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理想彼岸

——美国的外部危机

历史上的许多帝国，在内部经济矛盾严重的时候，向外部寻找突破口。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霸权体系，它绝对不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理想“彼岸”，而且还耗尽了美国的国力。

作为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和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干预方式，在冷战前后既有一致，也有不同。

美国冷战前后不同干预方式

苏联解体前的西方世界秩序特点。为了捍卫它的全球利益，应对挑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设计了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以对抗苏联和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崛起的第三世界。1973年洛克菲勒出资组成了一个“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汇集了美国、欧洲、日本三方的政商学界的精英。主题是如何组建一个以三方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通过三方的共同管理来应对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挑战。这个委员会为卡特及以后的美国政府提供了多位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等。可见它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有多深远。它设计出了一个“集团管理”体系。在这个“集体管理”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是当然的决定性角色，承担对世界秩序总体框架的维护和决定，而其他国家则在世界总格局的框架下主要维护区域内部的秩序。这个基本的分工，既让美国扮演了超级帝国的角色，又避免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四面出击的困局。打个比方，美国是老大，只关注整体的事件；它下面有老二老三等等，在老大决定的大格局里面，老二老三各自把自己的地盘搞定。西方筹建的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显然接受了越战的教训，美国主要通过授权或代理人来解决区域问题或维护区域利益，而不是直接介入。它可以集中战略力量对付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挑战。在帝国下面，有许多区域中心，但是董事会必须在华盛顿。比如，如果非洲有什么问题，它可以授权或支持非洲的代理人去搞定。比如，当年它感觉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会影响美国核潜艇在东南亚海域通道的安全，它就授权当时的印尼军政府去摆平；在中东某些地方有什么问题，它可能就让当时的伊朗王国去解决；等等。

冷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有了一些改变。这个世界秩序依然是建立在美国的超级军力上面的，但是，有了巨大变化。改变首先来自美国。美国在苏联的废墟上，看到了自己巨大的投影和空前强大的国力，部分放弃了“集团管理”制度，回到了全面直接干预的旧式帝国老路。这是冷战后的新秩序和冷战前的西方秩序的基本不同。区域授权或代理人制度被直接介入取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打了多少仗？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也门到巴尔干，从利比亚到叙利亚，等等，每一次都赤膊上阵。其间，还有东欧的“橘色运动”，中东的“茉莉花”运动。

从战略上看，美国全面出击，在欧洲针对俄罗斯，在东亚和南海针对中国，在中东针对某些国家和政府。它不仅拒绝了过去代理人和传统盟友的权力，而且拒绝承认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必要的势力或影响范围。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最大的单边利益，甚至对盟友也搞单边主义。其实，再强大的帝国，国力也是有限的；再巨大的实力，也无法谋求无限的战略目标；再强势的霸权，也要别人的默认。明智的战略家，瞄准的是有限的战略目标，是在有决胜的条件下，以有控制的但不是最小的代价，谋求可能最大但不是无限大的战略利益。知兵而非好战。善战者，慎战，敢战，战则必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立足点必须是战，但不是轻战。冷战后，美国张着十个指头，在全世界打人，在全世界树敌，犯了兵家大忌。这种战略，极大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价值实力。

崛起的中国，有5000年智慧，在世界领袖的座位上历练了几千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积累的经验，素有集中力量在战略重心上全面突破的战略思想，一定能够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无为而无不为，不同的战略层次，不同的战略目标，有不同的战略手段，在最重要的战略重心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美国精英缺乏的哲学素养。中国在经营南海、朝核、中印关系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思想、战略手段，既坚持原则，捍卫了国家利益，又用实力和意志为手段把矛盾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表现出了一个新型世界强国的新的风貌，一个和平崛起又强势捍卫自身利益的负责任的大国风貌。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治理体系，根本区别于美国的霸权治理体系，是一个更加包容和负责任的全球体系模式。

