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是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就必须了解马克思是如何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同时，由于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理论过程中与恩格斯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我们还必须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一）青年时代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虽然是犹太人的后裔，但他的父亲很少受数世纪以来的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并因为职业的需要信奉了基督教，马克思在1824年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一个基督教徒。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马克思在1835年写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了为人类谋幸福的高尚人生理想，后来的马克思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人生志愿。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除了正常的专业课程学习外，还选修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课程，参加过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马克思当时还特别醉心于创作诗歌，用以表达自己对女友燕妮的爱慕之情。

1836年10月，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和财政学，但是马克思的主要兴趣是哲学和历史。在柏林大学的开始一段时间，马克思仍然在为燕妮创作的诗歌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的学术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很快将主要精力用到了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并且他认为法律和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试图在理论上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为此，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最后放弃写作之前这部著作写了差不多300页。他在这种法哲学的思考中，遇到了“现实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于是，他考虑用黑格尔哲学来加以解决。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但他“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现在，他不得不重新转向黑格尔哲学，以解决他在理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这个转向，对于马克思一生来说也许成为最重要的思想转折之一。

曾经在黑格尔活着的时候（至1831年），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大学占据着统治地位。黑格尔哲学是由“正–反–合”这一神秘的“三段论”所构成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其中既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这一“合理的内核”，同时，又赋予辩证法以唯心主义的解释。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头脚倒立的”。不仅如此，黑格尔哲学还具有维护宗教和普鲁士国家的保守主义倾向，而这一点恰好与当时德国的现实需要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于是，黑格尔死后，德国知识界都不满意黑格尔哲学关于宗教的理论。但是，在如何对待现实的态度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即“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前者认为“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宗教只是非理性的虚无。后者反对前者的安于现状的消极主义立场，主张必须彻底批判宗教的陈旧教条。

马克思正是在研读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著作过程中，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博士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是鲁滕堡博士、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宗教的知识分子。由于马克思“既有最深奥的哲学的严肃性，又有最机敏的智慧”，他很快成为博士俱乐部的中心人物。也正是在博士俱乐部的影响下，马克思很快成为一个反宗教的无神论者。由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奉行严厉的专制主义警察制度，政治在当时是极为危险的争论话题，这就使德国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哲学和宗教的讨论来间接地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的看法。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在后来的时间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展开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的系统研究，并打算在大学里谋取一个教师职位的重要原因。

为了实现自己在大学谋取教职的想法，马克思决定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从1839年夏天开始，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古希腊关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各个流派，并于1840年春天完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表达了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肯定和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的冷淡，以及对于宗教的彻底的否定态度，虽然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进一步转向唯物主义和革命立场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方便尽快获得博士学位，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提交柏林大学，而是寄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于是，在马克思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耶拿大学于1841年4月15日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马克思回到特利尔停留了6个星期之后即回到波恩申请教师职位。从特利尔回到波恩之后直到1841年12月，马克思一边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以便于发表，一边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开展对宗教的理论批判。但是马克思希望在大学谋取教职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由于马克思的好朋友布鲁诺·鲍威尔因宣传反宗教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这样，马克思希望登上大学讲台宣传自己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想法也就化为泡影。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同时，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活动中去。经科本介绍，马克思还在特利尔的时候就给由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意志年鉴》（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寄去了名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的文章，展示了马克思极其鲜明的反专制主义的立场，而且文风犀利，逻辑严谨，充满了机智与论战的技巧，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德国被禁止出版，直到1843年2月才在瑞士出版在由卢格主编的《德国现代哲学–政论界轶文集》中。

1842年4月，马克思移居科伦，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又回到了波恩，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他选择了向科伦的《莱因报》投稿。《莱因报》即《莱因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一家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于1842年初创办的报纸。当时那些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如鲍威尔、埃德加尔、赫斯、科本等都是该报的撰稿人。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发表的第一批论文是评论莱因省第六届省议会的文章，一共五篇。其中《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得以发表。在前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批判了普鲁士现存制度和法律的不合理性。而在后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更是揭露了普鲁士国家和政府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并勇敢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习惯法”为农民的世袭权利进行辩护。这些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表明了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巨大进步，虽然当时他还是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信徒，但他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哲学王国里思考问题，而是开始更加自觉地面对各种现实问题。这种思想进步，是马克思后来逐步从黑格尔哲学中走出来的重要起点。

