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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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生元说”虽说含有与现代生命科学相通的观察角度,但大大超出通常理解的生物学范畴,是把“生元”维持生命体和谐比拟为国家建设模式,并试图加以运用并实现的哲学。无须赘言,该宏伟构思的前提,是认为一切动植物的各细胞都存在智能的圭哇里学说。

在《细胞的智能》出版约一年后,美国遗传学协会(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的会报曾刊载如下书评。

 

圭哇里氏认为细胞的所有行为皆因其具有智能使然,或许是正确的。但仅以细胞的智能解释其行为,则不会再有任何进步。因为,所有问题都已不复存在。然而,科学不可因如此解决问题而万事大吉。科学只能通过观察、记述与细胞有关的一系列事实才能发展。亦即,所谓科学乃发于丰富的经验性事实之中,只有在排除诸如智能等观点时,此类研究才能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细胞的行为是作为物质的属性而成为研究对象的。“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Review of a Book by Nels Quevli), ”The Journal of Heredity, Vol. Ⅸ, No.2, February,1918, p.76.

 

读到这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即使以当时水准衡之,圭哇里的著作也不具备以实证性、合理性为判断标准的科学正当性。圭哇里并非科学专家,这也是书评对圭哇里著作评价如此之低的原因。在这点上,孙中山也一样。他虽然学习过西方医学,却并非专业的科学研究者。在二人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自拉丁语“scientia”——意为“知识”——的“science”一词,其语义正欲朝向自然科学这一特定学术领域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以职业立场专门探索某一特定知识领域者”即“科学家”(scientist)一词也已出现,专家们在专业学术制度框架下进行科学“圈地”的局面已经形成。村上阳一郎:《“科学”的诞生(“科学” の誕生)》, 《现代思想》第21卷第1期,1993年1月,第8~17页。原来泛指广泛的“知识”且含有“热爱知识”之意的“science”后接表示“特定领域之专家”的结尾词“ist”而形成的“scientist”一词,本身即近代欧洲“science”的内涵发生历史性演变的象征。如此看来,称既无学位,也未列名任何专业学术组织的圭哇里和孙中山二人为“科学家”并不恰当。说到底他们是科学的外行,称其观点为科学思想甚至科学哲学可能会招致非议。不过,上述书评接下来又这样评论道:

 

为实现研究目的,科学必须是机械论的(mechanistic)。可是,同时不可忘记的是,机械论的观点只能看到进化的一个方面。而通过把智能一词与物理、化学术语完全同样运用,则可用哲学的视野综观宇宙整体。

 

亦即,面对圭哇里的学说,书评从科学角度怀疑其正统性,同时也承认其有可能解决沟通科学和哲学的难题。或许可以说,圭哇里正因身处近代科学专业学术范畴之外,才能俯拾到科学主流所遗落的东西,进而构建了具有包容性的知识体系。而孙中山同样如此。

所谓科学哲学,早就有学者指出其“并不止于把科学作为其考察对象的哲学(科学的哲学),或标榜科学性的哲学(科学性哲学)等狭窄的概念范畴,而是超越这些狭窄框架并试图解决从古至今 ‘哲学’所面对的、极具普遍性的各种问题”。《哲学事典》(改订新版),平凡社,1971,第224页。如果说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把科学视作人的认识活动形态之一,且以围绕科学所产生的所有根本性问题为对象,则汲取科学的成果(或自认如此)并将其概括为独自生命观,从而找到综观人与知识的观点的圭哇里及孙中山的思想,实足以被称为科学哲学。或许被正统科学史观视为异端邪说的二人的科学哲学,其前提是对生命之奇妙充满“赞叹”(sense of wonder)。“赞叹”(sense of wonder)是美国自然主义者、著名的环保活动家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 1907-1964)的遗稿集名。佐仓统试图运用进化论沟通当代的人与科学,认为对科学已探明的自然形态应持谦虚态度,故十分重视“sense of wonder”。佐仓统:《作为思考方式的进化论(進化論という考えかた)》,讲谈社,2002,第186~193页。而其所产生的活力和突破既有学术范畴的动力,时至当代仍然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