战争本身是对资源的浪费，但是并不绝对就是经济实力的消耗，它可能为经济崛起带来巨大机会，关键是内部的经济关系。罗斯福利用二战，一举带领美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推动美国广泛的技术创新。其中计算机、半导体、互联网至今都站在科技进步的前沿。罗斯福去世的时候，美国联邦债务几乎占GDP的140%。然而，债务没有像今天一样困扰美国，反而成了美国崛起的推手。美国不仅迎来了战时经济的繁荣，而且迎来了随后几十年的平稳增长。然而，冷战以后的几场战争，几乎让美国精疲力竭。究其原因，就在于二战前和二战中，罗斯福搞了“新政”，推动公平，加强了政府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和管理，主导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战争开支被转化成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就业和工资，转化成中下层的收入，带动了消费的极大扩张。美国战时和战后的消费繁荣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美国供给侧的工业繁荣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而在冷战结束以前和结束以后，里根及后来的许多政府，搞了“新自由主义”，扩大贫富差距，财富高度集中，政府无力推动基本设施的提升，大量的军费开支伴随制造业的长期衰退，伴随基础设施的持续老旧，伴随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钱到哪里去了？流入了华尔街和军火商的腰包，少数人的腰包。

有人说苏联就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前景会不一样。而且，苏联没有在军工和国民经济间建立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的军民一体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良性循环可以使军费支出从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两方面推动经济。比如，现在中国造一艘航母，虽然是财政支出，但是它拉动了多少企业和产业？推动了多少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对经济产生着乘数效应。如果中国的军费和正在增长的军费支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变成对新装备的需求，变成对创新的刺激，对产业的刺激，对就业的刺激，那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倍数推动作用。从供给侧管理来看，如果军费采购和支出很大一部分瞄准最尖端的技术和创新，将从供给侧推动国民经济的创新和高端产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在二战时期是“军民一体”，冷战以后也是“军民一体”，为什么同样巨大的军费支出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后果？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就不重复了。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军工和民用一体需要良性的制度环境才能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只要看看罗斯福和里根的政策和制度差异就知道了。中国军民融合/军民一体，加上公平，加上需求和供给侧的管理，是一种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制度创新，将为国家的强盛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国家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之间，建立良性循环。国家军事力量的崛起将以倍增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崛起，而经济的崛起又将有力地托起国家的强盛，从而回答了中国几千年、世界几千年所有强国面临的问题。当然，魔鬼在细节里面。关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捍卫秘密，如何避免技术的流失，如何完善对相关民营企业的严格管理；如何避免西方那种高成本的强军道路（因为私人资本是要利润的），坚持中国的低成本强军道路；许多人为了国家的强盛而甘愿默默奉献一生，在引入民间资本的利润动机以后，如何避免利润冲动对伟大奉献精神的冲击；等等。

随着国家实力的大幅消耗，美国开始挑战“契约精神”。美国面临全球治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检讨霸权战略的那些弊端，反而开始在国际治理中实施更严重的单边主义，要全球体系接受“美国优先”。为了缓解国内短期的经济压力，这种单边主义刚刚开始。在美国内部经济的压力下，在综合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还可能继续抬头。它可能给美国的国际信用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怀疑美国的“契约精神”，摧毁国际体系赖以建立的“契约精神”。

在单极世界里面，美国精英把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用到了极致。功能主义比较淡化国家和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强调全球和区域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某种主权就会被跨国界的经济或政府组织取代。这是同实用主义地缘政治学说相矛盾的，不过它同新自由主义是合拍的。功能主义淡化国家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的作用。美国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推动功能主义，不是偶然的。功能主义在某些领域某些区域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世贸组织，比如欧盟。它的效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国家是否平等。在单极世界的格局下，美国过去几十年用功能主义去整合其他国家，而用实用主义坚持自己的支配地位。整合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单极权力，完全不承认国家的平等，不遵守共同制订的某些规则，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极大地消耗着美国的国力，包括软实力，甚至在传统盟友间也出现许多不小的矛盾。就软实力而言，美国在国际上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作废了许多国际条约，让人们对美国“契约精神”有所怀疑。而功能主义的基础就是“契约精神”。如果这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开始怀疑美国的“契约精神”，那么人们对同美国发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契约”的效力或信任就会大打折扣。越来越少的国家会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放在同美国的“契约”上，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盟友怀疑同美国的“契约”会变成白条，怀疑它们的真实价值及其对美国的约束力。人们会问，“契约”是不是一种不对称的约束——它仅仅单方面捆绑我的手脚？总之，人们不再幼稚，会把自己的命运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存“契约”维护的现有世界秩序，总体上是维护帝国利益的。对“契约”的怀疑，有利于崛起中的国家。

摧毁国际体系中的这个“契约精神”并不利于美国。这个世界秩序曾经带给美国极大的国家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优势。

