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语用学的学科渊源
语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其历史虽短，却有着深厚的学科渊源。语用学的形成与发展与哲学、逻辑学、符号学、社会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 语用学与哲学、逻辑学
（一）语用学与哲学
哲学是语用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根源。
钱冠连在《汉语文化语用学》（2002）中指出：“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讨论，推动了语用学的学科建设。”“语用学的许多重要分析单元都是哲学的直接产品。”“大多数语用学的重要概念直接取自语言哲学。”同时他认为“语用学几乎可以当成哲学的一个分支”。[37]
曾文雄在《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探索》（2006）中指出：“对语用的洞察自古希腊起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思想当中。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第一个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学模式。从此，语用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地结合在一起。”“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内在地促进了语用学思想的发展，导致了当代语用学的诞生。”[38]
探讨语用学与哲学关系的著作主要有：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2002），郭贵春、贺天平的《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2006），冉永平、张新红的《语用学纵横》（2007），曾文雄的《语用学的多维研究》（2009）等。与此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徐海铭的《论语用学研究的趋向》（1997），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1998），钱冠连的《语用学的哲学渊源》（1999），尚晓明的《从皮尔士到哈贝马斯的语用思考》（2002），文旭的《追溯语用学的思想——语用学思想史探索之一》（2003），文旭、匡芳涛的《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对语用学的贡献——语用学思想史探索之二》（2003），杨文秀的《语用学产生与发展的根源》（2003），殷杰的《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2004），王红毅的《语用学轨道的哲学探究》（2005），曾文雄的《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探索》（2006）、《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2006），崔凤娟、苗兴伟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2007），崔凤娟、范晓民的《符号行为哲学视阈中的语用学》（2007），齐建晓的《哲学的语言转向和语用学的哲学渊源》（2008），赵虹的《论语用学的哲学渊源》（2008），崔凤娟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框架中的语用学》（2008），陈玮的《西方语用学思想综述》（2009），鲁苓的《论语用学理论的演化路径》（2009），张金福的《语用学转向的哲学理路及其语言学意义》（2011）等。这些论著主要讨论了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中的语用思想。
1.西方哲学中的语用思想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想可概括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亚里士多德的语用学。他提供了语用思维发展的最初萌芽。第二阶段，欧洲“原型语用学”。包括洛克、康德的思想和波尔—罗亚尔逻辑等。第三阶段，美国实用主义。包括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思想。第四阶段，近代语用学。包括比勒、奥斯汀等人的思想。第五阶段，当代语用学。由源于英美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语用学、源于法国的作为对话理论的语用学、源于德国的作为普遍语用学的语用学和源于英美的作为符号学一部分的语用学组成。
郭贵春和贺天平在《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2006）中介绍了在主要哲学传统国家，语用思维的发展谱系和基本内容。
其一，英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英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以洛克的符号行为哲学为开端。从一开始，就具有英美哲学传统的鲜明特征，表现出与大陆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截然不同的观念。在德国，语用思维在先验哲学的框架下展开，而在英国，语用思维则是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进行的。洛克把“行为”引入对语言的解释中，这使得占据英国语用思想的主题是语言意义的本质、使用、文化、语境及语言的各种功能。特别是分析哲学中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和以言行事语力的发展，使英国哲学中的语用思维与言语行为理论相联结，构成了现代语用学的主要来源。
其二，美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美国哲学中的语用学思想滥觞于皮尔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遍符号学。一方面，从洛克开始的语言哲学中的语用思维，经过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发展，最终在美国结合进了实用主义哲学中。美国实用主义现代语用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念，强烈地影响了现代语用学的科学目的和对象；另一方面，皮尔斯对普遍符号学的建构，经由莫里斯发展，将语用学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分支之一，构成了现代语用学的另一主要来源。
其三，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像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中一样，源自通过语言来理解人类心灵的信念。但法国语用思维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征。不像德国，普遍语法和源自康德哲学的观念的合流导致了“纯粹的语用学”。在法国，语用思维发展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中的驱动力，所以，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是在经验所激发的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进行的。可以说，正是普遍语法和源于洛克哲学对语言和特定理论的经验洞识的合流，导致了法国“经验主义语用学”，其对话分析理论构成了现代语用学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四，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肇始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19世纪德国语言学决定性的语言思想是语言作为有机体的隐喻观念。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语法结构和内部规则，认为语言是独立于语言的讲话者并依照这些规则来运行的现象。因此，对于强调语言的结构和进化依赖于使用者、关注于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科学的语用学而言，这种语言学观念并没有使用中或语境中的语言研究，或者语言和行为间的研究留有空间。正是康德在只是建构中的图试论和符号观念，把语言的因素引入理性的建构中，形成了德国语用思维的出发点和思想传统。在康德所开创的哲学轨道上，德国哲学中的语用思维表现为与英美语用学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并成为了现代语用学的主要来源之一。[39]
就西方哲学中的语用思想进行研究的还有：殷杰的《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2004），曾文雄的《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探索》（2006）、《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2006），陈玮的《西方语用学思想综述》（2009）等。
