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秦焚书坑儒的讨论
焚书的讨论
秦代焚书坑儒，向为史家所争论，兹就当时推行之措施略为论述。秦焚书究竟始于何时？谢肇淛言：“秦祸天下，至焚书坑儒烈矣。而不知本于商鞅变法之初，鞅之言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益于治……始皇、李斯袭而用之。”又曰：“农战之民千人，而知慧一人，千人者怠于农矣。”又曰：“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无益于治。……始皇、李斯，袭而用之。”（《文海披沙》卷一）此明言焚书非起于秦始皇也。孙奕《示儿编》云：“秦焚书之祸，所由来久矣，北宫锜问爵禄之制，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皆去其籍。……焚书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此外，祁彪佳《遯翁随笔》云：“世传焚书，起于李斯，不知韩非已先有是说。其说曰：世之愚学，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公孙《靳令篇》云：……以六虱受官，则治烦言生。六虱者，曰礼乐，曰诗书。……如鞅之说，非燔诗书之祖哉？”盖焚书在独夫视之，自有时势之必要，而钱穆《秦汉史》分析焚书之起，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仆射周青臣与博士齐人淳于越辩废封建之得失。淳于越称说殷周，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事，何足法。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此为当时李斯建议焚书之理论。分析言之，约有两端：一，深恨当时愚儒不明朝廷措施精意，不达时变，妄援古昔，饰言乱实；二，鉴于战国游士嚣张，希复古代民力农工，仕学法律，政教官师不分之旧制。
无论如何，焚书时间始于秦皇与否，上文引述已见其概略。至于焚书之内容，李斯所奏之建议为：一，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秦廷当时焚书，实分三类：一，史官书，除秦纪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非博士所职全烧；三，秦史及秦廷博士官书犹存。
除焚书外，同时尚拟定办法几项：一，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之同罪；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四，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五，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但秦之焚书，实有限制。《论衡》曰：“秦火燔六籍，不及诸子。”此一说也。又曰：“秦燔诗书，燔诗经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秃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厉之者，无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者，亦与之俱烬矣。”此又一说。故推知：
一，秦廷当时禁令，实似并不以焚书为首要。故令下三十日不烧，仅得黥罪。而最要所禁制者，实为以古非今，其罪乃至于灭族。
二，次则偶语《诗》、《书》，罪亦弃市。良以此次焚书动议，本由于诸儒之师古而议上，偶语《诗》、《书》，虽未必即是议论当时之实政，然彼既情笃古籍，即不免有以古非今之嫌，故偶语《诗》、《书》，即明令弃市。而谈论涉及百家，则并不在禁令之列，此实无从禁，且亦不必禁。因李斯动议本重以古非今，而百家后起之说，则颇少称道先王。
三，然则秦廷此次焚书，其最要者为六国之史记，以其既讥刺及秦，且多涉及现实政治。其次为《诗》、《书》，此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以其每为师古议政者所凭借。又次及之百家语，似是受牵连而已，实不足重视，而禁令中焚书一事，亦仅居第三最次要之列。
总括上述焚书之限制，首禁议论当代政治，次禁研讨古代文籍，再其次是禁私家藏书而已。
秦虽推行焚书之措施，然秦焚书后，公家收藏犹在，及项羽破秦都，火咸阳，而后烬余凋零。《论衡》谓：“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又朱熹谓：“秦只教天下焚书，他自己却依旧留得。”（详《语类》百三十八卷）此外，萧森《希通录》谓：“非博士官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又郑樵《通志》、刘大櫆《焚书辨》（《海峰集》卷一）亦有此说。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曾引述：“《史记·乐书》李斯进谏二世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斯能为此谏，而又议烧诗书者，烧天下之私藏耳，盖犹有在官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十一亦有此说。
虽然秦欲挟制及统一思想，而有焚书之措施，然在秦皇政施行焚书后，私家藏书尚多，故称陈余、郦生、陆贾、均好诗书。而孔鲋在秦禁焚之际，又明言：“吾将藏之，以待其求。”章炳麟亦谓：“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太炎文录》卷一《秦献纪》）此外，秦所谓诣守杂烧之者，亦似未尝严切搜检。当时民间私藏之事，以实情推之，不仅难免，实宜多有。自此以下，不过五年，故谓秦廷焚书，而民间书荡然遽尽，绝少留存，绝非事实。唯传本狭，而秦廷禁令又特别注重，则其遏绝，当较晚出百家语为甚。故自西汉以来，均谓秦焚书不及诸子，如王充《论衡·书解》、赵岐《孟子题辞》、王肃《家语后序》，及后汉书天文志等皆有叙述。谓秦焚书而诗书古文遂绝，盖仅指此种状态而言。
坑儒的讨论
坑儒一事起于秦始皇焚书后一年。其所坑之儒者约有二说，一是非属方士说，一是非真儒说，兹约其要论如下。
一、非属方士说
钱师认为坑儒事起于始皇三十五年。缘有侯、卢两生，为始皇求仙药，谓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据此，则此次诸生见坑之罪，因有两点：一曰诽谤上，一曰妖言乱黔首。
所谓自除犯禁者，即犯“诽谤上”及“妖言乱黔首”之禁，决非谓兴太平及炼求奇药而犯禁也。诽上之禁，即去年李斯所奏请焚书，所谓以古非今偶语诗书之类而已。故曰：“使天下知之以惩。”正使皆惩于诽上与妖言，决不惩其望星气、炼奇药、为方术，及以文学兴太平也。后世乃谓秦廷所坑尽属术士，亦失其真。
其实所谓坑儒，所重亦不在坑儒，而别有所在。何以言之？因一时所坑，限于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而其惫则在惩之天下士不敢为妖言诽上。其一时未能尽惩者，后乃益发谪徙边，所谪亦必皆诽上之罪者。故坑杀四百六十余人，而谪者尚不知其几许，以秦之贪于刑罚，恐其数当甚巨，且亦不限于咸阳，政令所及，当遍及全国。故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子皆诵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可见当时所谪者实多属方士。所谓诵法孔子者，大率还是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两途为多。
二、非真儒之说
章炳麟《国故论衡》谓：“儒者，术士也。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即其“死者四百六十余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犹汉世党锢之狱，起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字为戮也”。其昭昭者，则叔孙通。秦时以文学为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曰：“楚戍卒攻郑入陈，于公何如？”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人臣无将”，语出《公羊》，盖秦乃恶好为异说，而议论不合者耳，故大抵纵横之儒也，坑儒非真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