战略利益很多：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把所有可能的战争和对手限制在离国土遥远的地方；控制几乎所有的海上通道；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有盟友和代理人；在几乎所有对手和潜在对手的国家里都有直接或间接资助、培养的人士，这些人士或公开或潜在反对对手国意识形态或利益。

经济利益就更多了，如果没有美国的全球霸权，没有美国在全世界剪羊毛，美国可能衰落得更快。经济利益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好处就是美元霸权。除了“9·11”以外，美国把所有的潜在对手都堵在遥远的地方，所有的战火都烧不到自己，美国周边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和敌对的国家（因为在过去200多年里它通过战争和谈判在北美消除了所有的对手），美国周围没有其他核国家。这样，美国给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造成一个印象：美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安全天堂。这个军事上的“安全天堂”是美元霸权真正的霸气和真正的支撑力。一旦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大量的避险投资和热钱就会变成美元流入美国。美国的政治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曾经有位美国前总统讲过大致这样的话：我们的军舰飞机遍及全世界，带给我们无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冷战以后，美国每一次剪羊毛都伴随着在世界其他地方制造地缘政治冲突或经济风险，彰显美国“安全天堂”的角色，吸纳大量避险资金。

以此反观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记得在钓鱼岛有事时，有经济学家提出，钓鱼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不争也罢。这种看法大谬。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世界许多企业的投资目的地，是世界许多企业的市场，中国还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中国连自己的国土都捍卫不了，谁会相信中国是安全的投资目的地、安全的市场？谁会来做长期投资？谁会来建立长期的产业配置？谁会把中国当作长期的市场来开发？最关键的是，谁会把人民币当成安全货币？印度在西藏的入侵也是这样。而且，如果我们容忍日本拥有钓鱼岛或印度入侵西藏，别人就会在香港、台湾、南海，甚至新疆等地到处挑战，中国将没有一个比较安稳的、和平的环境。中国通过朝鲜战争和对印自卫反击战赢得的和平环境将面临极大挑战，不仅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前景会受到影响，而且中国的发展进程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同中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巨大的战略安全是分不开的。哪一个投资者愿意大规模投资具有高度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的地方？地缘政治安全是最重要的战略遗产之一。

美国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美国打造的这个世界秩序，却由于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而难以支撑。这个世界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试图打破这个世界秩序。这个貌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是国内经济矛盾的表现。它需要寻求外部的突破口，把国内的经济危机通过这个口子，转移到其他国家，甚至盟友。美国能解决贫富悬殊吗？在现有政经结构下不可能。美国能改变现有政经结构吗？不可能。美国能依靠自己的变革改变金融过剩、经济空心化问题吗？不可能。美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变革改变债务问题吗？不可能。所以，就要眼睛向外。比如，要钱，要市场，要剪羊毛，要就业，要持续的技术领先，要制造业，要债务出路，要金融扩张，等等，甚至要限制潜在战略对手。它要破局。所以，它其实是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挑战和重新安排以自己霸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心就是“美国优先”的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地缘关系的调整。为此，它不愿意受现有契约的束缚，搞实用主义，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惜摧毁。千万要注意：它不是退却，是想退一步进三步。如果它调整成功了，世界秩序做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调整，它就会进三步。它能成功吗？

美国的地缘政治难题

经济方面，我们在后面讨论。从地缘政治看，至少有四个重要方面使美国很难有较大作为。

同传统盟友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总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带来西方经济严重的困难。国内的经济矛盾，导致了盟友间的利益矛盾，这种利益矛盾逐步演变成政治的、外交的矛盾，甚至影响到许多条约和框架。国内经济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被力图转嫁给盟友。这种矛盾的广度和深度是过去几十年所没有过的。这种传统的盟友关系，是单极世界的国际基础。这种矛盾肯定会给当今西方体系带来许多过去未曾预料到的影响，给单极霸权带来新的问题，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稀有的战略窗口。当然，我们不要夸大这种矛盾。西方体系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有长久的共同传统。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矛盾是难以避免的。

