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一 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黄金十五年

人口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起步（20世纪20～30年代）、发展（20世纪50～60年代初）、膨胀（20世纪70～90年代中期）、调整（1996年以后）四个阶段。而其中人口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膨胀阶段即其与中国人口问题相伴随发展的辉煌阶段，为此，本节对这一阶段进行一个客观展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问题的紧迫性促使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得以复兴。1974年，当时全国第一个正式的专门从事于人口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标志着人口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起步，其中中国人民大学（自1981年开始）和复旦大学（自1984年开始）率先在全国招收人口学本科专业（翟振武等，2003）。这之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和扶持下，国内的人口科研机构纷纷建立，研究单位数量急剧增多，它们在承担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从本科到博士的人口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其高质量的数据解开了所谓“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之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之前的近代中国人口数据相对其他许多国家较为贫乏），随后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全国千分之二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七省二市深入生育调查等全国或地方性调查提供了大量内容丰富的人口数据，促进了人口学学科的发展（曾毅等，2011: 1）。

这里有必要提及，自1980年开始，联合国人口基金展开了对中国人口学研究及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长达15年的全方位、多层面的援助，其当时仅在中国的高校系统就选取了22个人口科研机构作为受援单位。为了支持这些研究机构更好地开展人口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UNFPA推出了诸多扶持计划，通过资助国内中青年人口学专业教师或者通过提供出国留学攻读人口学硕士/博士学位、以专家出国考察访问机会的形式，使他们开始直接触摸到国际人口学发展的脉搏，及时了解到国际人口学界的最新学术动态，并在人口学发展较早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现代人口学理论和方法，遗憾的是出国攻读学位而学成回国的学者并不多。此外，UNFPA还资助这些中国大学的人口科研机构开展人口学教学、研究与培训。这些措施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的人口科研活动，使人口学迅速成长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及时打开了中国人口学界通向世界的大门，使中国的人口科学研究加快了追赶学科前沿的步伐，并在20世纪的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人口学学科在中国兴旺发展的高潮时期，人口学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发展最快的学科（邬沧萍，2006a）。

在此，本书回到教育学视角下的学科定义，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学学科的黄金十五年。美国教育学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中认为，学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国内的教育学学者，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及学问研究的角度将学科的含义界定为：学科是“学界的组织”或“学术的组织”，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即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机构（宣勇，2002；郭石明，2004）。而学科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持续的建设，这包括学科知识、学科活动和学科组织的建设三个方面。学科的建设，无论是学科知识的建设还是学科活动的建设，都是靠学科中的人的组织形态实现的。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形态上来说，最终要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组织形态上来说，最终要形成学科队伍，并以学科发展的组织形式体现出来（孙绵涛、朱晓黎，2007）。因此，学科建设的水平最终要反映在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服务社会的效能上。学科水平或学科建设水平具有层次性。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依赖高层次的学科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但又反过来也促进学科水平或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学科水平的层次和人才培养的层次是相互作用的（陆军、宋筱平、陆叔云，2004）。教育学视角下一般学科定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见表1-2。

表1-2 教育学视角下一般学科定义的基本理论框架

当这种实践社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学科的组成要素初步成型，学术水平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学科功能上初步具有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学科临界规模形成，也标志着学科组织正式形成（宣勇、张金福，2007）。从上述关于学科的标准教育学视角下的定义及人口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15年在教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方面的突出贡献来看，那个时期无疑是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 中国人口学学科的萎缩

反观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构建的迹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是相当受重视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给予了很多资助，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研究经费。一些政府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大学都设有人口研究机构或系科。那时人口学在中国比较受重视是因为它能够给政府人口控制政策提供决策咨询，意识形态上也不会偏离方向。不过90年代中期后，政府的支持力度似乎有些减小，联合国人口基金迫于某些方面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对中国人口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1995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结束了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人口学培训与研究项目的援助，这给大学的人口学教学、研究与培训项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翟振武等，2003），使得中国的人口学科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一些学校的人口研究部门也因此而萎缩。

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人才的需求发生变化，为企业服务、为经济服务和市场需求量大的学科，如金融、贸易、法律、工商管理等，在充足资金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但是，为社会服务、为政府服务和与“钱”关系比较远的很多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等，包括人口学，其生存和发展都成了问题。人口学领域研究课题和经费大幅萎缩，不少人口研究机构“无米下锅”，被迫撤销。很多专业研究人员因此“下海”和转行进而流失（翟振武，2000）。但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口学学科开始萎缩以来，中国学者们对于人口学科的重新发展建言颇多，有影响力的人口学者基本都发声于关注人口学科发展，并著成专论文章或是专著（郝虹生、陈功，1998；郑晓瑛，2005；翟振武，2000；田雪原，2002；吴忠观、刘家强，2002；翟振武，2007；叶文振、石红梅、陆洋，2009；邬沧萍，2002、2006a）。

