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1 回顾与展望：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述评

青觉

【摘要】 本文主要论及三个重要问题：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中国民族政治学相关专题研究；中国民族政治学未来发展趋势。作为我国新兴的重要学科，民族政治学主要聚焦于民族政治生活及各种民族政治现象，并直接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各民族群体的存续密切相连，并通过三个层面发挥作用：首先，就理论研究而言，民族政治学就是要论证民族权利（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通过设定民族群体平等的框架，而研判基于不同地域、时代的多民族国家的各种治理民族问题举措的价值；其次，就政治制度设计而言，遵循多民族国家意志，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确认或否决相关族群的权利，设定、保障民族权力及其运行以及保障民族权利；最后，就政治行为而言，规范族际政治关系、民族全体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构建必要的民族政治参与路径，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基于此，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只有洞察民族政治生活的缘起、关联与发展，才能构建出有利于解决我国民族政治问题的制度，才能建立起足够自信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 中国民族政治学 民族政治参与路径 民族群体平等民族政治问题

从发生学来看，民族政治学具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脉络与研究理路。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伴随工业化的进程，民族主义就开始崭露头角，以不同种族各种外在体质特征差异为主要感性依据，来审视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政治权力（权利）及地位区别。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学术目光转向了民族主义动员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在列宁提出“民族自决”理论之后，苏联学者针对民族以及民族政治领域内的相关内容展开了研究。自苏联解体后，世界上诸多多民族国家的动荡及族性政治化的问题对民族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深远影响。西方族类抑或族群政治研究又迎来了新的高潮。伴随西方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族群政治课程也融进了西方大学公共课程教学体系。各类相关专业期刊也不断涌现出来，为相关学术观点交流与碰撞提供了必要平台。就我国而言，关于民族政治政策实践可追溯至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及政策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我国进行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从学术层面来看，随着民族问题日益呈现复杂化、国家化特征，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通过跨学科、多领域、深层次等不同维度与视角来研究各种民族政治现象，并试图寻求解决民族问题的新路径。这直接推动诸多民族政治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使得民族政治学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 发轫与繁荣：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脉络