同俄罗斯的矛盾。俄罗斯并不想挑战美国的地位，而且希望整合进欧洲的核心，希望从里斯本到海参崴消除历史的分裂和隔阂，建立一个平等的、彼此尊重的、有许多区域中心的新欧洲。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定下来了。而俄罗斯希望成为这个“大欧洲”（Greater Europe）的一个中心，一个重要的核心部位。这曾经是苏联和西方缓和与和解的基础。它反映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上。构建这种“大欧洲”是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再到当今俄罗斯的一个战略。它也是当年西方说服戈尔巴乔夫允许东西德统一和解散华沙条约的承诺。苏联率先履行了协议，但却解体了。当对手已经倒下以后，美国无视“契约精神”，收回了当年对对手的承诺，如同收回一张白条。苏联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战略对手之间，国际条约必须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幻想。条约的履行必须是双方同步的，否则，就必须选择做最后履行条约的那个人。

在美国一部分精英主导下，西方改变了战略，开始以欧盟和北约为基础向东扩张，而且希望肢解俄罗斯。有人提出了更宽的欧洲（Wider Europe）。在这个欧洲里面，俄罗斯最多是在经济上作为西方的市场和能源提供者被某种程度地整合，而政治上将永远被边缘化。俄罗斯的被背叛感有多严重？不仅如此，西方还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刺激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建到了俄罗斯的大门口。俄罗斯也是隐忍了许多年，终于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把北约东扩暂时遏制住了。

有人认为，如果“大欧洲”实现了，俄罗斯同欧洲的传统界限和敌对消失了，美国在欧洲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其实，俄罗斯没有单纯地想依靠自己目前的实力挑战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且，“大欧洲”, 《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国是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如果美国在冷战后兑现自己开出的支票，今天的欧洲和世界局势可能更有利于美国。不过，欧洲同俄罗斯整合以后，美国在欧洲的作用会下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这样叫板也牵扯了美国巨大的战略资源。这是美国在俄罗斯战略上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将长期存在，而且随着俄罗斯的恢复而难度更高。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既没有摆平俄罗斯，也没有摆平欧洲。

俄罗斯也有难处。虽然某些西方精英不承认俄罗斯在文化上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俄罗斯精英认为自己就是欧洲的一分子，是欧洲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同欧洲的整合，建立“大欧洲”，依然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这个传统始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整合东欧），再到勃列日涅夫《赫尔辛基协议》，然后到戈尔巴乔夫（全面投降，以消灭自己的方式实现欧洲的整合），直到今天，整合欧洲依然是俄罗斯的梦想。记得普京作为代总统第一次会见欧洲领导人的时候，就表达了融入欧洲的战略意愿。当然，他是想按照俄罗斯的方式塑造这个“大欧洲”。这也是俄罗斯面临的两难境地。总之，可以预期，俄罗斯将会长期把欧洲整合当成主要的战略目标，然而道路艰辛，面临战略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同俄罗斯在战略上的碰撞不大，战略合作潜能很多，合作的边界也比较明显。欧洲、俄罗斯、美国的这种三角恋爱关系，为中国的亚洲和全球布局留下较大的挥洒空间。

对俄罗斯的“大欧洲”想法，美国有一部分人是永远不会放心的，也不会乐见其成。美国有人想同俄罗斯缓和关系，有人想继续对俄罗斯来硬的。在有些美国人眼中，欧洲就是美国的自留地。这就必然牵扯美国巨大的战略资源。

在亚洲。习主席讲过，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可是，美国有些人不太愿意承认中国在自己邻近甚至自己的领海内的国家利益和发展利益。在东亚、钓鱼岛、台湾、南海和其他地方，直接间接要同中国扳手腕，不太愿意承认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其实，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自然会有自己的发展利益和影响范围，是不会受其他国家意志转移的。有些人不明白顺势而为的道理，不明白如果乐见其成，中美会有更大的战略合作空间。

为什么美国要在中国南海和东亚牵扯那么多的战略力量呢？其实，背后还是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博取这些利益的问题。美国在东亚和南海得手越多，甚至不用得手，只要制造的麻烦越多，它手中的筹码就越多，向中国的要价就越高，对中国的牵制就越多。它既可以利用它向中国讨要经济利益的巨大让步，比如市场开放、金融开放等等，也可以讨要其他战略利益，还可以限制中国在这些区域或依托这些区域获得战略利益。

