战略互动关系。在中美能源博弈中，假设对方愿意合作，那么自己选择背叛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则最终结果是彼此都会选择背叛。第一阶段，中美两国各有两个策略，选择的占优策略是背叛，此时两国的纳什均衡为（背叛，背叛），各种策略下的收益矩阵如表1-1所示。

在第二阶段，如果在能源冲突的情况下进行重复博弈，假设合作策略的额外收益为3，背叛没有任何额外收益，这种情况下额外的收益矩阵为表1-2所示。

假如中美两国知道以上两个阶段博弈在各种策略下的结果，（合作，合作）成为纳什均衡，于是中美能源博弈的收益矩阵就变为表1-3所示。

在这个协调博弈里，（背叛，背叛）、（合作，合作）是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7, 7）属于支付占优的帕累托最优纳什均衡，双方各得7的收益；（1, 1）是风险占优的纳什均衡，各自获得1的支付，远远小于7。

实际上，从第二阶段的收益矩阵来看，体现了对第一阶段行动的赏罚，即如果第一阶段双方合作，那么将获得奖励3；如果第一阶段有不合作的一方，则其收益变为0。奖惩矩阵的建立多数是在博弈过程中自动建立的。在协调博弈中，中美只有克服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弱点，协调彼此的战略选择，才能得到最优的收益。

中美能源战略、国家关系的互动是在长期的发展中进行的。在能源安全领域，中美两国既有冲突的因素，也有合作的空间。中美能源关系十分契合协调博弈模型，协调博弈双方或多方都注重行为的协同，参与者获得的支付依赖于其他参与者是否选择了相同的行动。

在博弈的实际演进中，我们很难对某一博弈给出绝对的输赢判断，最终结果并非简单的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而是包括输赢、和局、僵局的多样形态。博弈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由于受到内外各种变量因素的影响，博弈不断地由“可接受的均衡”达到另一个“可接受的均衡”。

3．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类型分析

根据机制设计的不同，中美能源博弈可能出现6种基本博弈图式，可以分为非合作性博弈和合作性博弈两大类型。非合作性博弈包括囚徒困境博弈、智猪博弈、斗鸡博弈和盟主博弈；合作性博弈包括猎鹿博弈和性别战博弈。

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不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可执行协议，在一国无法影响他国决策的情况下，中美各自选择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背叛战略，结果导致了任何一方不愿意看到均衡结果。由此而言，中美博弈的最优战略都是背叛，结果出现了中美收益最差的均衡结果，这说明个体理性无法自然导致集体理性，显示了在集体行动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这充分说明，在国际合作中，即使存在共同利益这样明显的集体理性目标，充分理性的个体也未必会选择合作战略来实现和维护共同利益。美国在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合作陷入囚徒困境。

盟主博弈主要用于弱势国家为了生存而加入强势国家的联盟，由于强势国家具有比其他方更大的强制权力和权力资源信息，从而获得了博弈中的较大收益，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博弈。如果明知中国的主导策略是合作，那么美国就可以通过背叛获得最优结果，获得收益为4，而中国的收益则因为美国的背叛而减至3。美国采取背叛策略，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整体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中国也采取背叛策略，博弈后的中国收益就只有2和1两种情况。对于美国而言，理想收益是，虽然背叛能获得一时的最大收益4，但也担心中国策略的变化而导致获得2和1的最差收益。此外，美国维护国际体系的成本要小于从国际体系的变动获得的收益，维护合作格局总体有利于己。所以，美国与其采取背叛策略而一时获益，不如主动合作获得次优收益。如此一来，中美两国的主导策略都是合作。盟主博弈中虽然存在这样的博弈均衡，但由于权力的不对称，在这种支付结构下中美收益是不对等的。由于权力结构的动态性，美国要时常面对中国背叛或不合作行为的困扰。依据盟主博弈的原理，在中美能源交流与对话中，美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保持中美能源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智猪博弈均衡是，在此情况下是大猪按钮，小猪等待，属于典型的“搭便车”策略。在智猪博弈的支付结构中，总体居于强势地位的美国收益次序是（9, 5, 4, 0），而相对弱势的中国收益次序为（4, 1, 0,-1）。由此可见，等待是中国的最优策略，而美国只有选择去做，否则一无所获。在此状况下，美国提供公共物品，中国“搭便车”，而且还得到同样的收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各方贡献、责任和能力的差异。按照这种博弈均衡，总体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应该在海上能源通道保护、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承担更大更积极的责任，在资金援助、放松技术出口控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

在斗鸡博弈中，中美两国各自的最优策略都是在一方前进时自己选择撤退，同进和同退都不能实现均衡。如果都寄希望于对方撤退，就会出现两败俱伤。这两种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是帕累托次优，是帕累托无效。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应该通过国际谈判和信息沟通，尽量选择或。当然，根据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对在斗鸡博弈中对于选择“退”的国家予以一定补偿，或者是给予下次博弈“进”的机会。根据斗鸡博弈的启示，中美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冲突，不能因为固执己见而互不相让，最终使得能源合作一无所获或无果而终。