民族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民族政治问题的理论学科，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的历史过程。民族政治学作为对人类民族政治现象进行理论探索的专业性科学理论体系，脱胎于民族科学与政治科学，是二者交叉研究与专业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纵观国内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发展历史，可以大体总结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危机日益严重，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重，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失去独尊地位。西方的近代政治理论、民族理论传入我国，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积极吸收西方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探索救国之路，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活跃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派别主要有：清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派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注重了解“夷情”，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打破了“华夏”优越感和夷夏之防的中国传统民族观念。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了“变局观”, “夷夏之防”得以进一步打破。与此同时，洋务派对于“外夷”的口诛笔伐也刺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19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冯桂芬、张之洞、严复、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刻揭露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将君主立宪制、西方议会制度等政治思想与实践经验介绍到中国，起到了启蒙中国政治思想的作用。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在民族思想上主张抛弃“夷夏之防”，大力倡导“平满汉之界”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变法自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政体；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施排满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将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民族主义理论，以及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引入了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但伴随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北京政府频繁更迭，中国真正独立之路变得漫长。为此，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发动新的革命，并且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未来走向，先后提出了“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国家”、“国族”等理论思想和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则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力主推进“民族融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走上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提出了民族自决、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等国家建构的政治理论设想。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思想初步确立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历经列强百年的侵略、压迫与掠夺，从国内形势上看，如何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民族状况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面临的总任务；从国际形势上看，在冷战思维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封锁与遏制战略，新中国自强自立发展陷入荆棘丛生的艰难路程。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宏观背景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由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民族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根本理论来源。为此，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开展的与民族政治学相关的理论研究体现为：第一，由于意识形态因素，我国有关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国外学术研究主要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治理论研究为主，特别是他们关于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同化与融合等的重要理论。第二，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我国学者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民族主义问题（包括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等问题，开展了专题性研究。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正义力量得以壮大，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亚非拉美等众多殖民地国家通过复杂严酷的民族斗争，或是取得独立地位，或是对本国的殖民主义力量给予沉重的打击。为了宣传、了解这些正义的斗争，诸多学者开展了对反殖民者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研究，详细地介绍了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情况，总结了开展斗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实施殖民统治的国家、殖民制度等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批判。同时，在中国革命对当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影响方面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中国民族政治学的专业化研究阶段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各项正常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学术研究工作也是如此。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步入正轨。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民族、政治等理论研究工作步入了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一大批专业性的科研机构得以恢复和建立，一系列综合性或专门性的学术刊物得以复刊、创刊，大量的专家学者对民族政治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而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1978年至1992年，我国学术界涉及民族政治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之中，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零散化特点，专业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欠缺，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这一时期属于民族政治学研究的积淀与酝酿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我国全面拨乱反正的时期，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错误政治观点，如“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实质等与民族政治密切相关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二是对于当时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民族政策等根本性问题，如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反对民族主义等问题，结合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需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三是在国外民族理论研究方面，继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特别是对苏联、前南斯拉夫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多民族国家政治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深刻的反思性研究；同时，对国外学术研究的视野有所拓展，对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相关民族政治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第二，1993年之后，我国的民族政治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一时期，在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世界范围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消彼长，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国际事件，伴随着有关国家的民族斗争、暴力冲突事件不断，严重威胁了国家、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民族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难点热点问题。为此，民族政治研究也就升温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民族政治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一是呈现学科化特征。1993年，周星出版了《民族政治学》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民族政治学基本原理的教材式专著，他在书中分析了民族政治生活与民族政治问题的不同侧面，并对中国民族政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继周星之后，云南大学周平教授出版了《民族政治学导论》、《民族政治学》；南开大学高永久教授出版了《民族政治学概论》，这些教材，较为系统地描述了民族政治学的学科构设，探讨了民族政治的基本理论，推动了民族政治学科教材体系建设。北京大学较早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中分别开设了民族政治学课程，之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其他高等院校也开设了有关类似课程。2001年，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博士专业中设立了民族政治学方向，2003年设置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的硕士、博士招生专业。此后，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民族政治学的硕士、博士学科点也相继建立。二是专门化特征。以周星、周平、高永久、王希恩、王建娥、陈建樾、常士訚、青觉、关凯、严庆等为代表的民族（族际）政治研究学者，紧紧围绕民族主义、族际政治整合、民族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民族政治参与、民族冲突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与论著。据统计，近十年发表的关于民族（族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已超过一千篇，出版及翻译的关于民族（族际）政治的专著已有几十部，特别是青觉教授等撰写的二十多篇民族政治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2014年）发表，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二 采借与争鸣：民族政治学相关专题研究

当前，民族政治学研究主要依赖于民族学与政治学这两个学科的基本路径。但是从侧重程度来看，民族政治学则更偏重于政治学。从政治学的主要侧重点来看，民族政治学研究主要围绕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民族政策及民族政治关系、民族政治制度设计及民族政策制定、民族政治过程、民族权利（权力）、民族政治参与、民族与国家间关系等内容开展，学术视野不断扩展，学术成果也日渐丰富。主要成果及学术观点介绍如下。

（一）民族政治主体研究

目前，民族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政治是人类生存的普遍的社会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被卷入某种政治体系之中”。政治的存在、发展离不开政治主体，政治主体是在国家政治中具有行为能力的人或组织，具体包括组织型政治行为主体，例如国家、政党、宗教、民族等行为主体；还包括个体政治行为主体，例如政治领袖、公民个人等。就民族政治而言，民族、国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主体。就如何实现民族与国家这两大政治主体的协调一致，周平认为，民族能否认同国家，从根本上就决定了民族能否把国家作为自己的国家。对于政治主体的类型，研究者均认为包括群体和个体两种。陈纪、高永久从政治角色的角度出发，将其细分为政治组织和个人政治角色两个方面。其中，政治组织包括宏观层面的组织，即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机构、地方的权力机关与政府机构；以及微观层面的组织，即村落层面的家族、教会等。而民族个体政治角色包括政治精英、政治领导人、宗教领袖、政府官员、长老等。高永久、柳建文还专门对民族政治精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民族政治精英对于凝聚民族力量、维护民族利益、协调民族关系、激发民族政治热情、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

