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代国子监刻书

在雕版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之前，国子学的教学用书大多是靠手工抄写的（此外也有少量拓本），不免错漏百出。为了规范教材的使用，一般是通过刊刻石经的方法，把儒家经典的整部著作写刻在石碑上，供人抄写传读，起到校正经义文字的作用。《后汉书·蔡邕传》记载：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为我国石刻经书之始，也成为校勘经书的底本依据。后世不断仿效此法，如魏正始年间刊刻的三体石经（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书体镌石）、唐开成郑覃石经（楷书写就）、五代后蜀石经、宋仁宗至和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石经等。

唐代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后，最初印制佛经、历书最多，字书及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杂书次之。这说明唐代还处于雕版印刷的初创阶段，印刷能力还非常有限，优先印刷的往往是那些需求量大的图书。直至唐代晚期，才始见零星诗赋的刻印。为了规范儒家经典的内容，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针对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命国子祭酒孔颖达领衔，名儒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等人辅助，国子司业助教、太学博士、助教以及司门博士助教等二十余人参加编写《五经》义疏，经过两年的努力，于贞观十四年（640年）编成《五经》义疏180卷，太宗亲自定名为《五经正义》，交由国子监作为试用的教材。此后继续修订，终于在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在唐代初期雕版印刷远未普及的情况下，这种颁行方式只能是写本形式，而不可能是雕版印刷形式。

五代是1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在短短53年时间里，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代更迭；南方吴、吴越、前蜀、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十国并存。这种混乱割据的局面造成了战火连年、民生凋敝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极大混乱。国子监刻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首开了我国官方刻印儒家经典的先河。国子监开始刻书的原因有二：一是雕版印刷技术自唐发明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普及，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二是当时统治者需要用一种规范来统一和约束人们混乱的思想，刻书便成了一种首选的手段。

（一）刻书经过概述

五代国子监刻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监本群经的雕镌

《五代会要》记载：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省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颁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汉乾祐元年（948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监本群经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雕，经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六年（956年）结束，共历四朝七帝二十五年。这项漫长的工作是由冯道组织国子监完成的。所依据的底本是西京的石经本。所谓西京石经，指的就是唐“开成石经”。参与的人员主要有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马缟等人。先由擅长某经的儒徒依“开成石经”录出，经过初校的底本，再次进行精校细勘，然后在国子监中选拔擅长书法的人，以端楷写出样本，上版雕印，并且规定每天雕印五纸的定额，如数完成者可得到奖励。

后唐的历史仅仅十四年，到公元936年即为后晋取代。后晋的历史更短，前后仅有十年，又被后汉取代。而后汉历时只有四年，又被后周推翻。这种朝代的更替，势必对于这次群经的雕刻事业造成影响。正因为此，到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距这项工作的开始已经有十六年，国子监仍奏还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版，欲集学官考校雕造，可见进展还是很缓慢的。所幸冯道、田敏等人都不是仅在一朝为官，才使得这项事业没有中断下来，到后周广顺六年（956年），十二经全部刻完。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先事后唐，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丞相等职；再事后晋，任太尉；又事后汉，任太傅、太师；后周时，再任太师，兼中书令。“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现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尽管后人对冯道这种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人生态度多有非议，但他对于五代的国子监刻书事业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五代这次刻印群经是我国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开雕，也是雕版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方阶层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不仅使印书范围由唐代的杂书上升到经典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它大大提高了雕版印刷术的地位，是我国印刷史上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的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和流布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2．《经典释文》的刻印

《五代会要》载：

 

显德二年（955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又王应麟《玉海·艺文》：

 

唐陆德明《释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忠恕定《古文尚书》并《释文》），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

 

监本群经印成以后，刻印解释群经音义的《经典释文》也就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监本《经典释文》自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开始雕印，至显德六年（959年）雕成，历时五年。至此，五代监本群经及解释群经音义的《经典释文》全部刻印完毕，可谓善始善终。

（二）底本及校勘

王国维认为：“监本《九经》虽依唐石经文字，然唐石经专刊经文，监本则兼经注。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如《周易》前题‘王弼注’……《尔雅》题‘郭璞注’。又注家略例，序文无不载入，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古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监本反是，虽兼经注，非径以经注本上板，乃用石经经文，而取经注本之注以加之，故长兴三年敕云：‘编注石经’。《会要》云：‘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则其渊源编写，可得而知。然监本经文虽依石经，亦非无所校定，如《礼记》不以《月令》为首，《尚书》‘若网在纲’改为‘若纲在网’，显与石经本殊异。”这就是说，五代监本的底本并非完全依照唐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只有经文，没有注文，五代监本则经、注兼备，其注文是依据前代“经注本之注以加之”，就是西京开成石经的经文，五代监本亦有改窜之处。