猎鹿博弈是一种混合策略的合作性博弈，存在两个博弈均衡，合作的成功取决于谈判中的信息沟通，以避免不必要的欺瞒，降低博弈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在猎鹿博弈中，个体收益与总体收益不存在严重悖论，个体收益与集体收益的实现基本是一致的，博弈各方对绝对收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个体收益的关注。博弈各方不存在主导策略，策略上存在相互依赖性，基本视对方策略而定，存在两种均衡，或者都去猎鹿，或者都去猎兔，否则就会陷入收益可能为0的境地。前者是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后者是帕累托次优状态。虽然猎鹿博弈的支付结构决定了实现合作的可能，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需要将博弈双方的承诺和行为能够达到彼此信任的状态。虽然也存在相互背叛的博弈均衡，但沟通和谈判会让各方充分认识到合作收益明显超过了背叛的收益。因此，猎鹿博弈中的信息传递与沟通问题就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中美能源博弈各方应该采取相向而行的能源外交行动，通过不断累计共识，增进互信，这对于推动和深化中美能源合作进程至关重要。

性别战博弈也是一种混合策略的合作性博弈，博弈各方的主导策略都不是背叛或欺骗，存在两种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结果。由于支付结构决定了性别战博弈属于联合供给但由个体消费，关键在于如何协调两种均衡结果达成集体收益。虽然各方都认为有协议比没有协议好，但存在如何看待最终收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博弈双方关注绝对收益，无论收益是1或者2，双方最终会在某一时间点上达成合作协议；如果博弈双方关注相对收益，即都想获得最大收益2，那么就存在博弈双方的谈判问题了。性别战博弈意味着，中美能源博弈需要双方协调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成本问题，更加关注能源合作的绝对收益。

4．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优化路径

中美能源利益协调博弈的核心是博弈均衡的选择，即两国在收益占优均衡和风险占优均衡中如何选择。中美保持战略理性的情形下，中美两国合作收益占优均衡的达成需要确信对方也会选择帕累托最优策略。由于双方都做出合作的战略选择要求双方进行精确的理性分析，并达到高度的信任，所以双方的合作解选择比较脆弱。在博弈模型的构建中，博弈理论对参与者的理性、偏好假设以及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有严格的限制性条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抽象理论分析和复杂客观现实之间的反差。“博弈论讨论的问题都是在设定的条件下构建的理论模型，它给予我们的是在进行对策分析时开启智慧之门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国家作为理性人的理论假设难以概括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互动的现实。中美两国能源合作具有互补性，具有了长期重复博弈的必要条件。在中美能源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最容易干扰的因素就是双方对意图的怀疑。中美能源博弈机制不仅取决于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彼此认知，难以脱离国内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国内政治力量既有可能成为推动双边合作的推动力量，也有可能成为阻挠双边合作的不利因素，充满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成功的中美能源合作必须学会管控分歧，开展政府与政府、政府与民间、企业与企业间的积极对话，有效化解国内阻碍因素。

根据博弈理论，一次性博弈往往导致非合作纳什均衡，即“囚徒困境”，这是个体理性导致机体非理性的典型状况。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就是增加博弈的次数，实现在尽可能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国际能源博弈。考虑到两国合作的长期性以及能源合作所必然带来的溢出效应，经过多次重复博弈之后两国总收益最终会提高。为此，中美两国需要建立重复式均衡和制度性均衡，在不断的博弈进程中，明确彼此的博弈策略和目标诉求，加大对合作的奖励和背叛的惩罚，增强信息沟通，稳定收益预期。

中美需要建立约束机制来限制国际能源合作过程中的投机行为，同时也要建立有效、持续的沟通。为了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表明，无数次的重复博弈将导致合作。在能源合作博弈的收益函数不变时，能源合作主体间的战略互信直接影响着能源合作主体的合作意愿度，而保证战略互信的有效手段就是各行为主体的交流和沟通。为了增强国际能源市场信息的稳定性，应建立和完善可靠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渠道，在能源的勘探、开采、加工、储运、购销等方面实现信息共享，提高能源信息交流的速度和质量，增加能源政策的透明度，为双边合作提供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此外，要深化首脑外交及高层战略对话机制，扩大中美能源对话的平台，淡化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博弈前的廉价商谈以保证信息的正向获取，从而减少博弈时的不确定性。

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促进能源合作稳定性的重要措施。只有不断促进能源价格稳定，扩大市场开放，增加能源产品供给，实现技术外溢及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国际能源合作收益才能不断扩大；只有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考虑各方利益，建立制度层面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对能源定价及共同开发的利益分配等进行公平、合理分配，才能在能源安全利益上实现共赢。

根据制度经济学中的合同执行理论，可以假定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市场中的个体一样，也是一个理性行为体，其行为具有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特征。按照合同执行理论，合同执行可以依托双边声誉机制、多边声誉机制和第三方机制。由于在目前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第三方机制，为了更好地保障两国能源安全，中美能源合作的主要路径是在发挥双边机制作用的同时，建设和完善各类多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