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介入排他性的区域经济整合
在奥巴马第一个四年任期里,美国全球战略方向发生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从中东等动荡地区抽身,重点加强对亚太特别是东亚这一新兴地区的关注;其战略重心由在中东反恐转变为在东亚制衡崛起大国。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再平衡战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奥巴马都体现出“重返亚太”的战略特征。
在政治层面,奥巴马政府一反小布什政府对东亚峰会的冷漠,宣布接受邀请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其正式成员国,并且加强了与传统盟国的关系,频繁介入东亚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争端,以引诱东亚小国重新追随美国。2012年11月,奥巴马还首次访问了缅甸。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则通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框架下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谈判,来重建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防止东亚地区出现排他性的经济集团。TPP原是新加坡、智利、文莱和新西兰四个APEC小国在2006年签订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伴随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10+3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美国开始担心自己将被排除在亚洲之外,尤其担心中国成为亚太经济版图上的“主宰者”。2009年,奥巴马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峰会上宣布加入TPP谈判,并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零关税、零壁垒的高层次区域自由贸易架构。为了扩大声势,美国还拉拢了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加入集体谈判。2012年10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宣布加入TPP谈判,从而使该机制更加引人注目。不仅如此,美国从2010年开始力邀日本这个重量级的经济体加入谈判,日本最初犹疑不决,但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巨大战略压力之下,日本终于在2013年3月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
TPP是美国通过APEC塑造亚太地区经济结构失败后的又一次卷土重来,是落实在经济上“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举措,它对美国有着多重战略意义。首先,它有利于扭转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被动局面,通过加大对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介入,继续保持美国对相关规则的主导权,并且防止在东亚出现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其次,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为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最后,通过经济合作达到密切政治关系、强化既有联盟体系、争取潜在联盟国家的目的,通过对亚太地区权力关系进行重新分化组合,防止权力结构失衡而危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在上述基础上通过TPP继续保持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导,使TPP成为美国“太平洋世纪”的重要制度基础。
尽管TPP谈判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美国通过这一战略性的行动,确实成功阻滞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步伐。
除了大力推动TPP谈判之外,奥巴马第一任期里的另外一项贸易成就是促成国会通过了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配合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和亚太经济战略。早在2007年,美国就已经和韩国签署了自贸协定,但一直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2011年10月,在奥巴马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3月15日,美韩FTA正式生效,这是美国近二十年来最具有商业价值的自贸协定。
美韩自贸协定的生效对美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它构成美国打入亚太经济核心地带的一枚重要棋子,为美国与其他亚太经济大国的FTA谈判提供了规则样板。同时由于韩国较大的经济规模,它也对美国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意义。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预估,美韩自贸协定生效所带来的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将为美国增加100亿~120亿美元的GDP。而在政治上,它也有利于加强美韩同盟,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性存在。
除了贸易之外,美国对于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和东亚货币合作保持高度警惕。作为美元资产的最大海外持有者,美国一直十分担心中国和日本迈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货币合作步伐,在东亚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东亚货币区,而东亚地区减少对美元的使用将是对美元全球霸权的重大威胁。美国对处于初步阶段的中日货币合作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状态。美国暗地里积极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美国具有通过分化中日政治关系进而瓦解中日经济合作的图谋,但它在客观上拖延了中日金融合作的步伐。
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一方面对东亚异常热络、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对欧盟保持了故意“冷漠”。这一热一冷折射出美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格局。2010年年底,由希腊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一时之间,围绕欧元命运的讨论甚嚣尘上。在欧洲饱受债务危机煎熬时,美国却对其传统盟友袖手旁观,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国际倡议来协助解决欧债危机。相反,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还不断下调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客观上对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来说明美国评级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关联性,但美国政府对驰援欧元的态度十分消极却是基本事实。美国不断强调欧债危机的解决应由德国等欧洲大国来负责,这与美国号召全球来共同应对美国自身的金融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对抗苏联威胁的需要,对欧洲的区域经济整合持积极态度。但随着欧盟在经济上逐渐走向内向化,美国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在欧洲市场上遭遇歧视性待遇,美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不惜发起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来对欧盟的贸易主义施加压力。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欧元的诞生并对美元构成潜在挑战,美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持有日益加深的负面态度。有中国学者认为,当欧洲人试图通过创建欧元来改变世界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从而对美元的国际霸权构成挑战时,美国就再也无法容忍了,其通过操纵各种货币杠杆来对欧元的国际地位进行打压。
2010年的欧债危机给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方面,欧债危机分解了美国的压力,2009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指责甚嚣尘上,而2010年随着欧洲也陷入危机,对美国的舆论压力减轻了;另一方面,在当下阶段,能够对美国金融地位尤其是货币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就是欧元,2009年美国十分担心其他国家抛弃美元资产转投欧元资产,从而造成美元的崩溃,而随着2010年欧债危机的爆发,这种对美元被彻底替代的担忧也完全解除了。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了美国一根救命稻草。
但是,随着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对欧洲的冷漠从2013年开始发生改变。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成功获得连任之后,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内的许多欧洲领导人就开始力促奥巴马推动双方自由贸易协定,希望通过消除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提供某种急需的经济增长。2013年2月12日,奥巴马在其第二个任期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将积极响应欧盟多年来寻求与美国建立自贸区的努力,正式与欧盟启动自贸区谈判。时隔两天之后的14日,美欧双方分别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2013年6月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的谈判,以最终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根据圈定的时间表,美欧FTA谈判将在两年之内完成。这一行动是奥巴马政府继TPP之后又一重大的对外经济战略,它有可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无论经历金融危机打击的美国还是被债务危机折磨的欧盟,都有动力和意愿通过取消关税或降低非关税壁垒来扩大市场准入,进而改变经济颓势。不仅如此,美欧推动自贸区谈判还存有全球性战略布局的共同诉求。二战以后,全球贸易体系基本上由美欧主导,但近十多年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上升,各种地区性的FTA不断涌现,多哈回合谈判十来年一直未见突破,美欧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日渐衰退。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12月发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变换的世界》报告中所言,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下去,亚洲的全球势力很快就将超越北美和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美欧希望通过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关系,夺回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将继续确保它们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角色。
与TPP谈判成员国政治经济差异较大不同,TTIP谈判双方共享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而且经济水平、经济制度都大体相似,因此,TTIP的谈判很可能比TPP的谈判更加顺利,进展也更加迅速。
总之,在亚太地区,美国积极推动TPP,以实现在经济上“回归亚洲”的战略意图;在大西洋地区,在美欧之间特殊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关系的基础上,美国通过TTIP进一步夯实和提升美欧的经济纽带。这样,美国就形成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躯干,以TPP和TTIP为两翼的战略格局,它将继续稳固美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上的中心位置而不受经济崛起国的挑战。同时,在金融上,美国通过冷落欧债危机削弱欧元地位,对东亚和金砖框架下的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保持密切关注且设置障碍,以确保美国的金融优势特别是美元地位不受动摇。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美国区域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