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种族差异

除了地域差异之外，社会教化方式还有种族差异。中国境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教化方式。当然，随着民族交流和融合，社会教化的共通性也在增加。例如，吴燕和（1966）研究过台南排湾族（高山族的一支），发现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已大大进步，但生活方式、思维与社会结构，在过去二百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他认为传统汉族的教养方法，在排湾族人间仍很流行，他们会溺宠婴孩，但对年长的孩子却很严厉，尤其注重服从与责任。

中国幅员之大，种族繁衍。若企图以个别地域某一种族的育儿方式概括不同种族的社会教化模式，难免以偏概全。人类学家深明在不同地域上，由于地理和生态环境的限制各异，会衍生出不同的谋生方式。中原土地肥沃，农耕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儒家思想有助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容易便被融入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里。上述以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教化模式在中国农民社会很容易被接纳。可是，西北草原的牧民以逐牛牧马为生，在这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模式下，自然产生了很不同的社会教化模式。下面的资料反映了中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族儿童的社会教化情况（崔延虎，1995）：

新疆哈萨克族主要的生计方式是畜牧生产，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草原、山川、河湖、森林及部分荒漠构成了哈萨克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家庭为单位的游牧（近年来的半定居或定居游牧也包括在内）是他们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此有关的生活活动，如搭拆毡房、手工制作（织毡、绣花等）、食品制作，甚至文化娱乐活动，无一不是在上述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无不和他们的游牧生产息息相关。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哈萨克族儿童的文化濡化有着不同于城镇、农区的其他民族儿童文化濡化的内容、方式，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濡化特征。

下面是从调查和直接观察中获得的一些关于牧区哈萨克族对儿童进行文化濡化的内容和方式：

——牧区哈萨克族儿童从一出生，就被置于马背；在幼年时期，随家庭四季游牧，因而自然地感知了四季游牧环境的不同，获得游牧生活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在他们三四岁时，已有了初步的对其家庭放牧牲畜的分类知识，而从四岁始，无论是男孩或女孩，就在母亲或其他年长成员的带领或影响下，开始做一些诸如驱赶幼畜、拣柴等家务活。

——到五六岁时，他们一般就开始学习骑马（在此之前主要是随父母亲一起骑马），同时，男孩在父兄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有关牧草的知识，学习放牧的基本技能，如把不同类的牲畜驱赶到不同的草场、不同类的牧草对不同的牲畜的适食性；而女孩则更多地在母亲或姐姐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以毡房内活动为主的技能，如生火、打水、帮助喂幼畜等。

——到了六岁后，哈萨克族儿童已经具有了对游牧生产和生活中家庭劳动分工的最初知识，男孩一般更多地参与户外的放牧活动，如牲畜喂养、剪毛、药浴等；女孩则更多地向母亲学习家务劳动技能，如煮奶茶、做饭、手工编织、挤奶等，或一些离毡房不远地方的活动，如给幼畜喂奶、拣牛粪（用于做燃料）。而一些共同的劳动技能，如在近处放牧、驱赶牲畜，在这个时候的男女儿童之间的分工差异不很明显。

——也就是在五六岁左右，牧区哈萨克族儿童的文化濡化过程中增加了除生计活动以外的其他一些内容，这些逐步成为他们认知内容的一部分，包括待人接物的方式、宗教知识、民族传说、音乐舞蹈、禁忌、道德准则等。这些知识并不完全是通过“教”的方式获取的，而是主要通过参与家庭或社区的活动得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耳濡目染”获得的，儿童年龄越大，从社区中获得的上述知识越多。

很显然，上述哈萨克族儿童的社会教化过程是通过参与、直接体验和学习一种生计方式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基于生计方式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完成的。而城市儿童在学校的学习并不直接与生计有关（崔延虎，1995）。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在某个民族中收集的资料来概括整个中国的情况。沃尔夫（Wolf, 1970）只研究了台湾农村说福建话的人，却借此大谈中国训练儿童之道，幸好她也察觉到以特殊例子来概括整个中国文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