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报刊在海外的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活动主要在海外进行，开始对国内影响很小。在一系列起义等活动失败之后，革命派逐渐认识到报刊宣传革命的重要性。尤其是保皇会《清议报》的宣传，使得许多海外侨胞纷纷退出兴中会而加入保皇会，更使革命派认识到报刊宣传的巨大作用。

《中国日报》，1900年1月25日在香港创刊，陈少白（1869—1934）以日文化名“服部次郎”筹办，由孙中山亲自策划和准备经费，在日本购办机器设备。该报为兴中会的机关报，仿照日本报纸版式，是中国第一家横排分栏的报纸。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编辑与经营，事必躬亲，发表了大量时论与其他作品。该报同时出版日刊与旬刊，日刊每天出版四开一张半，旬刊称《中国旬报》。副刊《鼓吹录》，专以谐文歌谣讽刺时政。旬刊出至第37期，日刊在辛亥革命后迁至广州，到1913年8月被袁世凯在广东的爪牙查封，历时近14年，是出版时间最长的革命派报纸，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办报之初，革命色彩并不鲜明，时以改良主义为宗旨，对康梁维新评价很高，同时也有“革命维新”的主张，对“忠君党”进行批评，指出靠一个皇帝是无济于事的，而应把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民。半年之后，革命倾向浓厚起来，章太炎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并剪辫明志。该报公开称满清为“野蛮政府”，鼓吹民权主义，号召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其反满色彩浓重，不久便与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中国日报》报馆同时也是党务机关的据点，商讨革命大计，谋划武装起义，进行联络工作，及一些转运军火、印刷文告等秘密活动，被称为“革命军之总枢纽”。

留日学生也创办了许多革命报刊：

1900年11月，郑贯公、冯樊龙、冯斯栾在横滨创刊《开智录》，为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政治性刊物。他们先成立“开智会”，声称“以开民智为宗旨，倡68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启上中下之脑筋，采中东西之善法”。三人分别用“自立”、“自由”、“自强”的笔名发表文章，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公开提出反满革命主张。郑贯公利用担任《清议报》助理编辑之职而将《开智录》随《清议报》发行，后引起保皇党的反对，他因此被解职，《开智录》也随之停刊。

1900年底，留学生杨廷栋等在东京创刊《译书汇编》，专门译载西方学者政法方面的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斯宾塞的《政治哲学》等。同时，该报揭露清王朝的反动腐朽，号召人们进行社会改革。1902年7月发表的《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较早向中国传递了日本国粹主义的信息：“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该报在反对“全盘欧化”的声浪中诞生，宣传民族主义，恢复日本人的自信心。其思想内涵，已暴露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责任论”，以及政治、军事方面“对外硬”等信号，逐渐演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后为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1903年4月，《译书汇编》改名《政法学报》，表示“务使此报为政法学界之灯”。该报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在各省及香港、新加坡设有代售所，每期发行数千份。

1901年5月，泰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刊《国民报》，革命倾向更为鲜明，猛烈抨击数千年专制，严厉谴责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径，指出中国之出路非推翻清王朝不可，非革命不可。第1期《二十世纪之中国》指出：“是故中国之学术，为一人矣，而中国无学术。……是故中国之政治，为一人矣，而中国无政治。……是故中国之法律，为一人也，而中国无法律。”第4期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竭力驳斥保皇派。该报是中国留日学界最早提倡人权、宣传反清革命的报刊，8月出至第4期，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1902年底，湖南留日同乡会主办《游学译编》。1903年，湖北留日同乡会主办《湖北学生界》，直隶留日学生主办《直说》，浙江留日同乡会主办《浙江潮》，江苏留日同乡会主办《江苏》。这些刊物开始时主要分析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介绍西方文化与学说，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办法。1903年，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两学生回国请愿被清政府杀害。事件发生后，留学生反清情绪高涨，刊物迅速转向革命，出现大量鼓吹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文章。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浙江潮》上。