学界有种观点是人口学将会消融到一些实用科学领域中去，在那里，一些有能力并对人口学抱实用取向的学者，将在各领域内与该领域专家发展针对该领域的人口学方法，这种情况与20世纪以前很多学科，比如统计学的发展情况相似（翟振武，2007）。在当时，发展统计学方法的人都不以为自己是统计学家，他们对自己领域中出现的数据分析问题很有兴趣，并常以结合自己专业领域的方式去研究它，高尔登、威尔登和卡尔·皮尔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而中国人口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田雪原教授（2002）则认为正规的人口学必须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如果人口学本身不能获得相应的巩固和发展，一味强调它的边缘和交叉性质，就有可能被“边缘化”——被其他学科吸纳和归并，失去人口学的本来意义。

三 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再发展

受到政府的影响，中国的人口学极为关注人口政策研究，目的就是给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总的来看，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受政府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学者是在政府的指导之下来构建人口学这门学科的。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受美国的影响也较大，目前学术界非常看重量化的实证研究，但是对美国人口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发展，尤其是理论上的发展似乎还没有太多关注。这种过于强调人口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缺少坚实理论基础的现象在今后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不过目前在没有最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学科特色（吴凯、陈友华，2009）。

人口学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如何相互影响。研究人口与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影响的过程被看作提高人口学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定性研究方法被当作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由此，人口学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口学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展。要提高人口学的地位，首先要跳出传统人口学的研究范围，不能只是研究一些人口现象本身，还要研究社会因素对人口内在变化的决定作用，以及人口内在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尽管一些学科在研究自己的问题时也会涉及一些具体的人口现象，目前还没有哪个学科在以人口现象为中心的同时，对这种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正是这种研究使人口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学科地位。

目前在中国，人口学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一起成为社会学的四大组成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人口学研究课题多和社会学、社会管理、社区工作、地理学、公共管理等密切相关。截至2016年，全国有36所高校、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招收人口学硕士研究生，其中32所含博士学位点，24所为“211”及以上重点大学（含14所“985”高校）。人口学是一门相对具备发展潜力的社会学科，有着不断革新的相对前沿的社会研究方法，注重定性研究的同时注重定量研究，注重当前人口数量而且注重过去及未来人口数量，既注重中国人口发展状态又注重国外人口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难度大，社会需求量大。这说明社会管理、社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人口学的合作，和谐社会的建设、人文环境的改善都离不开对人的数量和素质的研究。如果对人、对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的变化心中无数，就无法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研究。人口学学科的发展，不单需要建立具体的知识架构，还要那些从事该专业的人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把这些知识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清晰的图景，获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世界著名人口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内森·凯菲茨（Nathan Keyfitz）教授1993年11月在奥地利发表演讲强调，人口科学研究要联系实际，要多学科交叉，成果应易为政策制定与执行者及社会公众所读懂（张纯元，1996）。

我们也能看到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比如，基于人口学发展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将原来的人口经济学扩展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它不仅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整合，也是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与时俱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另一个基于人口学发展出的专业就是老年学，其标志是老年学博士点的建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老年学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经过多年的呼吁，教育部学位办终于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正式的老年学博士点，开始了老年学正规教育的时期。随后，许多学校也陆续在博士或硕士层次上开设了老年学专业方向的教学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地域差距极大，人口状况千差万别，人口问题更是复杂多样。实践呼唤理论，实践呼唤人口科学的发展。正是这种复杂的人口国情，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学没有理由不出经典巨著，没有理由不出大师级人物，没有理由不站在国际人口学学术前沿（翟振武，2007）。

西方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多元化是指人口科学的发展从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一元化逐渐向人口经济学、社会人口学等交叉学科的多元化方向发展。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学科体系的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最活跃的学科研究之一。其中，人口经济学作为人口学分支学科最引人注目。日本学者大渊宽等人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经济论》，随后大渊宽和森冈仁于1981年又出版了《经济人口学》，这两部学术专著在确立经济人口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建立完整体系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社会人口学、历史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起来。而中国除了人口学、历史人口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学科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外，人口经济学、社会人口学、数理人口学和人口地理学等学科与日趋成熟的西方相应学科的理论体系相比尚有差距，而地域人口学、生物人口学、生态人口学、政治人口学和家庭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中国学者应大胆借鉴西方某些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既善于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实际经验和先进的理论研究，又敢于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提出质疑，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扩大人口学科体系的研究领域（李仲生，2006）。可喜的是，目前人口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初步显现出一些特色。①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中国的一些重点高校或研究机构，将人口学前沿的科研与当下的教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和相关拓展，比如，作为国家重要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除了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外，还立足于人口学学科体系积极培训人才，面向国内外招收、培养人口学、劳动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及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学院立足于人口学学科平台，在博士层面设有人口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老年学博士学位点，在本科教学层面则专门设立人口与社会管理方向的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②科研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各人口研究和教学机构有许多教员兼任国家相关部委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和学术顾问。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教授受聘出任国家科技部“中国出生缺陷综合干预工程”首席科学家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中国人口出生缺陷的遗传与环境可控性研究”首席科学家。③开展人口研究，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注重其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应用研究。实现本系统上下联动与各部门单位之间互相联动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专业人员与兼职人员相结合——参与人口课题研究的人员有专家，也有相关部门和基层的实际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