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欧战的反应与美国加入国际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构成对威尔逊执政的极大挑战。1913年3月，他在就职前曾说，如果其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外交事务，那将是极大的嘲讽。威尔逊说出这番话是有理由的，他在当选总统前基本没有处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经验，对外交事务也缺乏兴趣，当时也没有棘手和重大的外交事务需要处理。虽然墨西哥发生了革命，造成美国南部边境不稳定，但拉美的政治动荡经常发生，美国政府处理拉美事务驾轻就熟，而西半球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值得美国特别注意的大事。在亚洲，虽然发生了中国革命，美日关系紧张，但美国在远东利益有限。在欧洲，美国长期奉行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提出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不会为欧洲的事务操心。因此，威尔逊的政治抱负主要在内政方面，对美国政治的精深研究和担任州长的丰富经验可以让他在国内社会改革方面大显身手，民众也希望他继续进步主义改革。但是，命运真的对威尔逊进行了嘲讽，威尔逊在任期的八年内，特别是第二个任期的四年里，用绝大部分精力处理与战争、和平相关的对外事务，他主要是以对美国外交的重大贡献和20世纪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而非内政方面的成就而名垂史册。

面对欧洲爆发的大战，威尔逊要求美国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保持不偏不倚”，并称“每一个真爱美国的人在言行上都应该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这是一种对所有交战方都不偏不倚、公正和友好的精神”。与乔治·华盛顿在告别词中的用语相类似，威尔逊也用美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以及战争与美国无关来论证美国中立的正当性，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冲突。这一中立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因为欧洲战争不断，美国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没有美国人想到，美国会卷入这场大战，他们甚至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以往的战争大多都是几周或几个月。战争初期，美国的中立政策至少从表面看也是不偏不倚的，对交战双方的影响也是均衡的。

但是，美国此时的中立并不等同于19世纪的孤立，因为威尔逊并不打算让美国像以前那样对欧洲战争完全不闻不问，而是试图让美国在未来议和中充当调停者与和平的促进者。威尔逊看到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欧洲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他在1916年5月说：“各国的利益也是我们的利益，我们与其他国家是伙伴，影响人类的事务不可避免地也是我们的事务，同时也是欧亚其他国家的事务。”他宣称美国愿意扮演调停者，“做一个伟大的和平国家、一个准备扮演以朋友而不是偏袒者的身份进行不偏不倚的调停以及提供和平与和解忠告的民族”，并“在重建和平过程中提供帮助”。在威尔逊看来，欧洲的战争是“长期被约束和压制的巨大的盲目物质力量释放”的结果，交战双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此次战争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作为伟大的道义力量当然不能卷入这种争夺自私国家利益的战争，而应在战争中和结束后扮演缔造和平的角色。应该看到，这一角色实际上与19世纪美国对待欧洲冲突的态度已经有很大不同：在19世纪，美国对欧洲的战争与媾和完全是不闻不问的。

1915年年初，威尔逊派其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上校首次出使英、法、德，调停交战双方，建议交战双方停止战争，恢复战前状态，裁军以及重建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系。但是威尔逊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交战双方的响应。1916年12月，威尔逊再次向交战双方提出和解的建议，建议双方说明各自战争目标，由美国进行调停。但是，双方的战争目标相差甚远，美国的调停努力再次失败。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敦促各国吸取战争的教训，不要以战争作为实现国家野心的手段，尽快结束战争，胜者不要“以胜利者的条件把和平强加给失败者”，实现“没有胜利的和平”，即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和平。

就在美国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实现欧洲和平的时候，美国中立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协约国一边。美国虽然宣布了中立，但是并没有割断与欧洲的联系，美国人在思想和情感上也并非没有倾向性。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情感和经济上的联系以及英国在美国进行的反德宣传，大多数美国人在感情上偏向协约国一方。美国中立也并不意味着切断与交战国的一切往来，相反，战争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与双方贸易的机会，特别是与协约国的贸易。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中立政策执行的后果实际上逐渐有利于协约国方面，特别是英国。

