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发芙蓉”为上
按宗白华的看法，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在先秦时期，从三代铜器那种严肃整齐、雕工细密的图形花纹中，我们可以得知，那时“错彩镂金”的美很是流行。这种美学风格的极端代表作也许是阿房宫和秦陵。前者是“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后者是“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棺，宫观，百官，奇器珍怪，从臧清之”。“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
这种追求“错彩镂金”之美的风气，一方面与春秋战国时期物质生产力的提高有极大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有关。这时兴起了一股美轮美奂的建筑热潮，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日益成为贵族的一种重要需要和兴趣所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导审美观念，但在主导审美观念之下，也总有不同的其他观点。在先秦时代，反对“错彩镂金”美学观念的思想家大有人在。墨子提倡“非乐”思想，反对劳民伤财的种种艺术和装饰，他认为，衣食住行不应追求过分的华丽奢侈，屋宇的功能在于安住，而非观赏，衣服作用在于蔽体御寒，而不是视觉快感。奴隶主贵族们宫室台榭雕梁画栋，服饰锦绣文采，舟车刻镂精美，都违反了“以民乐而利之”的原则，因而不足取。更有影响的反对之声来自道家。老子从他的“无为”学说出发，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看法，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小国寡民理想。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传统，强调人生的“无己”、“无功”和“无名”，因此他提出了“心斋”、“坐忘”的理念，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意思是说，人应该从各种欲念和要求中摆脱出来，排除各种功利的考虑，达到“无己”的境界。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道家美学对“错彩镂金”的美是持拒绝立场的，而他们主张的“自然”、“无为”、“淡乎其无味”的状态，倒是为另一种美——“初发芙蓉”的美——奠定了重要的哲学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发现，一方面，这两种美感或美学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从古至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时中国人的美感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亦即逐渐形成了认为“初发芙蓉”之美高于“错彩镂金”之美的共识。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前引鲍照对谢诗和颜诗的评价，便可发现这种比较并非中立，而是有倾向性的。“初发芙蓉”是“自然可爱”，而“铺锦列绣”则“雕缋满眼”，孰优孰劣溢于言表，以至于后人凡论及谢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大都作为一种诗歌理想或境界的典范而大加赞赏。为什么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美学出现了这样深刻的转变？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兴起了玄学，老庄哲学和佛教的流行改变了文化的面貌，“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普遍追求。看看当时人们追崇什么样的人物性格，便可窥见一斑。《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关于人物品藻的文字，足见当时为人们赞誉的人物已与春秋时期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大相径庭，当时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人格的完善，而是人物的风采神韵。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有人叹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
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以上人物品藻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美学风尚，是面向自然，走向自然，回归自然成为普遍追求，因此美学风格出现了巨大的变迁。宗先生认为，魏晋时期虽然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期，但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而是一个最富于艺术精神的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稽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魏晋时期所开创的这种追寻“初发芙蓉”之美的风气，深刻地塑造了中国文化、美学和艺术的面貌。到了唐代，这种“初发芙蓉”之美已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主导倾向。钟嵘在其诗评中将谢诗列为上品，而将颜诗列为中品，就是一个明证。宗白华写道：
唐初四杰，还继承了六朝之华丽，但已有了一些新鲜空气。经陈子昂到李太白，就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更高的境界。李太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清真”也就是清水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诗句。司空图《诗品》虽也主张雄浑的美，但仍然倾向于“清水出芙蓉”的美：“生气远出”，“妙造自然。”宋代苏东坡用奔流的泉水来比喻诗文。他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
虽然“初发芙蓉”之美成为中国美学精神的主流，但是有两点应加以注意。其一，这种美学观念严格地说主要体现在文人化的艺术之中，亦即在诸如诗歌、绘画、书法等相当文人化的艺术门类中，“初发芙蓉”之美成为普遍的追求，它塑造了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基本面貌。其二，在官方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相当程度上仍保存了“错彩镂金”之美的传统。比如，在皇家建筑、服饰、器具和礼仪中，这种强调华美、规范、装饰和外在人为功夫的传统依然延续着。而在民间文化中，则以另一种形态留存着“错彩镂金”之美，比如艳丽的民间年画和服饰，民间性的戏曲、节庆，以及相当多的民间工艺品。不过，这种民间性的“错彩镂金”与官方贵族文化的“错彩镂金”又有一些形态上的差别，它不那么讲求规整、权威和外在仪式性，而是带有民间文化自身的质朴、淳厚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