谈到五代监本的底本问题，还有一个与蜀本九经谁先谁后的问题。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另据王明清《挥麈录》：“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鹗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按照王明清的说法，五代监本是后唐平蜀之后，仿制蜀本《文选》雕镌而成，却没有明言蜀本九经的刻印时间，因而后人都从王明清说，定为监本也在蜀本九经之后。然而，依王国维的考证：

 

监本《九经》固发端于吴蜀印板文字，然王仲言以为仿蜀毋昭裔《文选》制作，则大不然。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原注：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至广政十六七年（953-954年）尚在相位，仲言谓其相王蜀已非事实，其刊《文选》在相蜀后，不得在长兴之前。又，《通鉴》载昭裔开学馆刻《九经》在广政十六年（原注：即周广顺三年，953年），孔平仲《珩璜新论》亦云“周广顺中，蜀毋昭裔请刻印板《九经》，正田敏《九经》板成之岁，昭裔所刻，当仿其制”（原注：此即蜀大字《九经》，与石经无涉）。

 

与王明清之说正相反，王国维的引证凿凿可据，当为定论。《册府元龟》所载冯道、李愚等奏，固发端于吴蜀印版文字，但并不是发端于毋昭裔的《文选》。既然雕版创始于唐，孟蜀在毋昭裔刻《文选》之前，当然已经有其他印版文字了。

参与五代监本校勘工作的人很多，有据可查的有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屯、国子司业樊伦、赵铢，国子监《礼记》博士聂崇义、兵部尚书张昭、国子监祭酒尹拙及郭忠恕等人。

五代群经监本的校勘是非常精审的。据《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五代会要》和《册府元龟》卷六〇八的记载，五代监本在刊刻之前，先将开成石经抄出校勘，校勘人员又皆为所业专经之士；初步校勘之后，又设详勘官五人，皆当时有名学者，校勘后实无讹误，乃召选能书人端楷写样，付匠雕刻。“校勘既期精审，雕镂又务请能手，故五代官刻九经，为数虽属不多，而校刊之方，可为宋人楷模，洵足重视。”《经典释文》的校勘也是如此，“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由此可见，五代监本的校勘至少是经过两层把关的。

田敏等人二十二年如一日从事群经校勘工作，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政府也给了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曾获赐“缙彩、银器”等，他本人也由屯田员外郎擢升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礼部尚书等职。由此可见，五代历届政府对雕刻群经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监本群经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仍以田敏为例，五代雕印经书，他始终其事，并且是详勘官，但“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有《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世颇非之。”所以到了北宋淳化年间再次校刻经书时，“上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可见田敏主持校刻的九经，因“独见自任”,“好为穿凿”，也出了不少错误，致使到北宋时连经书上所镌刻的他的头衔都被删除了。他主持校刻九经，始终其事，有创始之功，但校勘过程中穿凿妄改，也是不容忽视的缺点。

（三）写官及刻工

五代监本是官方雕印群经的首创，在整个雕印过程中都抱着一种相当审慎的态度。雕版的书写是由擅长书法的官员来完成的，而不是招募民间书写匠人来做，这就是一个明证。据宋人赵明诚《金石录》载：“右《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鹗，五代时仕为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王明清《挥麈录》也载：“明清家有鹗书《五经》印本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又据洪迈《容斋续笔·周蜀九经》载：“《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礼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玉海·艺文》也称：“唐陆德明《释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忠恕定《古文尚书》并《释文》）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中也考证：“至《二礼》、《二传》刊于周初者，则《周礼》、《公羊》皆郭嵠书。《仪礼》、《谷梁》虽不详书人姓名，然以前事例之，疑亦嵠书。”

由此可知，国子监丞李鹗至少书写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朱延熙写了《经典释文》；郭嵠写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郭忠恕写了《古文尚书》及其《释文》。而且，五代监本的书法多采用楷体字。

五代监本的版页上只记校勘官、写官姓名，不记刻工名，这是五代监本的一大特点，说明当时刻工的社会地位还不高。关于五代监本刻工的情况已无从考证了，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其审慎的态度追求写版的美观，在挑选刻工方面，自然也是精挑细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技术水平。

（四）行款

五代监本流传下来的已经没有了。对于它的行款，只能是根据其他的文献记载来窥探一二了。

 

