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统一六国的原因与意义
秦能统一六国的原因
一、地理因素
秦得据关中地势之利，土地肥饶广阔，又有崤、函为障，且四面有山河之固。闭关自守，列国不能攻；开关破敌，诸侯不能御。进退可守，独擅其利，六国对秦莫能奈何。《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为界，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天发之地也。”自并巴、蜀以后，西土之地皆为秦有，秦强而无后顾之忧，故能集中力量向东方发展。反观其时各国国界互相衔接，易攻难守，无山河之险，两者对比下，形势自逊于秦国。
秦始皇剪灭吕不韦后，掌握了全国政权。此时秦的国力已很强大，成为当时七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所统治的区域除秦本土以外，已占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南、湖北、贵州等省。当时秦的东郡、三川郡、南阳郡已深入中原地区，成为进攻六国时的根据地。就整个形势来看，秦已占有利地位，又能坚定政策，民风强悍，君主有雄心，在此种有利条件联结下，国力自然雄厚。
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而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心理上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的齐国，其民风又较之晋为怯弱。而就各国的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弱，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故当时的情形是地区位置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子弟去挡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故秦国士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披战甲、执利兵，一旦遇到秦兵，内心便生怯意，不战自溃。
秦国领土向为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兵乘壮马，如虎添翼，绝非东方怯弱善用步兵的国家所能抗拒。当时只有赵国北境地区也产战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时代能与秦一抗高下的只有赵国。及秦、赵长平会战，赵括为白起所骗，大败于长平，丧师数十万后，东方各国已精神崩溃，不战而乱，这也是促成秦国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
秦人僻处西陲，关东诸国素以戎狄视之，故极少参加东方诸侯的会盟和征伐，于列国兵戈扰攘之时独得闭关休养，培植国力。又因地广人稀，召地狭人稠的三晋人民入秦任耕，使自己的人民任战，在以逸制劳之下，不为诸国所乘。《史记·秦本纪》记载：“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
二、内政外交
秦国数世君主，如孝公、昭襄王、始皇帝，皆能高瞻远瞩，发愤图强，他们都能以霸诸侯、一天下为己任。又懂得任用贤能，如穆公用百里奚、蹇叔，孝公任用商鞅，昭王用范雎，始皇用李斯等，这些人都给以一臂之力。此外，自孝公以后，任用法家，纪律严明，赏罚分明；又推行良好制度，如废井田、开阡陌，置郡县、设令丞等，这些都有助于国家富强，与当时六国君主之贪图苟安截然不同，其成功自非幸致。
自商鞅师李悝而变法，人民之法治观念益深；及魏冉、范雎相秦，皆不失于法。秦始皇即位后，一反过去吕不韦的杂家政策，彻底遵行商鞅拟下的法度，对法家思想之李斯极见重用。其后商鞅虽为秦所诛，但其所制定之法律政策依然不变。反观六国之政策不一，多以己国利益为大前提，各疑其心，苏秦虽曾倡议合纵政策，联合进攻秦国，但由于未能集中力量与同心一意而终招失败。相反，秦则一意以消灭六国为目的，军民上下同心一致。
秦自立国以来，僻处中国西北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均较落后，其时东方国家已是文化、政治、经济相当发达，故在相对之下，秦国是一个未上轨道之国家。秦孝公用商君议，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加速农业发展，土地、财富渐集中央，奠定富强基础；又开发山林，物产由是富厚；更厉行法治，国法由是一新。秦国势力次第增强，不仅成为当时一大强国，且在战国时代成为唯一具有决定性之国家。
秦之所以得霸天下，盖自商鞅变法以来，把过去一切贵族领主制度废弃，而易之以人才政治，故人才为所用。六国之中，其政制多以贵族或宗室利益为主，他们更有操纵国君之权力。如每立新君时，均有公子争位之内战；又如齐国家族以田氏为主，历代国君将相多出田姓，否则无问津机会；如楚国家族之屈、昭、景三姓，历代君王将相多出此，否则机会甚微，而此等宗族贵显多以本身利益为先，国家利益则次之。反观秦国自变法以来，一反贵族专权制度，而易之以人才政治，于是六国之中，有才干而无出路者，多投秦国去。其他优良制度，如编造户籍，普设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等为别国所未有的，都有助于秦国的富强。
