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社会决定论

——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

通常情况下，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以“社会结构”或“结构”为基础的科学。但斯韦尔（William H. Sewell）指出，“结构”概念隐含着三大问题。第一，具有忽视主体性的倾向。也就是说，结构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并“巧妙地将行动者解读成被程序化了的木偶”。第二，无法把握结构自身的“变动”。由于结构概念通常以“安定性”，即“不变”为前提，所以它比较适合于解释社会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形式，而无法说明结构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化。它经常不得不把此类变化归咎于诸如“历史原因”“崩溃”或“外在影响”等外部因素。第三，无法确定“结构”究竟应该作为一个“物质性”概念，还是作为一个“精神”或“文化”概念来加以理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结构由什么所组成”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人类学家通常习惯于将“结构”理解成“柔软的”和“精神性的”（mental）构成物，而社会学家则经常将“结构”视为一种“坚硬的”（hard）和“物质性的”（material）组成。也就是说，与前者喜欢将结构视为一个“文化”概念，并从“符号论和视觉”的角度来加以把握所不同的是，后者具有把“结构”和“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

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实现“主体性回归”和“结构的变动可能性”，社会学家作了不懈努力。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强调“规则（rules）与资源（resources）”之间关系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不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主要以“图式（schemas）与资源（resources）”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制约关系为特征。在此，“图式”意指“精神性结构”（mental structure），而“资源”则被解读为“物质世界”（the world of objects）。布迪厄在他的“卡比尔族”研究中，曾提及文化层面的二元对立，如高—低、男—女、火—水、明—暗，并认为“家庭内部的所有行为都要受到这些对立的支配”。显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以“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基本特征的。

构成物质（objects）世界的精神结构，在以相同的“精神”结构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物质世界中通过实践而形成。产生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并不是作为与客体进行决战的主体性而诞生的。也就是说，客观世界是由通过把精神纳入那些“产物”的结构这一方式而被结构化的对象化操作的产物所形成的。精神是物质世界的隐喻，与物质世界本身形成一个无休止地相互反应的循环。

在此，布迪厄超越了主体—客体对立图式并确立了以“物质（资源）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概念。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克服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内的社会决定论倾向，布迪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在许多经验研究中具体探讨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还力图通过“惯习”“场域”等概念装置来实现“主体性回归”和“结构的变动可能性”。

但尽管如此，布迪厄仍然不时被看作一个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结构主义者。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之所以备受争议，显然和众多学者对其核心概念“文化资本”的批判是分不开的。“文化资本”由于被视为一个静态和僵硬的、具有强烈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概念而受到广泛的批评。日本社会学家内田隆三甚至认为“文化资本”概念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败笔。但笔者认为，尽管“文化资本”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一面，但也绝非如其批评者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静止和僵硬的、仅仅体现社会决定作用的实体性概念。相反，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同时理解行动者具有“形塑结构的作用”并能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从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以及作为行动者扩大再生产手段的“隐蔽”功能三个不同方面，着重探讨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形塑结构作用”的分析框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