1903年底，郑贯公等在香港集资创办《世界公益报》，由于言辞过于激烈，引起股东们的担心。郑贯公力争无果，1904年8月另创《广东日报》。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该报曾发表《炸弹之二十世纪》、《暗杀主义说》等文章，鼓吹用暗杀手段推进革命。1905年6月，郑贯公又在香港创办《唯一趣报有所谓》（简称《有所谓报》）。该报创刊之时，正值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达到高潮，遂全力投入这一斗争，揭露美国残害华工的暴行，宣传抵制美货，销量跃居香港报纸之首。郑贯公16岁随乡亲到日本谋生做佣工，业余时间为《清议报》撰稿而受知于梁启超，曾进横滨大同学校学习，一度任《清议报》助理编辑。1901年，他经孙中山介绍到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发表了许多激进的革命言论，使该报的版面焕然一新。1903年，他因与陈少白不合而离开。1906年夏，他不幸染疾而亡，年仅26岁。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根据黄兴的提议，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成为机关报。该报因第2期发表了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而被查禁，遂改名《民报》，11月在东京创刊，先为月刊，后不定期刊行，主编先后为胡汉民、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相继参与编辑工作的有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刘师培、黄侃、苏曼殊、马君武、张继、田桐等，到1910年共出26期，每期6—8万字。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系统完整地宣传革命思想，成为革命派的政治纲领。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等内容，这是中文报刊译介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之开端。该报大量报道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当然主要还是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和以建立共和为中心的民权主义，及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有关情况，受到国内外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创刊号再版7次，第2、3期再版5次，仍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17000份，其中半数以上是在国内秘密发行的。

1905年9月，同盟会在东京发刊《醒狮》，撰稿人有李叔同、柳亚子、陈去病、宋教仁、马君武等。1906年5月，在东京出版《复报》，撰稿人有柳亚子、高旭、田桐、陶成章、章太炎、陈去病等，并与《民报》相呼应，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各地留日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为名称，还创办了《洞庭波》、《汉帜》、《云南》、《河南》、《鹃声》、《四川》、《汉风》、《晋乘》、《粤西》、《关陇》、《夏声》、《江西》等刊物，鼓吹革命反满。清末，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共有109种，其中革命报刊65种。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人士在海外又办起一批报刊，加强革命思想的宣传。在香港，创办《日日新报》（1906）、《香港少年报》（1906）、《东方报》（1906）、《社会公报》（1907）、《人道日报》（1907）、《时事画报》（1909），壮大了革命宣传阵地。《中国日报》相继由冯自由、谢英伯任社长，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张继等人经常撰稿，进一步增大了革命宣传的力度。在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成为革命派在南洋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此外还有《星洲晨报》和《南侨日报》等。在缅甸仰光，陈甘泉等创办《仰光日报》，庄银安等创办《光华日报》，此外还有《进化报》和《全缅公报》等。在泰国曼谷，陈景华等创70办《华暹新报》。在马来亚槟榔屿有《槟城日报》，吉隆坡有《吉隆坡日报》和《四川日报》。在印尼有《泗滨日报》、《民铎报》和《苏门答腊报》。在越南西贡有《美南日报》、《湄南日报》、《华暹日报》和《同侨报》。在菲律宾马尼拉有《公理报》。在美国檀香山有《民生日报》（后改名为《自由新报》）和《启智报》，旧金山有《大同日报》和《美洲少年》（后改《少年中国晨报》）。在加拿大温哥华有《华美日报》、《大汉日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警东日报》，悉尼有《民国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十年，革命派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报刊总数约40家左右。

此外，海外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中文刊物有1907年6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的《天义报》，第11期起迁往上海，主编何震，实际创办者为刘师培。它提倡“无政府革命”，曾刊出《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共出19期，次年3月停刊。历时最长的是《新世纪》，1907年6月22日创刊于巴黎，1910年5月停刊，共3年121期。张静江、李石曾为清政府驻法公使随员，在当地接受无政府主义，他们与吴稚晖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创办《新世纪》。1908年，张继从日本来到巴黎，加入世界社，成为其重要成员。该组织的特点是：系统化地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合力论”，反对强权、私产和宗教，主张废除婚姻、国界与法律，以暗杀为革命的中心手段；批判国粹派和孔子，批评革命派否定孔子不力，因为儒家思想是一切专制政府的后台，所以中国要革命，其首要的革命对象就是孔子，是三纲五常；主张科学精神，要求一切平等，驱除权威崇拜，破除迷信，在民主自由的目标下，也否定政府之权力……其中许多思想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