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归来的“英雄”

离开与归来

“1947年，杨钊生于广东惠州西子湖畔，1976年，未满30岁的杨钊来到香港，进入一家制衣厂当杂工。”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杨钊早年情况的很有限的资料。

没有人知道，在1976年，杨钊是怎么到香港的。但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当时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内地农民要到达香港，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渡。在当时，这可是一种叛国行为。

杨钊的出生地惠州，一向是偷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顺德虽离香港还有较远的距离，但也从来不乏偷渡者。编纂于1996年的《顺德县志》对于偷渡的记录语焉不详，既不使用“逃港”，也不说“叛逃”，只说是“偷渡港澳”，而且惜墨如金。即便如此，仍然有迹可循，在“打击刑事犯罪”一节中有如下记录：1954年年初，查获伦教一个有20余人参与的从香港走私货物入境，偷运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出境的团伙犯罪大案。

与改革开放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地想方设法让居民更加方便地来往港澳的情况完全相反，在此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安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想方法设法阻止内地居民去港澳，也不让港澳居民来内地。

据顺德县志》有限的记载，顺德人员违法偷渡港澳或国外，始于1953年，以后逐年增多，1962年达到131宗，486人。1963年起又由农村蔓延到乡镇，还有机关干部和职工也加入其中。为防止偷渡外流，从1962年起，成立收容站，专门收审、教育、遣送偷渡外流人员。到1978年，在仙塘、均安、杏坛都设有收容分站。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如今看来，习仲勋1979年6月20日在惠阳地委反偷渡会议上讲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所谓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分界线，是两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对比线，同时也是内地政治气候的高压线。所谓老大难问题，就在于它首先是一个思想问题和观念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把偷渡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忽略了背后的经济因素。只要思想解放了，观念变革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偷渡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潮水般退去。政策放宽了，土地承包了，农民看见希望了，这条高压线也就不值得再去触碰了。

跟随着杨钊的步伐，一批又一批的港澳同胞跨过往日戒备森严的边防线，走进了深圳，走进了东莞，走进了顺德，走进了广东。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和设备，也带来了订单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庞大的国际市场和成熟的国际贸易平台与信息渠道。

他们中，当然也不乏早些年偷渡出去的“逃犯”。在东莞，曾经大约有20%的青年偷渡到了香港，现在他们回来了。一位原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对他们另眼相看。”10年前，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押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10年后这位书记成了县政府官员，职责是联系以前偷渡到香港的人，鼓励他们回来投资。据东莞官员估计，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约50%是与原来的东莞人签订的。

顺德的情况与东莞有所不同，由于地理上距离香港更远，偷渡出去的人显然没有东莞那么多。但顺德是著名的侨乡，全县共有华侨与港澳同胞40多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地区约有30万人，他们的亲人遍布全县各个村镇。而当时顺德全县才有80万人口，华侨与港澳同胞几乎相当于全县人口的一半。

顺德华侨及港澳同胞极富爱国爱乡精神，在历史上曾热心支持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还组建华侨投资公司兴办企业。在1961～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们也曾慷慨解囊，购买化肥、农具、车辆支持家乡建设，为家乡亲人汇钱送物改善生活。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早年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辛苦打拼，功成名就之后还是情牵故土，不忘初心。

信任与英雄

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顺德也有许多归侨和侨眷因“海外关系”而受到诬陷、迫害，还有很多华侨的房屋、财产被没收，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政策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顺德就立即行动起来，成为广东省内最早落实侨务政策的地区之一。而且，落实的方式也颇有深意。

1978年5月，顺德县委县政府召开批判极“左”路线大会，参加的干部和归侨、侨眷代表1000多人，县委组织部当众烧毁了干部“海外关系”登记表，重新宣传“一视同仁”的政策。

紧接着，又经过调查核实，改变华侨、港澳地主和华侨富农的成分，其中包括华侨地主404户、富农202户，港澳地主984户、富农295户。与此同时，积极落实华侨房屋政策，退还和赔偿华侨房屋财产。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海外和港澳地区，极大地激发了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他们在全县举办了许多“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至1991年，全县三资企业共636家，实际利用外资2.17亿美元。

