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小中见大哲理深
——追忆逸生同志几件事
刘永胜
在逸生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里，特别是1976年秋至1977年秋与他一起在基层蹲点期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许多事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感受颇深，受益匪浅。这些事情虽然大多是小事、琐事，但却能小中见大，从中体悟出老书记相当深厚的马克思主主义理论功底、较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
一、制定生产指标的哲理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制定计划指标简直就是头等大事，不仅大有学问，而且还常有争论；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指标高了是冒进，低了是保守；高指标基层和群众不接受；低指标上级不满意，也通不过。难点和分歧往往集中于此。
在考虑蹲点生产队下一年度的生产指标时，逸生同志曾多次与我交谈，还特别嘱我把几篇哲学专著找出来再好好读读。他特别强调，考虑生产指标要跳出生产指标的圈子，站得更高一点，想得更深一些，从“精神与物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上去找答案。他进一步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就是必须承认物质和社会存在的第一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能脱离实际，凭空想象，想提多高就提多高；辩证，就是应当而且必须承认精神力量和先进意识对物质世界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和能动性。只有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指标既积极又可靠。
究竟生产指标定在什么基点上？逸生同志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像打篮球一样，用力跳起来够得着，就是比较积极可靠的指标。指标过低，站着不费劲甚至是坐着都够得着，那就是保守、懒汉；指标过高，使出吃奶的力气狠命跳也够不着，那就是冒进、空想。其中的要点是“够得着”和“用力跳”，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政治动员、政策引导、领导带动和其他多方面的思想工作与实际工作，使职工群众有奔头、添劲头，齐心协力去干，实现精神变物质。这样，不仅能制定出一个积极可靠的指标，而且能够实现。
当年，我们按照老书记的思路和办法同生产队领导班子和职工代表研究年度生产指标，非常顺利地就定下来了。少数同志虽还有所顾虑，但也表示赞同。现在看来，逸生同志这个做法仍有现实意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联系实际具体运用，就能够高屋建瓴、举一反三地处理各种实际问题。
二、调整种植方案的学问
在当时的年代，粮食远没有过关，粮、棉、油全面定量供应。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自然成了我们农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到生产队蹲点后，大家都考虑如何才能使粮、棉、油全面增产。流行的说法和认识是，一年种两茬总比种一茬产量高，棉田里套种油菜则可以棉、油一举两得，于是就初步有了“全部粮田全部麦，全部棉田套（种）油菜”这个提法。向张逸生同志汇报后，他说，我看可以试试，完全成功当然更好，部分失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搞实验就应当允许有失误，汲取教训就是了。还说，你们大胆去组织实施吧，如果出点问题，由我这个书记负责。
通过实践，这个方案有成功，也有失误。问题在于当时搞的大块条田，地势有高有低，土壤肥力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地块根本就不适合种小麦，晚茬作物则往往遇涝灾严重减产。至于棉田，稀稀拉拉套种几垄油菜，实际意义并不大，而且作业复杂，还容易受虫害。事实迫使我们必须调整种植方案。
对于这件事，逸生同志没有责备任何人，也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引导我们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考虑问题。他说，问题出在种植方案上，根子还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就是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考虑土地的具体情况，千“亩”一律地都种小麦、套油菜，是不是有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味道？而且，咱们这里的土地都是一块一块挑起的条田、台田，与人家黑龙江垦区根本不同。人家可以几万亩、几十万亩一片地种大豆、种小麦，咱们则不行。