由于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刊登的文章在德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到半年时间，马克思就从普通的撰稿人变成了报纸的主编。马克思刚刚担任《莱因报》主编的时候，正值奥格斯堡《总汇报》与《莱因报》围绕共产主义进行激烈的辩论。马克思就任主编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在文章中，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问题不单是英国和法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对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学说和思潮不甚了解，因此，他认为必须对共产主义的可行性进行“理论论证”。

在主编《莱因报》期间，马克思还写了一组题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的文章。当时，围绕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的贫困原因在《莱因报》和莱因省总督冯·沙培尔之间进行着论战。沙培尔指责《莱因报》驻摩塞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的报道和观点是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奋起为科布伦茨进行辩护。马克思根据他所收集的关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大量材料，尖锐地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揭露了普鲁士政府与劳动群众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并且，马克思那时已经开始认识到国家生活是由某种客观关系决定的，虽然他还不知道决定国家政治的那个“客观关系”是什么，但对这个关系的思考和研究正是推动他去研究“市民社会”从而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

由于马克思主编的《莱因报》不断发表一些让政府难堪的文章，反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而且发行量从800多份增加到1 800多份，最多时达到3 500多份，成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民主派报纸。于是，《莱因报》被政府以没有许可证为名予以查封了。这就在客观上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机会，“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去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而这个疑问，正是他已经发现的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矛盾，也即法律和国家同那个“客观关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1843年5月，马克思从科伦搬到小镇科罗茨纳赫。在那里，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欧洲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并做了五本笔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重新系统地研究了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理论，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产生社会、绝对理念产生社会实体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费尔巴哈在1843年初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指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同时，马克思也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时，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作为武器，否定了黑格尔的君主制至上观，提出了“人民主权”“人民自由产物”的国家观。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他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该到黑格尔描绘成的‘大厦之顶’的国家之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明确地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0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说明，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科学地认识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国家观，这是推动马克思在下一步转向全面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动力和基础。从哲学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标志着马克思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而且也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当然，在后来的时间里，马克思也并不是单纯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是始终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结合在一起。

（二）与恩格斯成为战友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德法年鉴》的出版是促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互相认识并成为终生朋友和战友的起点。

还在克罗茨纳赫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同卢格讨论在法国巴黎创办《德法年鉴》的事宜。马克思之所以要创办这份杂志，是因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在普鲁士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已经发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完全逃避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满足于在抽象的哲学世界里表达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教条主义的推断，另一部分人则完全陷入迷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必须创办一份革命性的杂志，对这种思想和情绪进行彻底的批判。

1843年8月，赫斯和卢格到巴黎开始了《德法年鉴》的筹办工作。在巴黎，他们找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希望他们给杂志写稿，但应者寥寥，因为卡贝和孔西得朗都怀疑这份杂志会倡导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德国也开始邀请撰稿人，其中，诗人海涅和恩格斯也在被邀请之列。马克思甚至给费尔巴哈写过邀请信，希望他写文章批判谢林的哲学，但是费尔巴哈谢绝了马克思的邀请，费尔巴哈认为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即使是后来愿意撰稿的人，在思想倾向上也是各不相同的：赫斯和巴枯林声称他们的标志是博采众长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弗吕贝尔、海尔维格和卢格则暧昧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强调公众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希望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一步引导到政治上去，他们最喜欢用的词正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而费尔巴哈本人则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德法年鉴》的创办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前途未卜。

1843年10月底11月初，马克思携新婚不久的妻子燕妮一同来到巴黎，同卢格一起开始了《德法年鉴》的编辑工作。1844年2月，出版了《德法年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号（也是它唯一的一期。后来的停刊，不仅缘于资金的枯绝，撰稿人内部的分裂，而且迫于普鲁士政府对杂志的围追堵截和对编辑、撰稿人的逮捕迫害）。合刊号除了刊登马克思、卢格、费尔巴哈和巴枯林之间的通信外，还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卢格、布鲁诺·鲍威尔、赫斯、海涅等人的文章。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成为他们彼此在思想上认识对方，并最终成为同道者和战友的最重要的媒介。这一点，也正是这份短命的杂志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自从看到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论文之后，发现了恩格斯在思想上与自己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并开始与恩格斯进行通信，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交换看法。从此开始了两位思想家并肩战斗的友谊生涯。