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对协约国的贸易上。战争期间，英法等国通过贸易从美国获得大量的战争物资和粮食，这倒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有意向协约国提供这些物资，而是由于中立贸易的繁荣。由于英国海军控制着大西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并没有中断，相反还因为战争而迅速扩大。战争初期，联邦政府出于避免卷入战争的考虑，禁止美国私人银行贷款给交战双方。当时英国向美国大量采购食品和战争物资，正是英国的采购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但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资金开始紧张，无力继续用现款购买美国的物资，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出现新的衰退，威尔逊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美国私人贷款给交战国。从国际法来看，这一政策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且从理论上说，所有交战国都可以向美国私人银行借款。但实际上，美国银行家们更愿意把钱借给英国而不是德国。在美国中立期间，威尔逊政府批准私人银行给协约国的贷款达23亿美元，而给德国的贷款只有2700万美元。这当然不是威尔逊的过错，但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则是有利于协约国。同时威尔逊政府允许美国的武器制造商与交战国进行武器贸易，由于英国控制着海上交通，大部分武器贸易都是在美国与协约国阵营之间进行，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中立国的船只却无法通过英国在北海布雷区把违禁品卖给德国。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迅速增长。1914年，美国对英、法的出口约有7.54亿美元，到1915年，猛增到12.8亿美元，到1916年则增加到27.5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德国的出口则从1914年的3.45亿美元跌到1916年的200万美元。

因此，德国批评威尔逊的中立政策是虚假的。但在美国方面看来，英国控制大西洋并不是美国的过错，同时美国关注自身的经济繁荣因而允许与英国的贸易也是可以理解的，归根结底美国的一切行为都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因此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实行的是真正的中立，其政策对交战双方来说是公正的。

但是德国并不这样认为，在德国看来，美国的中立不仅有利于英法，而且美国政府还容忍英国海军在公海上对美国权利的侵犯。德国的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英国海军任意对美国的船只进行检查，阻止美国同丹麦、荷兰等与德国相邻的中立国进行贸易，以防美国的物资流入德国；扩大违禁品的范围，并加以没收。美国政府当然并非无动于衷，也曾不断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英国外交部在回答美国的抗议时通常都会表示尊重美国的中立权利，却依然我行我素，或以赔偿美国商人的损失来安抚美国。1916年年底，美国政府曾考虑对英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不过担心造成美国经济衰退而作罢。因此，美国抗议只停留在文字上，于英国对美国中立权利的践踏只能无可奈何。

德国在战争中发现，潜艇这一新式舰艇是对付英国海军的有效武器。关于潜艇战，国际法却没有先例。威尔逊坚持德国的潜艇应该与其他军舰一样，如果想攻击敌国的商船，必须先浮出水面，发出警告。而在德国看来，潜艇一旦浮出水面就会受到英国军舰的攻击，其攻击能力和效力都会大打折扣，因此坚持对敌国商船发动突然袭击。结果是大量交战国或中立国的商船和客轮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1915年5月和1916年3月相继发生的“卢西塔尼亚”号和“苏塞克斯”号客轮被德国潜艇袭击事件，导致大量美国平民伤亡，美国向德国提出强烈抗议，甚至以断交相威胁。德国认为，美国没有对英国在北海海域布雷提出抗议，但却强烈反对德国的潜艇战是不公平的。在威尔逊政府看来，交战国在交战区域布置水雷是有先例的，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因此英国在北海布置水雷的行为并未违反国际法。而且，英国的水雷实际上导致中立国家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德国，而必须在进入这一区域之前先在英国靠岸，接受检查和从英国获得通过雷区的航行指示，因而其行为是非常有效的。没有哪个中立国家的船只胆敢不接受英国的检查和指导而进入该区域，因此，基本上没有发生人员的损失。而潜艇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使用的新式武器，在国际法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时德国利用潜艇战封锁海域的行为并不是很有效，大量中立国船只进入德国控制的区域，结果遭到潜艇的袭击。而且，英国行为造成的仅仅是财产损失，而德国带来的是大量生命的损失，因此美国无法容忍德国的潜艇战。正如威尔逊在对德宣战咨文中所说的那样，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财产的损失，尽管这一损失巨大而严重，我现在想到的是对非战斗人员，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生命的大规模和大肆地消灭，这些从事的活动即使是在现代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也一直被认为是正当的和合法的。财产可以补偿，而无辜人们的生命则无法补偿。德国目前针对商业活动的潜艇战是对人类宣战。

针对美国的抗议，德国曾一度尽量避免对商船和客轮的攻击。但是，随着战事的进行，德国发现，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发展，于是在1917年1月31日宣布将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德国知道，无限制潜艇战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卷入，但是德国认为，无限制潜艇战可以迅速使英国经济瘫痪，在美国军队到达法国之前，战争就可以结束，因为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参战准备需要很长时间。

