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良派在境外的办报活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逃亡日本，于1899年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先后在日本、美洲、澳洲、南洋及我国的港澳等地设立了一百七十多个分会。同时，他们积极开展办报活动，陆续创办和控制了一批报刊（约三十多家），大张旗鼓地宣传保皇立宪等改良思想主张。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保皇会机关报《清议报》旬刊，经费由旅日华侨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筹集。为自我保护计，发行编辑人署“英国人冯镜如”，印刷人署“日本人铃木鹤太郎”。其宗旨称“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实为“拥帝反后”，鼓吹改良。梁启超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开辟《饮冰室自由书》专栏，大谈自由平等，倡导民权思想，指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他《爱国论》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国民而只有奴隶，“民之自居奴隶呜呼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他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径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官吏“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欲君权之有限，不可不用民权也；欲官权之有限，更不可不用民权。”“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其论点相当精辟，可惜往往是对牛弹琴。

在1901年6月的《立宪法议》一文中，梁启超阐述了预备立宪的基本主张和实施设想，他认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不过，在十年后实行，此宪政方向当定在十余年之前，各种措置才能从容准备。这是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章，吹响了要求立宪的号角，促进了立宪运动的兴起。后来清政府不得已而推行的“预备立宪”具体程序，就是仿照此文中所定方案制定的。《清议报》所刊载谭嗣同的《仁学》，对革命党人也有深刻影响。然而，康有为较为保守，曾下令其报刊上不得出现“革命”、“民权”、“自由”、“独立”等字样，并将梁启超等派往美洲活动。到1901年底出至一百期后，《清议报》因火灾被迫停刊。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旅日华侨的支持下，又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仿外国大型杂志样式，每期5万字，设有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丛谈、绍介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小说、文艺等二十几个栏目，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国家社会，无所不谈。该报为中文报刊第一个登载新闻照片者，如创刊号封面为一幅彩色中国地图。其内容之丰富，编辑之严谨，印刷之精美，确为“中国报界前此未有”者。该报一出版就很畅销，创刊号印了四次，最高发行数达一万四千余份，国内外寄售点有97处，远至云、贵、陕、甘等地都有经售。虽遭清廷严禁，也不能遏止，可见其影响巨大，而梁启超的文笔在当时可谓横扫千军。

创刊号《本报告白》提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在与世界强国的比较中，梁启超等人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弱，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素质的高低。中国之所以积弱受侮，从根本上说是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中国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必须有一个高素质的国民基础才行，有了新国民，才有可能建设起新制度、新国家。创刊号就发表了在当时颇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其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言：“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诸问题，确立“政治自由”是大前提和大关键。《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诸文，还首次全面论述了新闻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梁启超更清晰地阐述道：“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可惜的是，这一基本道理很难在中国深入人心。

《新民丛报》前期用大量篇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各种思想学说，仅1902年就发表有关文字180多篇，尤其重视中西方社会思想文化领62域的巨大差异，并进行一些深入的比较研究。如梁启超在第9号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而皆然者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所以，“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在《组织能力与法治精神》一文中，梁启超特别强调西方理性主义引导下的“规则意识”，“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他痛憾中国从来没有这种规则意识，而是由权力左右一切。

在1902年10月17日的《新民丛报》第18号上，梁启超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说：“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1903年，他又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麦喀士”，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他一眼就看到两种制度文化内涵之相近点，可谓心有灵犀，但还无法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

1903年末，梁启超游历美洲回到日本后，鼓吹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与革命派《民报》展开大论战。他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所以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条件。他在1904年2月增刊上发表《新大陆游记》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皆为“私人野心的革命”，造成强权横行，暴力和动乱不已，百姓备受苦难，社会停滞甚至倒退。中国需要的是理性的、和平的改良，而不是非理性的暴力革命。以中国人当时的素质缺陷，若行民主共和制度，“无异于自杀其国也”，必须“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后，才可“与之谈华盛顿之事”。确有相当道理，值得人们深思。然而，在与《民报》的论战中，由于时局中清政府的表现确已无可救药，而使《新民丛报》的威信江河日下，不得不于1907年8月悄然停刊。

上述两报刊创办和发展之际，正是梁启超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写稿最多、名声最大的一个时期，他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宣传了一整套先进、新颖的思想学说，为正处在新旧过渡时期的人们开启了智慧的源泉，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其思想启蒙宣传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黄遵宪语），感动着整个社会，几乎影响了整整几代国人，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李剑农语）、“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林语堂语）。1902年，梁启超还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报。

此外，康有为保皇会在美洲创办的报刊有：1899年，《文兴日报》创刊于旧金山，后又控制《大同日报》；1900年，《新中国报》在夏威夷创刊，《日新报》在温哥华创刊；1903年，《维新报》在纽约创刊；1905年，在墨西哥创办《墨西哥朝报》。

在南洋创办的报刊有：1899年，《天南新报》在新加坡创刊，后又控制《南洋总汇报》；1900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创办《益友新报》；1902年，《东华报》在澳大利亚悉尼创刊；1903年，《泗水日报》在印尼爪哇岛创刊；1904年，又在苏门答腊创办《苏岛日报》；同年，在缅甸仰光创办《仰光新报》；1906年，又在此创办《商务报》；1907年，在泰国曼谷创办《启南日报》。

在香港，除《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后易名《国民日报》）、《粤报》等老牌改良派报纸外，1903年创办《实报》，次年创办《香港商报》。在澳门，除《知新报》继续出版外，还有《镜海丛报》以及新创办的《濠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