1844年8月下旬，恩格斯回德国途径巴黎。8月28日，在瓦诺街的一间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著名咖啡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说：“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三）与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的第一个合作成果，就是1844年9–11月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这是一部专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对《文学总汇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同时，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标志着他们的思想向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深入分析和批判了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哲学思想基础，即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而且已经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产的观点，并更加明确地表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运用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对鲍威尔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归因于思想的冲突、把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失败仅仅看成是因为政治原因的肤浅看法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进而阐明了人们的社会生产总是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前提，并且人与物的关系背后总是存在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思想。这些观点都已经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神圣家族”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思想。剩下来的，就是要更加全面地论证已经提出来的各种新观点，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合作所要解决的理论任务。

由于马克思参加了《德法年鉴》的编辑工作，德国政府当局通告要逮捕他。又因为马克思给德国移民在法国出版的激进报纸《前进报》撰文，1845年1月25日，法国内务大臣基佐颁发了驱逐《前进报》负责人的命令，马克思名列其中。于是，马克思既不能回德国，也不能继续停留在法国。马克思只得与家人和一些同仁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住了三年。1845年4月初，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一起，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理论合作，更加全面地阐发他们业已形成的新的历史观和政治观点。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首先独立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1888年恩格斯出版《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对此进行了修改，并作为附录），这个提纲虽然十分简短，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为后来他与恩格斯一起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9月底至1846年4月底期间共同写作的，这是他们第二个重要的合作成果。正如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和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这一点，由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作了明确的标识——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同时，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发了他们所创立的新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运用他们已经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对许多重要的经济范畴进行了论述。所以，它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著作同样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从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批判开始他们的思想进程的，但是，在他们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的进程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哲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是交叉进行，相互促进的。

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开始了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剩余价值理论之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虽然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曾经将创立唯物史观的全部功劳谦逊地归于马克思一个人，但是，我们绝不能否认恩格斯在其中的贡献。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合作成果之一。不仅如此，他们的合作也绝不限于理论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仅是理论家，而且都是实践理论的革命家。正是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第三大理论合作，即《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大约在1845年7月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英国进行了六个星期的旅行。在旅行期间，他们同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了沟通和加强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委员会的活动以书面讨论和通讯为主，同时组织一系列工人集会和理论讨论会，批判当时流行于各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科学共产主义，促进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日果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负责日常事务。参加者有英国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哈尼、琼斯，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沙佩尔、莫尔，西里西亚的工人领袖威廉·沃尔弗，威斯特伐利亚的约瑟夫·魏德迈，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人。委员会相继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科伦、汉堡、基尔、莱比锡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最终的重要成果，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促成了正义者同盟的改组。正义者同盟曾经先后受到布朗基主义、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者主要领导人莫尔专程到布鲁塞尔、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帮助同盟起草宣言，实现改组。马克思、恩格斯接受要求参加同盟。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参加了大会（而马克思因为经费困难未能参加），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供讨论用的纲领草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大会决定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新的章程中，原来的口号“人人皆兄弟”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则成为共产主义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核心，马克思任这个支部的主席。第一次大会后不久，恩格斯根据各支部讨论的情况，进一步写成了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该草案成为供马克思参考的三个草案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另外两份中有一份是由莫泽斯·赫斯起草的）。恩格斯在第二次会议前夕致信马克思，建议将纲领直接叫做《共产党宣言》。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马克思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10天的辩论，大会最后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修改了章程，并将同盟的目的由过去的“财产公有”改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至此，共产主义同盟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政党性质的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精神领袖（主席是卡尔·沙佩尔）。

1847年12月，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之后，一边给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关于工资的系列讲座，一边撰写《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几易其稿，不断对草稿进行认真修改，最终于1848年1月底定稿。定稿寄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并毫无保留地获得了通过。2月，《共产党宣言》付印，至3月中旬已有一千多册发往法国、德国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此后，《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一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各文明国家，几乎都有《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下解放出来。《宣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宣言》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明确地表述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宣言》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地进行巨大的社会改造，进而达到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宣言》批判了当时各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宣言》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斗争策略，指出为党的最近目的而奋斗与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之间的联系。《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以崭新的革命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和策略。《共产党宣言》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文献之一。它“创造了一个时代”，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