封建时代，行世卿食采之制，至战国则多崇任贵戚，世卿迹绝，养士之风大盛。秦则独喜用客卿，秦孝公以后，数代君王及臣属多杰出之士，而且更广求外地人才，不问国籍地位，凡有富国强兵之术或其他有表现者，均见重用，故一时六国之人才入秦者，大不乏人。秦穆公时先后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使秦国接受了东方各国的先进文化，推动了国家的进步，由一个落后的小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孝公又任用商鞅，改革了秦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使秦国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当时的先进国家。惠文王之用张仪，昭襄王之用范雎，始皇帝之用李斯，他们都非秦人，却能位列卿相，权力远过秦诸公子，人才较六国为盛，故一时诸侯莫能拒抗。
秦国初用商鞅变法，奠定富强基础；其后用张仪“连横”之说，粉碎了六国的联合阵线；继用范雎“远交近攻”之计，削弱韩、魏国力；最后采用李斯之谋，离间六国君臣大将，分化反抗力量，使其互相猜忌，于是六国轻易地次第被吞并。秦能一统中国，部分原因在于国策运用巧妙与适当。
在东方各国，宗法制顽强地维持着旧有氏族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特权，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都是以诸侯，氏族和新兴的商人贵族及各阶级互相妥协的姿态出现，并非借变法而来，这正表明东方各国诸侯不能彻底发挥国君集权的力量。至于秦国，则恰恰相反。商鞅变法以后，秦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国君手里，政府解决了土地问题，把氏族贵族土地所有制改变为自由买卖制，贵族的权利被取消。在当时，东方各国虽然是秦的敌国，但这些国家里的新阶级却以秦国代表他们利益的归趋，各国有才能之士，往往跑到秦国求出路。这皆因六国不懂重用人才，而且对人民并不关心，战略举棋不定，又互相猜忌，不顾国际信义，见利忘义，互相残杀。六国君主又是只求苟安，不像秦君抱有霸诸侯、一天下之壮志。基于六国本身种种的缺点，不能团结以抗秦，遂为秦逐个击破。
三、时代的趋势因素
秦始皇统一大帝国之建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第一，自春秋战国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及度量衡的统一，要求道路畅通，要求诸侯国之间的关卡废除，而所有这些要求，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中才能实现。第二，只有在统一帝国中才能出现全国的和平局面，才可以解除战争加给人民的负担和灾害。第三，战国末年，匈奴已逐渐强大起来，常常侵略北方边境，为北方人民一大害，只有统一的帝国才能有力量巩固北方的边防，保护人民的生活，保障社会生产的进行。第四，封建兼并战争的进行，在各大强国里，已逐渐克服了领主贵族在经济、政治上之割据。同时，由于各国间水陆交通比较发达，贸易活跃，文化交流已成了不可分割之联系，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秦国的统一。
战国时代，人民伤亡惨重，生命没有保障。又，各国对水利的修治，往往只顾自己，并危害邻国。大水时，或以邻为壑，把水放到邻国去，于是河水冲来冲去，沿河两岸都经常发生水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伤害。遇到天旱时，又互相争夺水利，甚至故意破坏别国水利，妨碍别国农产。其后为了防御，又于边境上把河堤联结起来，成为长城；又到处设立关塞，征收苛税，妨碍了必需商品的交流。故人民都希望统一国家的出现。
在当时的国家里，不仅各国间货币不统一，就是一个国家内，每个都市都有自己发行的货币，不但形式不同，计算单位也多种多样。每个国家又设有关塞，对往来商人经常敲诈勒索。同时，因战争破坏了城市建设，工商业者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都有着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望。
而且，秦的统一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经济（即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合纵连横政策推动以来，间接亦促成工商业之发达，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加强了各个国家之经济关系。其时，强大的国家均有增加生产及扩大市场之需要，故在政治上也要求打破原来那种分散的诸侯国家界限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
春秋战国时代，一切起了变动，然此一时代潮流中剧变之尤堪注目者，显然为社会学术之勃兴。王官之学散而为诸子，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政治，并企图创立一套新学说和新办法来适应当时的新情况。同时，各封建国家的国君和卿大夫也纷纷招徕贤士，望能有所改革，而达到他们某些愿望。其时，各国学术高下盛衰亦远异，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派。儒、墨两家都是尚文化、重历史，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为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与道家论学态度亦复相同。此数种大一统之思想，都有助于天下统一学说之提倡，使狭义的国家观念破除，助长秦之统一六国。
秦统一中国的意义
