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威尔逊的外交遗产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

毫无疑问，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秩序以及通过这一秩序实现和平的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实现。魏玛共和国很快被德意志第三帝国代替，东欧新独立国家的民主基础薄弱，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上台；大萧条导致威尔逊极力阻止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得势，自由贸易原则死亡；国联和集体安全体系无法阻止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结果是权力政治不断腐蚀集体安全原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威尔逊一手筹划的凡尔赛和平只维持了20年。如果按照能否维持持久和平的标准，和约无疑是一个失败，它没有给欧洲带来长期的和平，特别是与此前曾维持了欧洲一个世纪和平的维也纳会议相比，凡尔赛和会的失败更为明显。

那么，威尔逊是否应该为此负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反思战争根源的时候，总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凡尔赛和约》和威尔逊建立的国际新秩序联系起来。信奉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威尔逊天真地认为依靠国际舆论、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可以制止侵略，忽视了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的这一“现实”，把国际秩序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因此应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恰当的政策应该是动员各种力量遏制德国的崛起，而不是促进民主和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最有名的现实主义批评者是乔治·凯南。1950年，凯南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时称威尔逊沉醉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幻想和平将建立在“能动员人类的良心和力量以反对侵略的国际联盟基础上”，而“不是以旧式的力量平衡为基础”，其结果是把和平“建立在流沙之上”。凯南称凡尔赛和平是“魔鬼亲手为其未来写好悲剧的和平”。

而赞扬威尔逊的人则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和约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因为威尔逊的天真，而恰恰是因为凡尔赛会议没有贯彻威尔逊的思想，埋下了德国复仇的种子。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因为威尔逊的国际秩序没有起作用，而恰恰是因为国际秩序并没有按照威尔逊的理想来构建。他们争辩说，1919年的巴黎和会的最高任务是制订媾和的计划和重建国际秩序，那么如何建立和平？是像过去那样对战败者进行惩罚从而埋下仇恨的种子还是建立德国人民、法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支持的和平？答案只能是后者，《凡尔赛和约》是在1919年的形势下可能达成的最好的和平。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因为凡尔赛和平不完美，而是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丧失了与英法等民主国家一起制止法西斯侵略的机会。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拒绝承担国际义务，使国联未能按照威尔逊的设想去运作，假使美国加入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以研究威尔逊著称的知名历史学家阿瑟·林克（Arthur Link）认为，“战后时期的巨大悲剧不是《凡尔赛和约》的不完美，而是调和的力量由于没有美国的领导而不能采取迅速的行动，使法国和英国没有意志，也没有力量在30年代单独捍卫条约，最重要的是德意志人民服从承诺会迅速纠正《凡尔赛和约》带来的所有不公正的邪恶势力”。

对威尔逊和凡尔赛和平的评价还涉及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底是因为凡尔赛的和平还是因为大危机？如果是后者，就没有必要责怪威尔逊。探究1919年的和平与1939年的战争之间的关系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凡尔赛的和平确实缺乏道德权威性，在德国人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当然这一种子只有在合适的气候条件下才会生长，而1929年的大萧条提供了合适的气候；二是如果美国加入了国联，虽然未必能避免战争的爆发，但至少美国可以与英法进行更好的合作以牵制德国和日本的扩张。

马基雅维利曾说过，如何处理被击败的敌人，只有两条稳妥的路线：要么彻底消灭他，要么非常慷慨大度地对待他，以至于他能成为你的朋友，任何中间道路都是灾难性的。

法国试图贯彻第一条路线，在和会上试图尽一切努力削弱德国，同时建立针对德国的同盟来制衡德国。如果从这一现实主义的标准来看，凡尔赛的和平是不成功的，德国并没有遭到太大的削弱，美国拒绝与法国结盟，同时在德国周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牵制力量。战前，德国的西边是法国，东边有俄国，同时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巴黎和会之后，法国削弱，俄国孤立，德国周边是一个个新出现的小国，根本无法抵制德国的崛起。实际上，巴黎和会后的世界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更有利于德国的扩张。

而威尔逊试图走第二条道路，那就是慷慨地对待德国，把德国纳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但在巴黎，协约国显然没有这样对待德国，而是分割德国的领土，占领其全部海外殖民地，让德国承担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索取在德国看来极不公正的巨额赔款。在德国看来，巴黎和会是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伪装下的分赃会议，《凡尔赛和约》建立的是难以忍受的“迦太基式的和平”。

也就是说，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和协约国恰恰走了中间路线。历史学家A.伦廷说：《凡尔赛和约》是“女巫调制的适应人口味的什么成分都有一点的药剂……威尔逊主义的成分太少，不足以安抚德国，克里孟梭的成分太少，不足以威慑德国；威尔逊的成分足以招人轻视，克里孟梭的成分又足以激发仇恨”。其结果就是德国的卧薪尝胆和复仇战争。

如果从拿破仑战争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造和平的经验来看，凡尔赛和平的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同威尔逊一样，拿破仑战争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领袖都寻求在战后通过建立新的国际制度来维护和平，但是与威尔逊不同的是，他们同时又缔结了双边或多边的同盟，以吓阻潜在的侵略者和承担起保护可能的被侵略者的义务，从而稳定了国际局势，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也就是说，他们既欣赏国际制度的作用，同时又借助联盟的力量，同时运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手段，通过建立和维持战略均势以及外交协商机制，建立了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避免了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维持了长期的和平。国际制度当然有助于和平，但是，光有国际制度是不够的，而且国际制度的成功运行和发挥作用通常也是建立在权力均衡（或霸权）基础上的。特别是在自由主义秩序还无法完全贯彻、民主国家共同体还无法马上建立的情况下，均势结构仍然是必要的。