面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美国有两个选择：一是禁止所有的美国船只和公民进入交战区域，这样美国就不会卷入战争。但是这种选择等于中断美英贸易，而这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同时在威尔逊看来，这等于让美国向一个残忍的国家所使用的不道德的武器屈服，是对美国国家荣誉和尊严的极大损害。二是选择武装中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美国商船上的大炮无法与潜艇相抗衡。就在威尔逊总统和参议院考虑是否武装美国商船的时候，3月1日，美国报纸披露了一份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在1月16日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的电报。齐默尔曼在电报中指示德国驻墨公使，如果德美发生战争，他应向墨西哥政府提议两国结成同盟，德国将帮助墨西哥收复在美墨战争中的失地。在威尔逊看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除了加入协约国一方来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荣誉外别无选择。1917年3月30日，威尔逊告诉他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要打扰他，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开始起草请求国会对德宣战的咨文。他要做出的将是自1861年4月林肯总统决定武力平定南部叛乱以来美国总统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4月2日，威尔逊带着起草好的咨文，来到了国会山。4月4日和6日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美国对德宣战，标志着美国改变了自独立以来美国一直坚持的不卷入欧洲冲突的外交原则，投入欧洲的竞技场。

威尔逊在宣战咨文中谴责“德国目前针对商业活动的潜艇战是对人类宣战”，是对人类权利的威胁。他提出，战争的根源在于德国的专制制度，德国专制政府是“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是“自由的天然敌人”，在一个存在像德国这样有组织的专制力量的世界上，“民主政府的安全不可能得到确保”，和平也不可能得到维护，因此美国接受德国的挑战，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去挫败和摧毁德国的野心和力量”。为了让长期恪守孤立主义原则的美国民众接受美国干预欧洲战争这一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威尔逊特别强调美国的道德责任和理想主义目标。威尔逊宣称美国对德宣战不是追求自私的国家利益：“我们没有自私的目标要服务，我们不想征服和主宰（他人），我们不会为我们自己要求赔款，我们不会为我们甘心做出的牺牲寻求物质补偿。”美国是为“美国原则”（American principles）而战：“为民主，为那些服从政府以便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权的人民的权利，为弱小国家的权利和自由，为通过自由人民的一致行动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并让世界最终获得自由从而实现正义的普遍胜利而战。”美国“不过是一个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同时，威尔逊声言，“我们是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式来捍卫我们的权利”。

威尔逊没有提及美国的安全，也没有提及美英贸易的重要性、美国银行家在协约国的巨大投资，而是大谈美国的中立权利、人类的权利，以及专制对民主的威胁。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威尔逊在公开演讲中提出的理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战争起因和美国参战目的的真实想法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威尔逊并不是为了谋求领土和赔款等物质利益而投入欧洲竞技场的。参战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潜艇战侵犯了美国的中立权利并夺去大量美国人的生命，美国要捍卫自己的国家荣耀。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促使美国宣战的催化剂，如果没有无限制潜艇战，很难想象威尔逊能说服国会对德宣战，说服民众支持卷入欧洲的战争。但这仅仅是部分原因，威尔逊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参战来用美国的原则改造世界秩序，实现美国持久的安全，避免未来欧洲再次爆发战争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在威尔逊看来，大战的爆发与国际秩序的缺欠和欧洲均势体系的失败相关，如果这一秩序不被改造的话，那么战后美国所面临的还是战前那样的旧体制，这样美国就会被迫加强军备，而强大的军备会威胁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要想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战争再把美国卷进去，就必须对旧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以美国的原则代替欧洲的原则，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战争初期，威尔逊曾设想以中立国的身份参与战后和平的缔造，但是他逐渐认识到，只有美国参战才能在媾和中有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美国的原则。1917年2月28日，威尔逊在对简·亚当斯(Jane Adams）领导的和平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说：“作为参战国的领袖，美国总统会在和平谈判桌旁有一个座位，而如果他是一个中立国家的代表的话，他充其量也只能透过门缝说话。”

对德宣战使美国终于放弃一直坚持的不卷入欧洲政治的传统，成为国际体系的完全参与者。实际上，自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大国以来，美国在逐渐向这一角色迈进。以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和强大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力，美国走到这一步是迟早的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入国际体系的方式：以不同于欧洲旧外交的理想主义方式使用美国的力量；加入这一体系是为了改造这一体系。威尔逊声称，放弃孤立、加入战团并不意味着美国接受欧洲旧体制，美国加入世界体系的前提是世界接受美国的原则。1917年1月22日，他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说，只有一种和平美国人民会参与，那就是“要满足美洲各国政府的原则”，“和平的要素与美洲各国人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一直珍视的和一直捍卫的实际信念相一致”。也就是说，国际秩序的改变是美国孤立政策改变的条件，应该让世界“美国化”，而不是让美国“欧洲化”，这是威尔逊为美国确定的新角色。

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加入国际体系的这一方式不论对美国后来的外交政策，还是对20世纪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