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大诰》的颁行时间和条目内容考
《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刑法志》等明代史籍记述《大诰》的最大失误之处，是对它的颁行时间、条目和内容的张冠李戴。后人著述中论及《大诰》者，又多以《实录》、《明史》为据，故这是研究《大诰》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
（一）《实录》在记述《大诰》颁行时间上的张冠李戴
关于四编《大诰》的颁行时间，《明太祖实录》云：“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4]“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御制大诰续编》成，颁示天下”；[5]“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6]“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是月，《大诰武臣》……颁之中外”；[7]明代其他史籍记载的四编《大诰》颁行时期，均同《实录》。然若细心阅读诰文或加以考证，可知除《武臣》外，诸史所记《大诰》前三编的颁行时间均为不确。《实录》所记，系以各编书首序为准，但这实际上是朱元璋作序的日期，并非颁行时间。
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在《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一文中，[8]曾经列举例证，指出史书对明《大诰》颁行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可惜，这一见解并未引起我国大陆一些法律史学者的注意。这里，我想引用更多一些材料，对《大诰》前三编的颁行时间加以考证。
1.《初编》的颁行时间
此编书尾所附左赞善刘三吾写的《大诰后序》，时间是十月十五日，较明太祖自序日期十月一日已晚半月。该编《户部行移不实》条，尚记有洪武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明太祖稽考户部“沉滞公文”事。[9]又据《御制大诰三编序》：“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遂于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首出《大诰》前编，以示臣民。”故《初编》颁行时间应是洪武十八年十一月。
2.《续编》的颁行时间
此编书首有洪武十九年（1386年）三月十五日明太祖自序，诸史以此为颁行时间。但是，《诰文》中辑录的案例，起码有6件是在这之后发生的。如《追问下蕃》条云：前军断事等官吏施德庄、杨耀、乔方等，于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四日，问泉州卫指挥张杰等私下蕃事，身受赃私。《纵囚越关》条云：“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苏州府管下七县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髡发在逃囚徒一十三名，无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军六名。”这几个条目记载的案例，均为洪武十九年四月事。又据《续编》后附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谕，其中有“条成二《诰》，颁示中外……《诰》行既久”的话，可推断此编颁行的时间在该年十一月之前的几月中，似应以洪武十九年年中为妥。
3.《三编》的颁行时间
此编书首有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望日（十五日）明太祖自序。书末附刘三吾所作《大诰三编后序》的时间为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皆较《实录》记述的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巳（十一日）要晚。又据该编《排陷大臣》条：洪武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北平道监察御史何哲、任辉、齐肃唤使宋绍三具状诬陷大臣，正月三十日，明太祖亲自审向告人宋绍三。之后，又命锦衣卫着要御史何哲等，“朕为之亲问，略见情伪”，后将何哲、任辉等凌迟处死。鉴于何哲等被凌迟处死时间不会在二十年二月之前，《三编》详记此案，表明它的颁行时间最早也应是二十年二月。
（二）《明史•刑法志》“其目十条”说之误
《明史•刑法志》云：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刑法志》将此“十条”说成明太祖于洪武十八年所编，已大为错谬。检四编《大诰》，只有《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3条出于十八年颁行的《初编》，而《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两条出自十九年所颁《续编》；《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5条出自二十年所颁《三编》。
那么，能否把这“十条”概括为四编《大诰》的基本内容呢？无论是从全书的总条目讲，还是从内容的分类看，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四编《大诰》总计236个条目，其中《初编》74条，《续编》87条，《三编》43条，《武臣》32条。就全书《诰》文内容的整体结构而言，它是由案例、峻令和明太祖的“训诫”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即：
一是撮洪武年间，特别是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的“官民过犯”案件之要，用以“警戒愚顽”。在明《大诰》的236个条目中，记有具体案例者为156个，其中《初编》38个，《续编》49个，《三编》37个，《武臣》32个。无案例的条目为80个。
二是设置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密法网。据统计，这类峻令有60多种。其编纂形式，有些是设立专条，表述得十分明确；有些则夹杂于冗琐的《诰》文之中。
三是在许多条目中，间杂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其主要内容是向人们讲述“趋吉避凶之道”，宣传他的“明刑弼教”和“重典治世”的思想和法律主张。
就每个条目而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些条目是三者齐备，有些只有其中两项。许多条目中所述事理或峻令，语言前后重复，然具体案例各不相同。
如果以罪名或案件性质分类，四编《大诰》中所列罪名，涉及当时法律中的受赃、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祭祀、仪制、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诉讼、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等各个方面。至于具体罪名，更是五花八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犯罪现象，大多涉及了。
若从朱元璋刑用重典的对象分类，《大诰》条目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打击贪官污吏，这是《大诰》禁令的主要矛头所向，故此类条目数在全书中居于首位，有关严惩官吏贪赃枉法、科敛害民的案例也最多。二是惩治“奸民”，其中着重打击的是豪强富户和无业游民。关于这一点，剖析各编的条目分布情况便可一目了然（见表1）。
表1 四编《大诰》中治官、治民条目分类统计
这里需要指出，《大诰》禁令的惩治对象，既以贪官污吏为重点，同时其打击矛头也是针对一切“不从朕教”的臣民的。从表1中不难看出，在前三编《大诰》中，惩治“奸民”的条目在每编条目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续编》高于《初编》，《三编》又高于《续编》，它反映了朱元璋对“治民”问题愈益重视的意向。
考察《大诰》条目的各种内容分类，《刑法志》的“十条”之说概不能成立。那么，此“十条”是否指《大诰》于律外新设的峻令？或者如沈家本先生曾怀疑的那样：“殆即所谓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者欤？”[10]对于上述疑义，查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的有关史籍即可明辨。事实上，附入律后的并非《大诰》原文，而是《钦定律诰》条例，其中《大诰》条目被列入者计36条。《刑法志》所说“十条”，只有《揽纳户》、《民人经该不解物》、《倚法为奸》、《空引偷军》、《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6条被收入《律诰》。[11]至于《大诰》于律外新设的峻令，有数十条之多，且有诸如《逸夫》、《阻挡耆民赴京》、《官吏下乡》、《秀才断指诽谤》等许多体现朱元璋重典之治的代表性条目，远非“十条”所能概括。
当然，《明史•刑法志》记述《大诰》之误，也是事出有因。查阅《诸司职掌》和《大明会典》均记有洪武末《应合抄劄•大诰》罪名10条，同《刑法志》所述一字不差。可知造成《刑法志》记载失误的原因，是由于清初修《明史》时，因其编者未见及《大诰》原文，将二者混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