（二）民族政治关系研究

民族政治关系是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民族政治关系是解决多民族国家政治问题的重要基础。民族政治关系包括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对其进行整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做法。民族（族际）政治关系，特别是民族（族际）政治整合是目前我国民族政治理论界最为关注的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在民族关系中，国家分配权力过程，也是各民族群体竞相追求和分享权力的过程。因此，民族权力成为民族政治行为和民族政治关系的核心概念。陈纪、高永久就把少数民族权力进行了分类，分别是国家政治权力、地方政权权力、民族村社权力等。他们进一步指出，权力作为不同层级政治资源在公共领域内通过支配民族社会的政治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着不同作用。民族权力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能够共享的集体权力，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资格和自由。青觉、马东亮指出了人权与民族权利的差异性与共同点，认为传统人权与民族观念在当代政治现实中都受了挑战，而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是否有效取决于两者在理论与现实中的突破程度。常士訚肯定了权利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与意志为界限的，无论对于个体权利还是群体权利而言，要通过法律确立权利主体的义务。对于民族关系的类型，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将民族关系划分为不同类型。周平从主体角度出发，划分为各少数民族外部的政治关系和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关系。于春洋从动态角度出发，划分为族际冲突与族际整合。关于如何实现族际整合，常士訚看到族际政治整合的复杂性，主张通过多种因素联合作用，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的健康发展和巩固。陈纪提出了政府、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基本框架，认为这种机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成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学者们还结合其他理论，对族际政治整合开展了进一步的主题性探讨。如周平论述了中国族际整合的政治模式，包括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内容和我国族际整合的模式调整。常士訚探讨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新发展、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的完善、和谐理念指导下的中国族际整合等相关问题。高永久、柳建文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民族政治整合，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来促进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周平论述了政党的民族属性，指出了政党如何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民族政治参与研究