殷杰在《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2004）中总结道：“与语用学思想密切相关的语言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语言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维特根斯坦、卡纳尔等哲学家使用语言的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形成语义哲学；二是‘语用学转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三是‘认知转向’，发生于20世纪末期，根植于语用学对讲话者的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哲学。”[40]
曾文雄在《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探索》（2006）中指出：“语用学思想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要，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有效使用的语言分析之一。”[41]
这些文章客观地展示了语用思维形成与发展的路径和形态特征。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1998）在论述语用学缘起的哲学背景的同时，还探讨了语用学现今的两大流派，即“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的哲学基础。
此外，尚晓明的《从皮尔士到哈贝马斯的语用思考》（2002），杨文秀的《语用学产生与发展的根源》（2003），崔凤娟、范晓民的《符号行为哲学视阈中的语用学》（2007），崔凤娟、苗兴伟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2007），齐建晓的《哲学的语言转向和语用学的哲学渊源》（2008），张金福的《语用学转向的哲学理路及其语言学意义》（2011）等则具体地阐述了洛克、皮尔斯、莫里斯符号行为哲学中的语用思想，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哲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赖斯、哈贝马斯、阿佩尔的语用思想。
2.中国哲学中的语用思想
虽然中国哲学没有经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而直接进入了语言转向阶段，但是中国哲学中蕴涵的语用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
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找寻了中国语用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构建了中国语用思想的理论框架。
曾文雄的《语用学的多维研究》的第二章“语用学：哲学与历史回顾”介绍了中国语用学哲学思想。他指出：“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完整而系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但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先哲们纷纷对各种问题发表见解，当然对语言运用也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易经》中的语用推理与‘言不尽意’‘书不尽言’观，诸子百家的‘辩学’‘名学’‘表达和释义理论’及‘谬误论’等都具有浓厚的语用学思想色彩。”[42]随后他在文中详细地介绍了《易经》“辩学”“名学”“表达和释义理论”及“谬误论”中蕴涵的语用思想。
张再林总结了中国的语用学哲学思想的特点：“1）中国语用学哲学思想坚持语言的本质并非是之于对象内容的指示，而是人类自身工具的使用；2）中国语用学哲学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是确定性的而是非确定性的。这一点成为中国语言哲学有别与传统西方语言哲学的显著特征；3）中国传统语用哲学主张，语言与其说是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不如说是没有其严格的语法规则；4）中国语用学哲学强调，语言意义实现的最高宗旨不是主客符合而是主体间的相契交流。”[43]
张斌峰认为：“处于中西方哲学互动情境的语用学转向，中国语用学思想的建构应基于‘生活世界’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明辨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由盲目崇拜西方逻辑思想的形式抽象走向语言交往中的具体情境；由单向的度的语形（或逻辑）分析走向新的语用综合；由事实的世界走向生活（生命）的世界；由客观物镜取向转向主观交融的生命情境。”[44]
哲学在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语言哲学中运用的语用思想也为哲学与语用学的构建带来了新思想和更加宽阔的平台，同时为语用学思想史及语用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二）语用学与逻辑学
语用学与逻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二者有共同的历史渊源。逻辑学家最初对逻辑学的研究与雄辩和论辩有关，而这些雄辩和论辩又都与语言运用有关。在古代逻辑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工具论》（Tool Theory）中就体现着语用思想。他对逻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及语言使用的研究。“后来这两个学科选择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分别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逻辑学发展成为今天的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语用学则发展成为以如何恰当理解和使用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45]
其次，语用学与逻辑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它们都研究前提、语境、蕴涵。但是二者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胡壮麟在《语用学》（1980）中主要介绍了基南、蔡菲、莱可夫等国外学者对语用前提和逻辑前提的不同理解。吴亚欣在《逻辑学和语用学》（2001）中具体阐述了语用学和逻辑学中的前提、语境、蕴涵的区别。她认为“虽然语用学和逻辑学都研究前提和蕴涵，但是逻辑学和语用学对前提和蕴涵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前者从语义角度重点考察命题之间的真值关系，后者从语用角度重点分析命题的含义关系”。虽然语用学和逻辑学都研究语境，“但是语言逻辑和语用学对语境的描述方式及研究的目的不尽相同。语言逻辑是以命题集合的方式来描述语境的。语言逻辑对语境的研究旨在确定话语的意义，进而辨别其真假。语用学是对说话语境意义的研究，但对于语境一直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定义，概念比较笼统”。[46]
最后，逻辑学知识被广泛用于语用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关联理论就广泛地吸收了逻辑学的知识。吴亚欣在《逻辑学和语用学》（2001）中分析了逻辑学在语言理解和性地使用语言过程中的作用。她认为语用学在理解语言、使用语言、语言得体性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逻辑学知识的指导。
二 语用学与符号学
语用学与符号学有着直接的联系。
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的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元观。他指出了符号、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郭鸿在《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2005）中将语用学看做“皮尔斯符号学中的‘解释项’的发挥”。[47]他认为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符号学中的“物是经验的效果”理论、行为主义观点、效果的意义理论、现代逻辑理论都与语用学有直接联系。
符号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他在皮尔斯符号理论基础上对符号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符号的语法、语义、语用三分说。他把语用学当作符号学的一部分。维索尔伦认为“语用学作为一个概念是诞生于一个极具雄心的项目。莫里斯是在试图勾画出一个统一、连贯的符号理论或符号学，该理论将囊括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病理学家、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符号所做的一切有趣的讨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尝试下，莫里斯提出了该领域的定义”。[48]
