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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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忱

我要向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表示感谢。他很早以来一直认为,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关注加强了我力图对现行体系的种种弊端做出客观的解释的信念,并使我通过我的思想的自发过程而坚信,改造现行体系的必要性是不容回避的。

这个思想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年代一直发展下来。当时,我有幸遇到一些年轻人,并得以和他们进行一种对我来说是令人鼓舞和富有教益的对话。我感到有义务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提及他们。

首先是塞尔索·富尔塔多。当我被邀请到圣地亚哥去为第一期《经济概览》撰写序言时,塞尔索已经满腔热情地开始了他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青年时代就已显露出来的杰出才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与我的合作是极为宝贵的。我很了解他那伟大的智力任务的意义:他对发展的阐述比任何人都深刻。他总是见地独到而又透彻,这使他在索尔奔纳的讲坛上声望卓著。政治流亡使得他行踪不定!

那时我还请来了维克托·马尔基迪。我于1944年在墨西哥与他结识。当时他还很年轻,却显得特别成熟。他理论修养很高,看问题深入而准确。他的国家深深地吸引着他,他离开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回“墨西哥学院”任职。这个学院以其严肃性和广阔的知识视野而成为拉丁美洲的佼佼者。维克托出色而英明地领导着它。

另一位是唐·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这位“佩佩”先生注1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带来的并以其孜孜不倦的工作加以丰富的广博社会学知识,为我们经济学家的任务打开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他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因为他使我把经济思想放进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中去。没有这一点,我也许就不可能承担写这部书的任务。

后来阿尼瓦尔·平托来了,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带来了经济实践方面的丰富知识以及他与政界的密切联系。他生性敏捷且往往具有破坏性;他破坏是为了建设。他的智力贡献和他对后辈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阿尼瓦尔既善于和老年人、也善于和青年人对话!

在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的末尾,我还要提到曼努埃尔·巴尔沃亚。他对拉丁美洲的经济现实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熟练地掌握着各类统计资料,并以不可抑止的勤奋精神编制种种规划。他始终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与他交谈得多,从他那里学得也不少。不过我得提出一个希望,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是从理论角度提炼他的知识的时候了。希望他善于克服那种抑制性的小心谨慎。

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经委会思想的背景的组成部分。这部书意味着上述思想的最后阶段。而我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忱地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友好的谢意。

我还得特别提到阿尼瓦尔·平托。他是一位耐心的、深入我的字里行间的批评家,又总是和蔼可亲。除了其他帮助之外,他曾强烈地反对我关于剩余的最初表述。他有理有据地责备我忘记了我的结构方面的前提。我出自内心地感谢他的这个批评以及其他的批评和建议。例如,“剩余的社会使用”这一表述即归功于他。对我来说,和阿尼瓦尔·平托的交谈总是获益匪浅的。

阿道弗·古里埃里是我在《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的最直接的合作者。他对这本书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学的精通,我才得以实现突破经济理论的狭小框子这个意图。在最近这些年我们频繁的交谈中双方的思想富有成效地相互渗透,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以为,古里埃里正在实现我的一个宿愿: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知识共生。

此外,古里埃里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善于分析又善于综合。因此,他写了一篇严谨而精确的文章,介绍他的尊师唐·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的思想。注2

他即将编完我多年来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以及在该机构赞助下所写的论文的选集。选集应加上批评性的评价。我在急切地等待着它,因为坦率地说,我还没有重新读过自己写的东西。

我同时也想到,已经到了把塞尔索·富尔塔多那大量的、能给人启迪的著述编一个集子的时候了。塞尔索本人是不会去做的。由于他自身的敏锐以及推动他不停地前进的那些事件所具有的活力,他的思想处于紧张状态,使他无暇顾及。阿尼瓦尔·平托的著述似乎也应加以汇编。

为数众多的人曾用他们的批评给我以鼓励。我多年的挚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热火朝天的阶段的同伴西尼·德尔,曾以他巨大的理论素养为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系的危机》注3一文提出了极为宝贵而中肯的意见。我用他的意见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墨西哥分部主任格特·罗森塔尔和他的那些最优秀的同事们组织了一次讨论会,讨论我的文章。“训练与发展中心”的毛里西奥·坎皮略、何塞·伊瓦拉和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也在墨西哥组织了这样的讨论会。这些会议很有好处,使我从中得到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其中大部分都发表在《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上。

此外,“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规划研究所”和“拉丁美洲人口中心”的一批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和我一起讨论了我的一些文章。我高兴地向他们表示谢意。

最后,1981年初,应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硕士的盛情邀请,我参加了他领导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的一次杰出的讨论会。根据路易斯先生的指示,这个中心把我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发言及围绕这个发言进行的热烈讨论汇编成一个集子。

在结束这篇谢忱之前,我还得感谢雷内·恰莎尼,感谢她以自己的热忱和高度的耐心,在圣地亚哥一次再次地誊清手稿。她有时得到阿尼塔·安赫尔的热情帮助。这位法国小姐掌握了我们的语言,并善于辨别我的文章的复杂含义,实属难能可贵。我也要感谢安娜·玛丽亚·米赛迪,她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设在华盛顿的办事处以堪称表率的勤奋和献身精神给我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