民族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典型形式，特指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在当代，诸多多民族国家抛弃了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民族政策与手段，例如民族压迫、种族隔离以及强制同化等，逐步赋予民族全体的权利和构建民族政治民主制度。当前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切实保障和促进少数民族全体的有序政治参与。周平就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具备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体系参与和国家政治体系参与的双重特征，是以少数民族群体作为政治主体而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有自动参与和动员型参与两种主要类型。民族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功能主要体现在：广泛的民族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决策合理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巩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治建设的发展，同时也具有消极功能。严庆、青觉提出了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前提，包括民族平等、确定民族身份、法制化的制度安排等。于春洋认为，对少数民族而言，利益分化在引导有序政治参与的同时，也可能引致民族政治参与危机的产生。严庆、张宝成分析了民族政治参与和公民政治参与不同的关键在于参与的身份不同，认为少数民族成员可以以公民身份进行政治参与，同时也可以进行民族政治参与。刘娟、张国军探讨了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问题，认为在虚拟化空间不断延伸的背景下，政府必须着力解决少数民族自治与政治秩序的关系、现实稳定与虚拟民族民主政治的关系；同时通过网络引导少数民族进行政治参与，并将网络虚拟空间作为我国民族政治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四）民族政治文化研究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就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民族政治文化是将政治文化的理论应用于民族政治生活的产物，属于派生性概念。从内容上看，民族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民族政治社会化、民族政治认同、民族政治心理三部分。在民族政治心理方面，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民族主义主要是源于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单个民族个体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方面。从对民族政治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而言，民族主义确实是一把关键性钥匙，这一点已在部分学者的研究进程中凸显出来，学术成果也最为丰富。学者们围绕民族主义概念、产生原因、发展阶段、类型、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民族政治认同研究方面，高永久、陈纪就指出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包括国家层面与非国家层面，一般而言，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直接原因是非国家认同的强化，而国家层面上的认同弱化。周平、白利友也认为，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重心是国家认同，而且居于政治认同的核心位置。蔡文成认识到公民文化对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作用，认为建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就是要构建现代公民文化体系、培育公民意识、维护公民权利、发展公民社会，构建公民身份等。纳日碧力戈对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构建进行了理论设想——建设一个超级共同体，指出了以主权—空间共性统辖文化—情感特性是建设现代中国超级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从20世纪80年代起，跨界民族作为一个源于认同错杂的民族政治议题，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涌现出众多成果。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跨界民族的认同组合中，泛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爆发的心理基础是跨界民族的一方、双方或多方的族性认同膨胀发展，族性认同高于或优先于国家认同，而恰恰是国家认同的排序优先于族性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排位高于族性认同时，跨界民族就不会对相关国家的政局稳定产生影响。对于民族政治社会化，周玉琴、贺金瑞则从基本概念入手，认为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是指少数民族个体在形成政治个性和政治人格前，不断学习、接受和内化政治文化的过程。同时，少数民族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也包括国家政治体系通过各种整合方式，使少数民族成员接受和内化主导政治文化和民族政治亚文化，使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政治素质的合格的“政治人”并融入现行政治生活和政治体系中的过程。高永久、张杰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就是要通过塑造独立政治人格，提高民族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能力，以使民族成员顺利参与并融入政治体系当中。并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王宗礼、柳建文分析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包括传播、维持和改造政治文化；造就政治属性、培养政治角色、提高政治能力；培植统一政治文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三个方面。柳建文提出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微观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宗教等因素，宏观因素包括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政治体制因素以及文化因素。并一步指出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条件。

（五）民族政治发展研究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开始关注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研究，普遍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两个方面内容：政治系统的制度化与政治的民主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研究处于不断深化发展过程中。对于“民族政治发展”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的政治发展是民族政治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其中囊括了民族政治生活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及民族政治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等。周平提出了民族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在国家政治体系的总体框架内，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下，通过推进民族政治体系朝着高效、民主目标发展，不断适应和调节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要求，缩小乃至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发展程度上的差距，提高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的程度和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全面发展。高永久、王转运对民族政治发展的目标做了明确的界定，他们认为民族政治发展应全面涵盖民族政治文化世俗化、民族权威的合理化、民族政治结构的区分化以及民族政治发展目标选择的相容性。周平还指出了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四大难题，包括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中现有体制的矛盾和摩擦、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政治衰败的消极影响、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李乐为提出了民族政治发展的路径，包括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能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学术争论的热点议题

