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家公私观的早期发展历程

始于孔子的儒家公私观，经孟子结合时代需求的发挥，到荀子得到了初步的定型。由孔子所确立的道德主义立场，构成了三位儒学宗师公私观最大的共性，但儒家公私观从孔子到荀子的早期演进，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出不断发展的特点。换言之，儒家公私观是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共同确立的，因此，讨论儒家公私观不能不首先弄清其早期发展的历程。

“公”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意义比较简单，仅指“先公”或地名。“私”字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出现。西周时期，“公”的使用逐渐广泛，开始有了政治公共性的含义。“私”表示身份或个人所有。春秋战国时期，“公”、“私”的含义大大扩张，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的公私观念成型于这个时期。^[1]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2]中，借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的对话，描述了孔子“大同”与“小康”的社会道德理想。其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两句，对后世影响极大。对于“天下为公”，后人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汉代郑玄注曰：“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睦亲也。”唐代孔颖达疏也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尧舜是也。”^[3]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讲得更为明了：“天下为公者，天下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4]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郑玄“虽然强调‘公犹共’，但并不主张天下为公，而解释为对天下而言君主为公。简而言之，是把公集中于身为统治者的君主一人之德性”^[5]。

《礼运》在“天下为公”之后紧接着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可见，“天下为公”并不是现代词语的含义。对此，侯外庐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古代（笔者按：指春秋时代）公、私的意义和现代不同。‘公’是指的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的小宗长所有者，‘公’是指国君以至国事，‘私’指大夫以至家事，所谓‘私肥于公’，是政在大夫或‘政将在家’的意思，私并不是私有土地的私，孔子‘张公室’，‘抑私室’，就是为国君争权，这是应当分辨的”^[6]。侯先生对“张公室”、“抑私室”的解释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孔子“公”的含义。

可见，孔子的“天下为公”是有特定含义的，其中的“公”是指君主或国事。在《论语》中出现的“公”，也更多的是指君主称号，除此之外，“公”字共出现了五次，其中四次是指国家朝廷，另外一次见于《论语·尧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这里的“公”即公平，“公则悦”，意为处事公平公正，百姓就会心悦诚服。

在《礼记·孔子闲居》中，子夏和孔子有一段对话：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这里所说的“私”，意即“不平均”。天、地、日、月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远近亲疏之别，所以是“无私”的。但在孔子这里，“公”与“私”并没有明显地对立起来。春秋时期的“公”与“私”还有一个特点，其争论是围绕着“公室”与“私门”的争斗展开的，“他们讲公私问题仅仅涉及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的权益分配，广大民众的权益根本不在视野之内”^[7]。这个结论与侯外庐先生的论述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公私问题并不涉及普通百姓。

战国时代，国民阶级^[8]出现，私有财产有所发展，公私含义也有所变化。“公指的是战国各国及其国君，而私指的是国家、君主以外的一切人与事。”^[9]孟子的公私观是从他对义利的论述中表现出来的，他所说的“义”主要指“公义”，“利”主要指“私利”，从这个角度讲，义利问题就是公私问题。“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10]孟子主张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两者冲突时舍私利而取公义，但他并没有把公义与私利完全对立起来，反而很重视老百姓的私利。他主张让老百姓都拥有财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继而还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社会道德理想。

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公私观，并且把它上升到“道”的境界。《荀子·强国》中说：“并己之私欲，必以道。”《荀子·君道》也说：“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免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这里的“公”指社会公认的一般标准，它是面向全社会的，并上升为人们的一般行为规范。个人的欲望要服从公法，否则即是私。人的行为若能遵守这样的规范，也就达到了公正。“当公被视为社会政治的普遍行为标准的时候，公就具有了一般道德规范的意义。”^[11]正是从这个角度讲，荀子的公私观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道德规范”仍属于“道义制衡”的范围，跟“法”是不同的。^[12]

需要说明的是，从“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可以看出，荀子把“公”和“私”这两个概念明显地对立起来。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君子之能，以公义灭私欲也。”（《荀子·修身》）“志忍私，然后能公。”（《荀子·儒效》）君子之所以是君子，就在于能用公义战胜私欲，只有忍住私欲，才能到达公。公与私就像一把尺子的两端，舍弃一端才能到达另一端，两端不可能重合。这一典型的公私对立论，在后代儒家学派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成为儒家公私观在中国历史上贯穿始终的特点之一。

总之，孔子“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使得儒家公私观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道德烙印。孟子则从义与利的角度，把公私关系理解为“公义”与“私利”，使公与私之道德高下反差进一步凸显出来。到了荀子，则再进一步，出现了“以公义灭私欲”的绝对化倾向。因此，先秦儒家的公私观是在坚守道德性的基本前提下，向着肯定“公”，否定“私”的方向不断发展的，这其实也是此后数千年直至当代中国公私观发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