以朝鲜为例。我们支持半岛无核化。朝鲜没有战略纵深，不会选择使用核武和主动挑衅，因为那是自杀。最大可能就是一种生存手段，一种自保，一种提高筹码的方式，一种凝聚民心的方式。这种自保的压力来自哪里？来自有些强国动不动就要改变别人政府的战略做法。其实，解决朝核的最佳时机是克林顿时期。后来小布什、奥巴马不断施压。冷战前，为了同中国一起抗衡苏联，美国说在韩国和东北亚驻军是为了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为了在亚洲对苏联施压。冷战以后，按说美国在东北亚军事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了。但是，一方面，美国其实在重新武装日本，另一方面，朝鲜问题制造出来了，不仅让美国有了理由，而且反而还加强了军事存在。这些军事存在究竟针对谁呢？朝鲜问题的根子在谁，谁是设计者、受益者，最终的战略目标是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看看，朝核问题以来，谁因此加强了在东亚的存在。而且，美国离朝鲜那么远，不像中国。它感到游刃有余，一切都在掌握中。从历史上看，美国对这一类局面的确得心应手，在行得很。一直玩下去，可以继续在韩国、日本驻军，可以继续控制韩国、日本，可以继续让东北亚三国矛盾重重，可以继续加强军事存在。东北亚战略游戏的关键是美国。但是，意外出现了，朝鲜真的有了核武，还可以威胁美国本土，美国才真正着急了。

朝鲜问题有几个可能。

（1）一个可能就是，按有些人单方面的愿望解决朝鲜问题，那么美国为朝鲜准备的那些饭菜难道就会撤走？不会的，很可能就会摆在中国面前，要中国吞下去。美国为朝鲜动用了多少军事和地缘政治资源？朝鲜问题按美国的方式解决以后，这些资源会不会从亚洲撤走？概率很低。那这些资源会闲置吗？也不会。极大的可能就是，它腾出手来，把那些资源集中起来对付中国。解决了朝鲜问题，萨德也不会撤走，美国的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也不会减弱或退出，反而会得到加强。从这个角度长远地看，朝鲜战略是不是项庄之剑和沛公的关系？当然，这个判断的前提是要对美国亚洲战略和对中国战略做一个基本判断，朝鲜问题可能需要放在这个基本判断的框架之内。如果根据美国在南海，在东亚，在同日本、越南和我国台湾等关系中展现的实际行动，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美国要帮助中国的崛起，或者对华崛起会乐观其成，那我们对朝鲜问题就必须做出相应判断。否则，就要考虑那些饭菜的出路了。我们知道，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是针对谁的？朝核问题和亚洲再平衡有没有联系？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极大的战略定力和远见。

（2）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有人把朝鲜变成另一个越南，甚至另一个民主德国，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是什么？更坏的可能是，中国能容许鸭绿江成为战略边界吗？中国能容忍萨德和对准中国的核武器放在离鸭绿江很近的地方吗？如果发生了，那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与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广大国土的安全，对整个中国的安全格局将会有多么巨大的改变？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就是别人狮子大开口索取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时候了。如果鸭绿江成了我们的军事边界，那肯定会牵扯巨大的战略力量，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统一台湾。

（3）再一种可能就是朝鲜问题被无限期拖下去。谈多久对中国似乎没有太大的战略牵制。什么时候解决都不会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在保证不战、不乱、不核这个主张的前提下，考虑美国本土的安全需要和朝鲜的生存要求，鼓励和推动谈判。

（4）当年苏联放弃民主德国和东欧的故事，实在让人记忆犹新。如果西方有人想复制的话，那可真是踢到铜墙铁壁上了。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朝鲜问题上的成本效用推算。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把中国的战略边界，把美国的核武器和萨德都顶到了三八线以南，中国为此支付必要的政治经济成本是不是应该的。朝鲜问题和中国安全在战略利益上有许多重叠。在朝核问题上，也许有人会威胁让日本和台湾方面拥有核武。这个被中国顶了回去。美国是绝对不会让日本拥有核武的。日本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美国的准殖民地。日本有了核武，就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伞了，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调整是迟早的事情。而且，美国怎么能保证，日本在未来漫长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利用核武同美国叫板呢？美国不会允许日本拥有核武。但是，日本有没有核武对中国的安全格局没有质的变化。美国不是早就在日本部署了核武器吗？对台湾，中国要立足于早统一，而且，只要台湾涉核就启动统一进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没得商量。由于美国同传统盟友的矛盾，如果采取极端战略的话，可能连那些盟友都会反对。况且，朝鲜有了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思路是坚持朝鲜无核，坚持和平处理的方式。这是符合六方利益的。恰当处理好朝鲜问题可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妥善处理朝鲜问题，符合中国、美国和朝鲜的利益，符合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实朝鲜问题是美国的问题，因为中国不会把它变成中国的问题，更不会把朝鲜变成中国的敌人。所以，美国需要改变它的立场和方式。

