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虎视眈眈”到“含情脉脉”
我于1951年出生，生肖属虎。我的老母亲在世时常对我说：“生你的时候，一房间的阳光，暖洋洋的就像个小阳春。你是个福堂虎啊！”所以，老父亲就按照家谱“大贵福增祥”的排序，为我取名“镇虎”。我是属于“增”字辈的，父母希望我能健康存活，故循旧法用谐音“镇”字，因为相传镇住生肖属相就能赐福一生。这个名字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以后的教育教学生涯中有过许多因名而生的故事趣闻。
比如我的第一堂“语文课”。1978年，我“半路出家”，既没有科班的专业知识，也没有教育的实践经验，更没有师傅的亲手带教，就凭着一股“虎气”，走上了三尺讲台，直接开讲了。记得我的第一堂语文课就是从对自己的姓名说文解字开始的。我先从姓氏“陈”的甲骨文形状讲起，串起了汉字的造字六法；又从名的寓意讲起，带出了父辈的期盼；进而组织学生一起讲述自己姓名的故事，感受其中浓浓的文化内涵和气息，体悟长辈们养育之恩和殷切期望。没想到这节课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好评，下课了还有许多学生围着我讨论姓名的话题。尽管从教第一次的课不“规范”，但却让我深深感到了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方式于教育教学的重要意义。也许是第一次的成功，让我从此爱上了教师的职业，引发了我站好讲台的浓郁兴趣，为我从教至今依然爱心不衰奠定了情感基础。
再比如我第一次参加语文教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发起和组织了后来对上海语文教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课时分段、扩大阅读”式教改。区里招募教改“志愿兵”，我凭着一股“虎劲”，参加了教改，直接师从上海市教研室教研员、语文特级教师徐振维老师。我们怀揣着满腔热情，不为名，不图利，放弃休息跟着徐老师，按照教改要求深入课堂听课、评课、上课，选课题搞科研。徐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极为严格，评课时提倡“刺刀见红”，不留情面，常常手把手地为我们修改课案，不达要求决不罢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天高地厚，又凭着一股“虎劲”，主动承担了一个市级公开课的任务，讲授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当时我的同事和教研组长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我却和他们开玩笑：“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还怕什么？”那天，徐老师在去机场前抽时间和我讨论教案，她问了我一些与课文关系不太直接但却有助于深入解读文本的问题，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徐老师双手一摆，严厉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先回去，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再讨论。要知道，上好一节课一定要深入解读文本！”直到此时，我才悟出：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凭“虎劲”就能做好的。正因为徐老师的严格要求，才有了后来我语文教学能力突飞猛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和教学特色，蝉联了五届普陀区重点中学语文教学大奖赛的第一名。我一直心怀感恩，感谢已故的徐振维老师！
然而，所有与我名字相关的故事趣闻，唯有下面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最持久——
那是我做宜川中学副校长时碰到的一件事。我主管学校德育，负责每年高一学生的军训工作。那年学生军训结束后，一天晚上，团委的几个干部在布置橱窗。我发现有一张照片是我坐在主席台上检阅学生队列会操的画面，照片下面的说明语是“虎视眈眈”四个大字。我就好奇地随口问了一句：“同学，我就那么可怕吗？”几位学生干部很尴尬地笑着说：“陈校长，没有。因为你的名字里有个‘虎’字，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带‘虎’字的成语。”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那“虎视眈眈”四个大字竟然改成了“含情脉脉”！我在自嘲的苦笑中反思，那不正是学生对新型师生关系的一种向往吗？