近几年来我国暴力、恐怖主义事件不断涌现，对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关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对于民族问题的关注逐步扩展到社会大众的视野中来，相关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有关我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争论在学界热烈展开。争论的焦点议题主要有：一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是秉持“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的代表学者，他从分析“民族”和“族群”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入手，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在处理族群关系时，采取“文化化”的政策，并举例说明美国、印度由于采取“文化化”的政策，在处理族群问题上取得成功，而苏联没有摆脱多民族国家解体厄运的直接原因是采取“政治化”的政策，由此，他主张应该将族群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变为“文化化”新方向，逐渐淡化族群意识，直接培养和强化民众的民族—国民意识。马戎针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研究思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与探讨，主流意见呈现强烈批评态势。郝时远对此就指出，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对其难以做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认定，中国解决民族问题要借鉴和参考世界范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但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妄加推断，而是坚持和完善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民族政策体系。金炳镐教授认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理论直接忽视了现实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同时更是直接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政策创新、民族理论创新的事实。陈建樾则指出，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是一种污名化的民族研究，从绝对平等的理念出发，混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政治安排与民族优惠政策之间的差异，通过“文化化”来淡化民族问题，是缘木求鱼的做法。都永浩强调民族的核心内涵是政治属性，指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未来政策走向应当是构建一个以公民认同为主的国家，要逐步淡化民族意识。王希恩指出，“文化化”和“政治化”是一对错误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中国的具体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识别、民族优惠政策等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当前对我国民族基本制度与政策的关注点不应是存废问题，而应是如何进一步坚持、发展和完善的问题。除上述学者外，包玉山、陈玉屏、毕跃光、马守途、彭英明等诸多专家学者也都发文质疑与批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二是第二代民族政策。胡鞍钢、胡联合认为，推动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效仿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即善于采取“非政治化”的方法。该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与批评。张海洋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根本之害和主旨是推翻我国宪法规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治理框架，目标是搞民族关系“大跃进”。郝时远是批判“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与观点建树最多的学者，对“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列举的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是不符合事实的“假学说”、是以讹传讹的“伪经验”，就“第二代民族政策”对我国正确民族政策的质疑与抨击也进行了反驳。金炳镐坚持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近年来民族研究中出现的“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的必然发展结果，是伪命题和主观臆断。这是与中国宪法、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民族与民族问题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悖的。我国的民族研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都永浩、左岫仙发表了系列论文，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观点、理论没有新意，例证严重失实，并指出了我国应该在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的过程中汇聚各民族的共同性，最终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为了批判“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的理论错误与现实危害，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多次举行专家学者座谈会、研讨会，对上述观点进行讨论。

三 反思与展望：中国民族政治学未来发展趋势

自全球化时代开启以来，基于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的事实，族际政治、族类群体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种族清洗事件、法西斯集体屠杀犹太人、卢旺达大屠杀等一个个族际冲突的血腥案例，无不警示当代人们如何看待族类政治、如何重点解决关涉民族因素的政治问题。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代化、民主政治等还处在不断发展与提升阶段，但是与民族有关的政治议题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国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对于民族政治学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需反思与展望。

（一）研究现状反思

从上述学者对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当前我国民族政治学主要涵盖了民族主义、民族政治认同、民族政治关系基础理论、民族政治参与、民族冲突理论、民族整合研究等诸多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其研究广度较为宽泛，但是从研究成果的深度及层级来看，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仍面临提升品质、深化思考的紧迫压力。从民族政治学学科发展上看，我国民族政治学专业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学科体系，拥有了一支科研教学队伍，在专业设置和学术研究方面正在不断突破，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从目前来看，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民族政治学的学科界定不清晰

民族政治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到底是政治学的分支，还是民族学的分支，目前尚无定论。周平教授认为民族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青觉教授也认为应该偏重于政治学，然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尚不明确，比较混乱。学科界定的不清晰会造成民族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模糊，因为民族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在大体上有整体和个体的区别。如采用民族学的理论，则会沿着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选择理论、系统论的方向分析，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就是从整体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民族政治议题；而采用政治学的理论（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则更多的是微观个体层面的分析。

2．民族政治学的相关概念不清

概念的清晰是研究的基础，然而在目前的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中则存在着许多概念不清的问题。首先，民族的个体和整体概念的模糊，特别是在民族政治参与和民族权力的研究中表现突出。民族的整体概念主要涉及民族认同、民族政治文化、民族冲突等，民族的个体概念主要指个人在一民族范围内和国家范畴下的个体政治行为。然而在研究中民族到底是指整体还是指个体，却经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何谓民族政治关系、民族政治权力、民族政治参与等概念也没交代清楚。

3．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研究缺乏

在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方面，民族政治学面临诸多的选择困境，即究竟该采取何种方法才最为恰当。首先，对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和方法梳理不够；其次，出现了在民族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摇摆，生搬硬套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现象。

4．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不够明确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下，对于到底什么是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目前尚不明确。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主旨则是为实现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然而怎样围绕着这一主旨，确定研究主题，仍然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5．针对民族政治研究中的国内外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均衡