但是，威尔逊面临的难题是，美国人民能支持美国加入欧洲的均势体系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就是威尔逊的悲剧。他既不能克服来自欧洲的障碍，又不能克服来自美国国内的反对，前者反对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后者是憎恶欧洲的现实主义。

对威尔逊在政治上的成就众说纷纭，对凡尔赛和平的效果更是见仁见智，但是人们对威尔逊思想的深远影响则基本上没有分歧，威尔逊或许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他未能使自己亲手缔造的国联计划在国会通过，他缔造的凡尔赛体系只维持了20年的和平，但他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从长远来看，威尔逊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他提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

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曾说过，“战争似乎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则是现代的发明”。和平的思想，也就是通过对国内社会和国际关系进行安排和重组以积极地缔造和平，而不是消极地把战争之间的间歇作为和平来被动地接受的思想起源于启蒙时代。从那时起，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不断探索如何实现人类持久的和平，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自古希腊以降，共有三种国际关系思想流派思考和平问题，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流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克里孟梭、威尔逊和列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威尔逊，其外交与国际思想被称为“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

威尔逊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包括集体安全、自由贸易、民主政府；二是美国外交路线应该是国际主义的，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充当领导的角色。在威尔逊看来，在国外促进民主和民主共同体的扩大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可以使美国经济获益，同时也可以保证整个世界的繁荣；世界和平的维护不能依赖均势，而应依靠集体安全原则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组织；而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是实现这一国际秩序的关键。威尔逊主义把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因此又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实际上是国内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国际舞台上的投射。

威尔逊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的一整套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却产生长远的影响，并成为20世纪美国主导性的外交意识形态，为美国提供了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首先，威尔逊对美国自我形象和国家身份的重塑改变了美国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自由国际主义者开始把积极“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道德责任。这一思想成为“威尔逊主题”，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几乎每位总统至少在言辞上都把威尔逊主题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像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纪念日所宣称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了我们”。美国国内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践行“威尔逊主题”和实现威尔逊的理想，而不是威尔逊的理想是否值得追求。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都声称是威尔逊主义者，连最不像威尔逊的尼克松也自称是威尔逊的信徒。近百年来，不断有批评者们指责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把美国外交引上错误的方向，无助于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上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威尔逊的原则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威尔逊主题”——美国负有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的责任的观念几乎从未受到挑战。用入江昭的话说，威尔逊主义是“当代历史强有力的界定者”。

其次，威尔逊提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美国在20世纪推行的国际秩序的蓝本。威尔逊关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定位常常促使美国筹划建立所谓的“国际新秩序”。在20世纪的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领导人都会宣称要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罗斯福、哈里·杜鲁门，还是冷战结束时后的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而几乎每一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到威尔逊的构想：把所谓的促进“民主”置于突出的地位，将开放市场、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作为新秩序的蓝本，并以理想主义的语言和道德辞令来描述美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把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命运与威尔逊主义的深远影响相比较，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威尔逊重塑美国身份所具有的意义。西奥多·罗斯福也是带领美国走出孤立的重要人物，但他主要是以地缘政治和维护均势的需要说服美国人卷入国际政治，与威尔逊诉诸美国理想和国家身份截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就呼吁美国应该重整军备，必要的时候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他给出的理由是维护欧洲均势，以防止德国在获得欧洲霸权后染指美洲，威胁美国的安全，但罗斯福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反而是威尔逊以截然不同于罗斯福的理由带领美国走出孤立，实现了罗斯福让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目标。而且，尽管罗斯福可能远比威尔逊深谙国际政治之道，但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谋略却很少被后来的美国领导人提及。典型的例证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与西奥多·罗斯福非常相像，其国际谋略实际上体现了罗斯福的很多思想，但尼克松却以威尔逊主义的传人自居，经常使用威尔逊式的语言和论调，并在他的白宫会议室中悬挂了一幅威尔逊的战时肖像。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基辛格对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外交思想在20世纪的命运曾有过这样一番评论：

就成熟的治国方略而言，在这两位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当中，罗斯福的主张显然高明得多，但是，占优势的却是威尔逊。一个世纪之后，罗斯福的成就固然没有被忘记，但却是威尔逊塑造了美国的思想。罗斯福明白国际政治在当时参与世界事务的国家之间是如何运作的——他是对国家体系的运作最有敏锐洞见的总统。但是，威尔逊把握了美国动机的主要动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美国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与别国一样的国家。……无论权力的现实和教训是什么，美国人始终不变的信念一直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特性在于实践与传播自由。

只有与美国独一无二的自我认知相吻合的理想与远见才能促使美国采取伟大的行动。无论罗斯福的道路（approach）在理智上如何符合大国外交实际操作的方式，它都无法让他的同胞相信，美国需要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是威尔逊用崇高的道德言论打动了美国人们的情感，尽管外国领导人对这些言论相当难以理解。

威尔逊的思想过于超前于那个时代，如果威尔逊的理想在他那个时代无法实现，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乌托邦，20世纪后来的历史见证了其理想的正确。用学者戈登·莱文（N. Gordon Levin）的话说，威尔逊“虽然在围绕国联的战斗中失败了，但是他却在更长远的、最后界定20世纪本质的斗争中最终获得了胜利”。显然，威尔逊在思想上的成功远比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对威尔逊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他在自己的时代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政策目标，还应该根据其思想在后来产生的影响。正如威尔逊自己所说的，“伟大的改革家不会受到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他们不追求一时之行动，他们不是着眼于眼前，他们不会妥协。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先行者，他们出生在一个反对他们的时代。……他们能听到黑夜发出的含混不清声音，把时代的启示告诉孤独的哨兵”。威尔逊无疑是国际关系领域“伟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