其实，我很早就关注到师生关系的改革和创新，我最早以师生关系为内容的论文还是写于1987年。那时我还在做班主任，我在班级管理中有一条自己定的“土规矩”：每学期结束时要求学生对我进行不记名的书面评议，每个新学期开始时要求学生给我写信提希望。结果最初的四五年，每学期期终的评议中总少不了“老师印象看人”这一条，每学期开始的来信中也总有希望“老师公正待人”这一条。这个现状催生了我对班级管理中师生关系的研究，催生了我对“优化师生关系”的思考与实践，提出了“优化师生关系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的观点，强调师生关系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定的“心理交流”的关系，是班集体能否形成以及优劣趋向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努力改变师生关系中教师的认知偏见，不断调节师生关系，创设良好的师生氛围，促使师生关系不断优化。这篇以《班级管理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谈师生关系中教师的认知偏见》荣获了1989年上海市普陀区科研论文二等奖。
前面说过，我曾经凭着一股“虎气”和“虎劲”，以一个“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语文教改。因为有着上述思考与实践的基础，我始终把“优化师生关系”作为我语文教改的突破口和牛鼻子，努力营造以“真诚、平等、相容、悦纳”为主题词的新型师生关系，并让它成了我语文教学生态的主旋律。在教改试点过程中，我始终把语文教学当作“载德之舟”，以文载道、文道归一，努力完成语文教学中的三个转换：教师角色由“教书匠”转换为“良师益友”；教学过程由单纯传递知识转为“教书育人”；教学意识由纯智育意识转为知情意行和谐发展的意识，逐步形成了自己“师生和谐相容”的教学观念、“主体表现式三块七环节”的教学模式和“真、快、活”的教风特色。这些都成了我语文教改试点的成果，写进了当年教改试点的总结报告里，收到了领导和同行的积极评价。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语文教改无论反映在理念上，还是反映在教学模式或教风特色上，贯穿其中的一条红色主线清晰可见，那就是源自于照片故事的思想：不断优化师生关系，提升教育教学的生态品质。
新千年之际，我被调到普陀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室，开始了后16年的德育研究生涯。我没有忘记那张照片故事带给我的强烈冲击和震撼，也没有忘记那张照片故事催生出的不断优化师生关系的初心和使命。我依然把它作为我德育研究的重中之重，并把它放到人文精神的视野下，开始了系统化的思考和实践。我先后主持过多轮上海市德育实训基地和上海市“双名”培养工程德育基地以及区特级教师工作室，我始终把优化师生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带领学员结合实际深入开展行动研究，形成了多个研究成果。其中出版的《人文精神视野下学校德育的改革与创新》《教育转型背景下学校德育N个怎么办？》《16朵盛开的德育之花》等都是在这个思想关照下形成的研究专著。2017年5月，我被邀请参加第十一届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并作了题为“培育核心素养亟须创新师生关系——兼谈师生关系的小船为什么说翻就翻？”的主旨发言。这个发言是从几则翻船的故事进入，引出了“怎样才能够使师生关系的小船变成和谐的巨轮，让它成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的强有力的支撑和优质资源”的话题，提出了改革创新师生关系首先要从教师做起的观点，摆出了理由：教师是这对关系的矛盾主要方面，因为教师是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人生导师。
如果说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真的有“关键事件”的话，那么这一张照片演绎的故事就是影响我专业成长的关键事件，它让我始终把从“虎视眈眈”变为“含情脉脉”作为我的为师初心和专业理想。我常常喜欢把这一段经历比喻成我专业发展的“高速公路”。
郭宗莉，从教37年。上海市幼教特级教师，特级园长，中学高级教师。黄浦区思南路幼儿园原园长，党支部书记。曾任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教育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儿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任上海市学前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并聘为上海市综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基础教育深化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管理专委会名园长研习会顾问，上海市督学。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二届教育功臣、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妇女儿童白玉兰奖等荣誉称号。出版专著《满足儿童需要 成就幸福童年》《教育，从辨别儿童需要开始》，主编《幼儿园管理创意设计》《共同放飞幼儿发展的理想》《园长的故事——幼儿园领导与管理案例》《让儿童的生活有意义——提升园长领导力的探索性实践》等，并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开设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