目前，西方民族政治理论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列，为此，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引进、翻译了大量与民族政治学研究相关的著作、论文等成果。国外学者提出的民族政治、族际政治的相关理论，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但是，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我国民族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参考与支撑作用，因此，也就离不开对中国民族政治理论的研究。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积淀了大量与解决民族政治问题相关的政治实践与思想，为此，必须要注重民族政治本土思想资源的挖掘，注重研究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对我国当下民族政治问题解决的借鉴与启示。

6．对民族政治现实问题研究不够

民族政治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民族冲突的解决和民族政治的良性发展。我国民族政治学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在研究水平和成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基础理论的相关成果要多于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对于政治研究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样重要、不可偏颇，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民族政治学应用研究要对我国目前的民族政治实践加以关注，特别是针对热点、难点问题在理论上给予充分的呼应，力争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对策。

7．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争论不够

目前，我国的民族政治学科的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露端倪，但是，仍然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成熟时期，研究过程中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真理越辩越明，必要的学术争论，对于交流学术研究思想、探讨和解决复杂民族政治问题、丰富和发展学科研究、促进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绝大部分学者对我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以参与性为主，对许多民族政治学议题的研究以自我评述为主，而相关质疑、讨论较少，甚至有人云亦云的状况。为此，必须重视学术争论的作用，努力营造学术争论的宽松环境和氛围，推动民族政治学研究在深度、广度上不断提升。

（二）中国民族政治学科发展的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在此社会背景下，民族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日益显现出来。目前从现实情况来看，民族问题更多表现出了复杂性、长期性、敏感性、国际性、重要性等诸多特征。基于此，我们必须给予一定的理论关怀，提供必要的解决建议和政策咨询。这正是民族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就整体而言，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也满足了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为我国民族事业的发展进步培养了各种人才，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民族事务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程式化、行政化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民族政治学相关知识作为人力资本的有益增量，为公务员自身必备素养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民族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发展学科，民族政治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重要的学术地位，但是鉴于自身发展基础的薄弱性，该学科在继承优良传统，特别是民族学意义上本土知识的同时，还需各种创新，吸收并借鉴当代政治科学的各种理论，逐步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学科知识谱系。

当代民族政治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构建自己的话语与理论体系，并以此与世界开展顺畅的沟通与对话，切实提升我国学者在民族问题上的学术话语权。在建构论成为主流范式的背景下，如何与之对话，吸收其精华、去除其糟粕，也是需要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看，民族政治学根植于各种民族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而且与世界各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及各民族群体密切相连。概括而言，主要从五个维度发挥作用。

其一，民族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当前要建构民族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步，必须明确中国的民族政治问题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世界民族政治问题中的普遍问题，哪些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去思考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二步，根据中国独特的民族政治问题，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以及政治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第三步，根据分析的过程和结果，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学理论。

其二，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主题界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下，笔者认为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包括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寻找理论支持，研究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介绍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应用研究）以及前沿研究（为新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第二，民族与国家稳定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多元民族与国家稳定的关系研究、民族冲突研究（冲突的原因、层面、形式以及冲突的管理）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研究；第三，民族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研究；第四，民族政党政治研究，民族与选举政治研究（主要以介绍西方为主）；第五，多元民族和民主化以及民主稳定关系的研究；第六，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研究；第七，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第八，世界政治中的民族研究，主要包括全球化与民族的关系研究、跨界民族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离散民族研究、国际组织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等。

其三，就学理而言，民族政治学就是要论证民族权利（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通过设定民族群体平等框架，进而研判基于不同地域、时代的多民族国家各种治理民族问题举措的价值。

其四，就政治制度设计而言，遵循多民族国家意志，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运行，设定、保障民族权力（权利）。

其五，就政治行为而言，规范族际政治关系、民族全体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构建必要的民族政治参与路径，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简言之，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只有深刻地洞察民族政治生活的缘起、关联与发展，才能为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政策实践方面的有效支持，从而构建出有利于解决我国民族政治问题的、能够树立起足够自信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