据日本室町氏所刊《尔雅》（原注：《古佚从书》有复刊本），末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匠李鹗书’一行，其本避南宋讳，当是南渡后重翻五代监本，或翻北宋时递翻之本（原注：观《释草》‘椴，木槿’。注曰：‘日及’，不作‘白及’，是经宋人修改之证）。其书每半叶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与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窃意此乃五代、南北宋监中经注本旧式。他经行款，固不免稍有出入，然大体当与之同（原注：如北宋刊诸经疏，虽每行字数各经不同，然皆半叶十五行）。如吴中黄氏所藏《周礼·秋官》二卷，昭文张氏所藏《礼记》残卷，内府所藏《孟子章句》十四章，皆与李鹗本《尔雅》同一行款，疑亦宋时监本。若翻监中之本，又后来公私刊本，若建大字本、兴国军本、盱江廖氏及相台岳氏本，凡八行十七字本，殆皆渊源于此。

 

由王国维的考证可知，五代监本与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每半页八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这种经注格式为后来的北宋、南宋监本模仿，以至于后来“凡八行十七字本，殆皆渊源于此”。足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五）刻书经费

五代期间，由于政局动荡，形势多变，政府拨给国子监的事业经费还是很有限的。如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909年），国子监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的俸钱中每贯克留十五文，充作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国子监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必须是通过了官方考试的。二年后，国子监又奏，初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修钱二千，及第后要再交光学钱一千。

在事业经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子监仍能致力于长期刻书，实属不易。据《册府元龟》记载：“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考订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由此推知，五代国子监刻书的经费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国家拨款，如诸司公用钱及政事堂厨钱等；二是民间筹款，如接纳及第举人的礼钱等。

（六）发行及社会流传

五代监本的发行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据前文所举《五代会要·经籍》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省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颁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又据《册府元龟》记载：“樊伦为国子司业。太祖广顺末，尚书左丞田敏判国子监，献印板《九经》，书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伦掇拾舛误，讼于执政，又言敏擅用卖书钱千万，请下吏讯诘。枢密使王峻以素闻敏大儒，左右之，密讯其事，构致无状，于其书至今是非未悉。”

从以上所举材料，我们至少可以确知三个情况：一是五代国子监刻书并非只是供国子监生内部使用的，而是“广颁天下”。二是这种广颁天下的形式并非是无偿的，而是有偿的。在冯道的建议下，国子监将校定雕印好了的九经，公开售卖，以补刻书经费之不足。樊伦告田敏挪用国子监“卖书钱千万”，虽后因证据不足，“构致无状”，但可由此见监本的发行收入也是颇可观的。三是民间个人除了购买刻本外，还可以抄写监本，但必须依“所颁敕本”，不得以“杂本”变乱其内容。这说明官方很有版本控制意识，刻意对儒家经典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管理。

五代监本由于校刻精审，广颁天下，因而当时在民间流传很广。据《旧五代史》引《爱日斋丛钞》称：“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世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入宋以后，五代监本还有传本存世，如《挥麈录》载：“明清家有鹗书《五经》印本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容斋随笔·周蜀九经》也载：“予家有旧监本，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书。”只是由于战乱和兵火，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五代监本已经成了凤毛麟角、鲁殿灵光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九经字样》一卷，称：“往宰城南出谒，有持故纸售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946年）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七）刻书知见目录

周易

春秋左氏传

周礼

论语

经典释文

尚书

春秋公羊传

仪礼

孝经

五经字样

诗经

春秋谷梁传

礼记

尔雅

九经字样

（八）刻书特点

五代国子监所刻图书，全部是儒家经义，史书的刊刻还没有开始。刻印经书，最早是受吴蜀的影响，“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从表面上看，刊刻群经确实是为了校正经典文字，使读书人有标准的范本，但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五代十国正是群雄并起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封建割据的统治者格外重视儒家经典在维护自己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因为儒家经典集中反映了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社会越是动荡，这种思想越是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和支持。五代时期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任何一个小朝廷都懂得“王者虽以武攻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道理，因而在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仍能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刻印儒家经典著作。关于史部雕造的问题，《旧五代史》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这里说“人间所有经史”，叙述过于含混，尚不足以证明五代国子监刻印过史书。史书通常篇幅比较长，以五代动荡的政局和有限的财力，恐怕一时难以付梓。

版页上只记校勘官、写官姓名，而不记刻工姓名，也是五代监本的一个特点。五代时，雕版印刷技术与唐代相比虽有了较大发展，但还未达到完全普及的程度，从事刻书工作的工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民间刻书匠人的姓名还不能上经传。从行款来看，五代监本依稀有唐写经的影子，行距疏朗，每半页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