还有就是中东和反恐。有人指出，反恐越反越多。这是为什么？一个天下第一的帝国，面临一个没有国土、没有政府的敌人，本来就是用拳头打跳蚤，尤其需要许多区域的权力配合，需要许多指头的配合。在9·11以后，美国提出反恐战争是及时的，但如何进行则应当有诸多考量。比如，就有人认为，如果当年同塔利班政府谈判，也许能让他们交出本·拉登。那可能是成本最低、战略效果最好的方法。然而，美国不要谈判，出手一拳砸在塔利班头上。后果就是，桌子打烂了，目标从指缝中跑了。美国为此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美国有些人，为了控制中东的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同时为了维护石油美元的战略安排，随便找了几个后来被证明是误导的原因，几巴掌把中东某些国家给打烂了，大量的人道灾难、大面积的权力和政治真空，导致某些恐怖势力的蔓延。反恐变成一场持久战，可能会继续成为持久战。在中东战略上，在欧洲整合问题上，可以说它还导致了传统盟友土耳其的不满和抗拒，俄罗斯趁机止损，叙利亚政府基本渡过危机，伊朗的影响增加。这都是美国不想看到的。

综合上面四点，美国很难有多大作为。这个全球全面出击的战略，虽然极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却极度推动了富有阶层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财富。国力的衰退，经济的疲软，政府债务的攀升，中下层的贫困，中小企业的困境，伴随而生的是富有阶层财富的爆炸性增长。

美国需要改革。美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和国内种种危机，很难支撑美国这种四面出击、效果不彰的战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在衰落。美国依然是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帝国。然而，它的影子已经在西风残照下变得越来越长了。只有罗斯福那种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才能延缓美国衰落的历史进程。在精英集中财富和权力的时候，只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巨大的危机，才能使精英接受那种局部割舍自身利益的改革。这个危机感的窗口，历史的手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曾经短暂地打开过。然而，精英阶层没有接受历史的礼物。在他们为自己利益而争斗的时候，历史迅速地把这扇窗给关上了。

中国的战略敏感期

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希望在全球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n America），宣称美国在军事上可以应对所有强权的共同挑战。但是，帝国的衰落不是冰山融化。在人类历史上，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的衰落是一个非常动荡的过程。有些帝国依靠吸吮他国而强大，到最后不得不依靠吸吮自身而生存，那种阵痛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动荡和武力是可以想象的。历史上有些帝国在发现了帝国战略带来的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以后，不仅没有脱下征伐的皮靴，反而不得不继续沉溺于扩张的冲动中。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的衰落都是一个漫长的衰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主动收缩，反而是主动出击，就像一台自动机器，虽然它的部件在脱落，它的引擎在冒烟，但是，它却依然受到预先编好的程序驱使，给世界带来长久而巨大的冲击。在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双重困扰下，世界将面临一个长期的不确定时期。其实，如果美国适当收缩，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承认中国崛起带来的天然权力和利益范围，调整心态，正确面对“适当的衰退”，解决好国内的种种矛盾，美国的衰退过程可能会延缓一些。中美两国的合作和平是未来一段时间世界和平的关键。美国和中国最好是相互承认彼此的利益。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可以扶着这个身披重铠的老迈帝国走进多极的现实。我们期待，世界体系的转型，是一个和平的转型。

这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窗口，也是一个高风险的战略时期；是经营南海、台湾、东亚、西藏边疆，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窗口期，也是别人千方百计设置陷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一定要竭尽所有的力量发展经济，在10年左右成为最大的、最有实体经济能力的经济体，应对任何“不可预期的”地缘政治挑战。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压力感、时不我待感。世界并不太平。

在国际治理体系上，中国在理论和战略上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回答。同霸权战略不同，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在坚定捍卫主权和安全的同时，还向全世界明确宣布要坚定捍卫“发展利益”，更加清楚明确宽窄适度地界定了我们的战略利益，毫不含糊地声明了中国的战略边界；“一带一路”倡议，是几千年丝绸之路的现代化表达，是中国版世界模式的最初线条；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展现了担纲者非常清醒的战略眼光和不可动摇的决心意志，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安全基础。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明确界定的战略边界，世界模式的中国版本，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是复兴中的中国对这个不太平世界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