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与方法

古希腊罗马文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做出了原创性开拓。

模仿说是古希腊时代创立并通行的基本的文艺理论学说。“模仿倾向——将艺术解释为基本上是对世间万物的模仿——可能是最原始的美学理论。”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模仿’一直是重要的批评术语”，例如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艺术即模仿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模仿说在西方文论发展史中居于一个无可争议的重要的理论地位。在古希腊，几乎所有论及文学问题的人都认为，文艺是对某种外在东西的模仿，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所模仿之物的理解不同。例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模仿禽兽而创造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最终是对理式（idea）的模仿；亚里士多德突出强调了诗模仿行动（action）的观点。这些“模仿说”无一例外作了如下预设：人与外在世界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人作为主体是能够把握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的。正是这个理论预设构成了古希腊文学观念的知识论基础，也构成二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最主要的知识论基础。

“模仿”说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整个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基础与核心。《诗学》第1章就开宗明义指出：“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简单地说，就是古希腊一种以即兴表演为主的酒神戏——引者注）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表演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模仿。”诗之所以为诗，不在于它是否押韵或分行，恰恰因为它是模仿的产物。他进而指出，诗人模仿的对象是行动，这种模仿“是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的”，而“情节是对行动的模仿”。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即“情节的编制者”。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表态并提议：“就做诗的需要而言，一件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发生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生活中或许找不到宙克西斯画中的人物，但这样画更好，因为艺术家应该对原型有所加工。”显然，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诗人的模仿活动是具有创造性的，而非对于形而上“理式”的拙劣抄袭。以这种“创造性模仿”为审鉴标尺，他赞扬了“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的索福克勒斯，批评了“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模仿”的欧里庇得斯。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纵论悲剧、喜剧、史诗等体裁，是对古希腊辉煌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可贵的创新之处。

首先，《诗学》标志着希腊文艺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充分认识到科学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诗学》开创性地对文艺现象进行了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他总是重视定义的准确性，注意把研究对象和相关事物加以区分并辨析同异，论述从一般规律到特殊规律，层层推进。他首先把诗界定为模仿艺术，进而从模仿的“媒介”、“对象”、“方式”三方面界定悲剧、喜剧和史诗的特质。以悲剧为例，从模仿媒介看，它使用经过“妆饰”的语言（指“格律文”和“唱段”这样包含了节奏和音调的语言）；从模仿对象看，它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不同于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从模仿方式看，它借助人的行动（扮演）而不是叙述，这通常说来有别于史诗。亚里士多德还从构成的角度把悲剧细分为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六要素，并逐一加以分析，但又指出这六个成分的地位并不平等，认为情节构成悲剧的根本和“灵魂”。总之，《诗学》为欧洲文艺理论树立了讲求逻辑性和体系化的科学分析的范例。

其次，《诗学》为有效地开展文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典范。诚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亚里士多德把一些其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文艺理论领域，如他从生物学里带来了“有机整体”的概念，从心理学里带来了艺术的心理根源和艺术对于观众的心理影响，从历史学里带来了艺术种类的起源、发展与转变的观点。此外，在《诗学》中还有运用逻辑学原理（谬误推断）解释诗学问题（艺术幻觉）的典型例证。所谓“谬误推断”是一种颇不严密的推理：倘若A的出现一般紧接在B的出现之后，那么，当人们看到B时便会想当然地以为在此之前一定已出现过A。其实，雨后的土地总是湿的，但下雨并非土地变湿的唯一原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荷马把说谎说得圆的艺术教给了其他诗人，秘诀在于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这就是说，诗人只须做到在假定的前提下力求所写的东西近情入理，就能使读者产生以虚当实的逼真艺术幻觉。

最后，亚里士多德还亲身实践了修辞学与诗学研究的汇通。他把科学划分为三类：理论性科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实践性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创造性科学（诗学、修辞学）。他由此充分地显示出作为说服方式的修辞及其学说与强调对于公众感染效果的诗歌及其学说之间的相通处：同为创造性语言艺术，都离不开对于语词的妙用。他从希腊文艺作品中举例说：“比如，欧里庇得斯重复过埃斯库罗斯的某一句短长格诗行，但换掉了其中的一个词，即用一个外来词替换了一个常用的普通词，他的诗行因此显得优雅，而埃斯库罗斯的诗行则显得平淡无奇。埃斯库罗斯在《菲洛克忒特斯》一剧中写到：‘这毒疮吃我腿上的肉’，欧里庇得斯以‘享用’代替了‘吃’。”亚里士多德同时强调不可滥用奇异词，要注重台词之美，要善于使用“隐喻词”等。亚里士多德把文学与修辞行为紧密联系的观点迄今仍能给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