钱师云：“中国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之主。……三曰‘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人生修养之教训，社会处世之规律，为先秦学说共有之精彩。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威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此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完成之也。”
秦始皇消灭六国，一统天下，挽救了中国自东周春秋战国以来之长时期割据分离的局面，使之复归完整统一。此举无论对当代及后世均有莫大之影响，尤对中国版图之确立意义既深且长。在秦未一统天下以前，中国虽陷于割据分离之局面，然各国仍能一方面角逐中原，图霸于神州，另一方面向外开疆拓土，充实国力，如秦之称霸西戎、楚之傲据南邦等是。这样，直接或间接都使中国疆土更加广大，文化更加广被。自秦席卷天下以后，仍不断对外扩张，如命蒙恬北修长城以防匈奴，命屠睢南平百越，徙民以屯五岭等；对内又施行郡县制，从此中国版图大体已确立。秦建郡四十二，北至内蒙古，东北达今河北、辽东，东至于海，南达两广、安南，西及甘肃、四川，造成此下两千年中国疆域之大轮廓。
春秋时代，华夷杂处。至战国时，西北诸国渐次城郭化者；中央诸戎则以韩魏灭伊洛诸戎、楚破南阳九夷而渐就消灭；东方淮海诸夷率与诸夏同化；南方则有楚越两国之辟地，大抵今浙江、福建两省为越人所辟，湖南、云、贵为楚国所辟；巴、蜀则开于秦，两广、安南则在秦并六国后始为中国郡县。秦自设郡县后，车同轨，书同文字，行同伦，一切法度趋于统一，群居生息于同一版图，沐浴寝馈于同一文化。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疆土，发展中国文化，逐渐融化成一整体之民族，而中华民族自此而大定，其基础亦得以壮大。
其次，缪凤林氏对秦之统一的意义，亦有如下之见解，诸引述如下。
吾国旧号，多举一家一姓之国邑封地为称，“秦”、“汉”虽封建旧名，然古代亚洲东方各国及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脂那（Cina，梵文）、西尼姆（Sininm，希伯来文）、秦斯垣（Cynz Tan，康居国文）、秦（Toin，阿拉伯文）秦尼（Sinae，希腊文）、秦那斯坦（Chinas Tan，叙利亚文）、支那（China，波斯文），东西学者多谓由秦国转音而来。而法显、玄奘等高僧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汉族之称，亦至今不替。盖秦汉统一中国，国威远播，故得以朝代之名，代表国家民族之称号也。
七国分立时，燕、赵、魏、秦四国境邻北边，各筑长城以拒匈奴，然不相连续。秦并六国，始皇帝使蒙恬将众城河上为塞，因前人之功而加广，其中之不相属者则为合之，起甘肃临洮，至辽东。汉族与北方诸侯，遂以长城为绝大之界域，而长城亦为吾国统一之象征焉。汉武帝遣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自汉以后，亦时有修缮云。
始皇帝即位后，时巡游四方，以至立石颂德，盖以乐天下之统一，而己为四海之共主，非秦一国之君也。而在东西南北之大道，亦因之次第开辟，史称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规模之伟大，前古所未有。汉人继之，秦时道路所不通者，复随兴作，如张卯之开褒斜道，唐蒙、司马相如之开西南夷道，郑弘之开零陵、桂阳峤道，皆著于史策。盖交通利便为国家统一之要图，亦唯国家统一，故得轻用民力，一举而开辟国道数百千里也。
秦汉国威膨胀，迥绝古今，皆以统一为之基，其事当让后论；兹仅就徙民略边实边一端言之。如始皇帝发诸尝逋亡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及开河西四郡徒民以实之，发谪戍屯五原之类；皆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划，从事徙谪，而非统一之世，亦不能厉行此种国家政策也。
许慎《说文解字·序言》：“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法度、权量、丈尺、车轨、律历、衣冠、文字皆厉行画一之制，汉因其旧而时加损益。始皇四方刻石，于琅琊则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之罘则曰“普施明法，远迩同度”，会稽则曰“皆遵度轨”，盖儒家“车同轨书同文”之理想，随秦之统一而实现矣。而文字之统一，尤有功于后世。初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之秦文，皆称小篆，而程邈又作隶书，以趣约易，遂为数千年来中国全境及四裔小国所通用焉。
战国时，诸侯宫室多以高大相尚；秦灭六国，诸侯宫室之制悉萃于秦。《始皇本纪》载：“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因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秦之宫殿，遂极从古未有之大观。汉代宫室，观班固《西都赋》所写未央昭建章诸宫，其壮丽亦不下于秦。而新莽之篡，建立宗庙，尤穷极百工之巧，是虽帝王僭窃之侈心，然非其时国家统一、物力充盛，亦不能遂其侈心也。
秦汉统一，政治经济皆趋集中，故其时都城不特为政治之重心，亦为经济之中心。史称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汉都长安之壮丽殷阗见于班固《西都赋》者，尤超越前古。《史记·货殖列传》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然关中、巴蜀、陇西诸地，不过长安之贸易区城及物品供给地；长安之发达，盖随汉之统一为绝对的集中状态，与近世欧美之大都市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