通过再学习、再认识，新的种植方案很快出来了，总的要求是宜两茬则两茬，宜一茬则一茬，宜稀则稀，宜密则密，有的长条地块允许分成两截种植不同作物。方案得到了职工群众的广泛认可，效果自然也就显现了。
此事过后，逸生同志可能是考虑不要因此产生什么误解，曾特别对我说，咱们研究的是具体的作物种植方案，允许因地制宜，调整改动，其他一些具体工作，也允许你们做某些调整。但要切记，对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则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私自变通也不允许。即便是咱们垦区党委的决议，你们也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得随意改变。这些与具体工作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性质、一个范畴的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老实讲，对老领导这番话，当时虽然点头称是，但也没有深刻领会。时至今日，再重温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时，倒是感到格外亲切和深刻。
三、“老农工”与“大领导”
逸生同志劳动出身，对农业地里的活儿既不外行，也不发怵。60岁的老人，拿起锄头耪地，一般年轻人赶不上他。由于他在点上常年坚持与职工群众同劳动，没有一点作秀的样子，不少老百姓私下对我说张书记真像个“老农工”。有的则不同意，说人家可是咱们垦区最大的领导，说人家是老农工那不是不敬嘛。议论一阵子，有人提出咱就叫他“农工书记”吧。我向逸生同志学说后，他不仅不反感，而且很高兴，认为这是职工群众对他最高的评价和褒奖，说明自己劳动人民的本色未变。同时，自己当了农工，了解了农工，才能领导农工，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垦区党委书记。
跟逸生同志在一起劳动，不几天就发现他干活的节奏有快、中、慢之分。大部分时间他与大伙一起干，有说有笑。有时却故意超前或落后大家一段距离。通过几天的观察，发现他与大伙一起干时，在说笑中是在听群众当着他的面讲些什么；故意拉开一段距离，则是想听听大伙背后说些什么，从中再悟里边的道理。
果然，不久就有了“情况”。一天，妇女们在劳动中拉家常，说起现在连个好使的炊帚、扫帚都买不到。炊帚都是用杂交高粱的穗苗绑的，净往锅里掉高粱壳子，很烦人。扫帚就更难用了。还有的说，逢年过节吃顿饺子也很麻烦，买不到蒲盖子（一种用细芦苇和黏高粱篾子制作的圆拱形锅盖，可使八印铁锅的容积增大，不仅饺子能够全家人吃，也不淌蒸馏水），很别扭。还有的抱怨说，种这种那，就是不种点粘高粱，一年到头，连顿像样的粘饽饽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吃“驴打滚儿”了（一种用粘高粱面蒸熟，加熟花生粉或熟豆粉，擀成蒲饼状，加糖卷成的食品，因用艾苓水和面，有一定的药膳作用）。逸生同志听到这些话后，几次同我们议论，尽快想办法满足老百姓这些实实在在的而且根本也不高的要求。下年度，队上就种植了足够面积的粘高粱，秋收后农场粮站帮忙把带穗的原粮折扣抵口粮分到各户，把群众自己绑炊帚、扫帚和吃粘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到了冬季，又从南部农场买来苇子，用粘高粱杆篾子加工成蒲盖子，交售到供销社，既满足了群众需求，又增加了队上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实事，使老百姓更具体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与他们是心贴心的，是为他们服务的，这种无形的力量才是更可贵、更巨大的。时间过了30多年，这些小事我都一直铭记不忘。
在纪念柏各庄农场建场60周年暨张逸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匆匆草成一篇，算是追忆，并口占一首，感念前辈。
出身寒门无自嫌，勤学苦干永登攀。
久经磨砺多坎坷，炼就丹心志更坚。
高风亮节胸襟敞，升降荣辱谈笑间。
横眉冷对不平事，俯首诚言百姓前。
功深底厚谋略广，通才多能善攻难。
唯知实干方兴国，不弄虚假耻空谈。
为人师表传帮带，甘为人梯献双肩。
莫道惊天动地业，累累硕果亦可观。
世无完人神仙体，微瑕无损玉光鲜。
君乘黄鹤虽去远，音容时现留美谈。
缅怀先辈承遗愿，千秋大业接力传。
作者简介：刘永胜， 1942年5月生，河北滦南人。1964年8月到柏各庄农场工作，曾任柏各庄农垦区计委主任、垦区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等职。1983年11月调河北省农垦局工作，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农垦公司经理、省农垦局总经济师等，2002年退休后定居石家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