与此同时，港澳和海外乡亲的各种捐款，也为刚刚开始城市化进程的顺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间，侨胞及港澳同胞独资兴建或与县内合作扩建中学24所，小学91所，幼儿园51所，图书馆2所，还设立了各类奖教奖学基金会32个。除此之外，截至1991年，全县共接受海外乡亲捐款3.72亿港元，这些捐款除用于教育外，还新建、扩建医院、医疗站40所，修筑乡村公路239公里、桥梁95座、会堂9座、康乐体育中心6所、敬老院16所。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捐款解决燃眉之急，顺德县政府才能集中更多的财政资金修筑“五路八桥”等更大的工程，成为当时全国公路网最密集的县，修建了全国第一座县级公路立交桥、全国第一家县级四星级的宾馆，拉开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大幕，一个又一个特征明显的专业镇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融入了世界产业分工的链条。

在此过程中，有几个香港商界的知名人物为顺德今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祐，顺德伦教人，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1978年开始，他先后投资2亿多港元，与顺德北滘镇合作兴办了蚬华电器制造厂和蚬华微波炉厂。可以说，正是他为早期顺德家电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

同时，作为香港顺德联谊总会首席荣誉会长，他在支持顺德建设方面不遗余力。早在1983年，他便捐资在家乡伦教兴建翁祐中学，历任校董会主席，并设立奖教奖学金。此外，还捐资助建羊额何显潮纪念小学、伦教中学、北滘中学、杏坛南朗小学、顺德医院、顺德体育中心、顺德市慈善基金等，其中，他于2000年捐巨资2000万元助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历年来捐资总额超过3500万元。

李兆基，顺德大良人，香港著名地产发展商，恒基兆业、中华煤气主席，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主席。2016年1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香港富豪榜第二位，排名仅次于首富李嘉诚。李兆基一生致力于公益事业，捐资遍及世界各地，仅在顺德就捐资超过亿元。其中包括1978年与郑裕彤先生一起捐资180万元扩建顺德华侨中学，1980年捐资310万港元兴建“顺德医院”,1991年捐赠500万港元助建顺德体育中心，1994年与郑裕彤各出资8000万元人民币兴建两所高级中学——“顺德李兆基中学”和“顺德郑裕彤中学”。1996年，顺德举行首届教育基金百万行，已是世界第四大富豪的李兆基不但捐资，而且亲自参加全程活动。

郑裕彤，顺德伦教人，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首任主席，香港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名誉主席，香港恒生银行董事。2010年3月，《福布斯》杂志公布他是香港第三大富豪。郑裕彤在伦教投资兴建的周大福珠宝首饰加工厂，奠定了今天伦教珠宝首饰产业的基础。他在顺德投资兴建的新世界酒店长期以来都是代表顺德城市化与国际化的地标性建筑。改革开放以来，郑裕彤累计为顺德教育、卫生、养老等各项事业捐资逾2亿元。

可见，正是边防线上的开放，成为农村工业化的第一驱动力，将源源不断的血液和力量输入了急需资金的顺德。

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不仅在顺德投资办厂，推进了顺德的工业化进程，同时还大量捐资修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顺德的城市化进程。

与后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乡镇企业不同，“三来一补”企业从一开始就让顺德站在了国际贸易的链条上，让顺德人参与到了国际性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之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实际上，关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对广东改革开放中的巨大作用，广东省委和中央也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979年4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多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这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上下齐心，里应外合。顺德之所以崛起，与这些归来的“英雄”密不可分。他们的到来，无疑让人们看到了政府的决心，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完全与过去不同的政策环境，以及真正的改变。正是在这股力量的驱动和感召之下，一大批昨天还在田间地头春耕秋收的农民，纷纷洗脚上田，与归来的“英雄”们一起，放眼世界，踏上了波澜壮阔的农村工业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