虽然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应用符号学理论来研究语用学。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杨成凯的《语用学基础研究》（1994），王弘宇的《“一边A，一边B”的内部语义关系分析》（1997），徐继宁的《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1999），袁毓林的《论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2000），杨亦鸣的《试论“也”字句的歧义》（2000），李红的《先验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转向》（2000），杨文全、方芳、周丽辉的《现代符号学理论对中国语言研究的影响》（2004），郭鸿的《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2005）等。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语用学，但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角度研究语用学的成果较少。郭鸿在《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2005）中指出：“语用学起始于莫里斯的符号学的三部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笔者尚未见到有人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更未见到从莫里斯符号学的来源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来分析语用学。”[49]
三 语用学与社会学
语言是在社会中使用的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注意和兴趣。20世纪后期，美国的几位社会学家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斐逊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人们的日常会话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出自然会话的结构规律。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语用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致力于话语分析，他们对话语分析所取得的成果也大大丰富了语用学的文献。”[50]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语言学家也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语用学。何自然、吴亚欣的《语用学概略》（2001）和何自然、陈新仁编著的《当代语用学》（2004）等都讨论了语用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他们认为语用学与社会学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这一关系为社会语用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一）语用学对社会学的影响
一些学者将语用学看做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由于语用学是一门与社会语言实践有关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比如，不同的文化社会对礼貌原则、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等都有不同的认识，这就需要用语用学原理作出解释；又如政治、经济等因素对语用选择有制约作用，至于这种制约作用产生的原因、制约的语用功能及如何去顺应这种制约，这些都是语用学需要研究的。语用学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尤其是语用策略的运用和选择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它对语言规范和语言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51]
（二）社会学对语用学的影响
社会制度、社会交往、文化模式、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等，都影响着语言的使用。徐海铭在论文《论语用学研究的趋向》（1997）中引用了梅耶为了说明语用学如果不和社会联系起来，有些问题就不能解决的例子：
A：Would you like a piece of apple cake？
B：Have you got some？
“这是两个日本秘书在办公室里的对话。这段对话涉及预设问题。B的问话在日本人看来很正常。然而英美人或丹麦人却会认为B的问话是多余的；在他们看来，A的问话已经预设了‘我有苹果馅饼’这个命题。可见，讲话者的问话背景不同导致了语用差异。”[52]这充分说明了文化背景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改变、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也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促进了语用学分支学科的出现，推动着语用学自身理论的发展。
四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心理学
（一）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
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研究自然语言，这两门学科发展迅猛，并已成为当今语言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
探讨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的专著主要有孙亚的《语用和认知概论》（2008）。文章主要有：冉永平的《认知语用学探微》（2002），江晓红的《语用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角》（2006），郭鸿的《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同源互补性——从现代西方哲学和符号学角度做出的解释》（2008），张大毛、张艋的《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的联系和区别》（2008），王风的《浅谈认知语言学》（2009），郭鸿的《语言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实质和规律》（2010），夏珊珊的《浅析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大学英语教学间的联系》（2011）等。上述论著对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的判定大致相同，认为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联系
郭鸿在《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同源和互补性——从现代西方哲学和符号学角度做出的解释》（2008）中认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在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中（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同属科学主义思潮，在哲学流派上同属经验主义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在两大符号学派（皮尔斯符号和索绪尔符号学）中同属皮尔斯符号学派，在两大类语言学中（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的语言学与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同属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53]
冉永平在《认知语用学探微》（2002）中引用了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对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关系的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在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在理论上，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在语言分析中它强调语言的功能，具体地说，就是将语言现象与其功能系统地联系起来。”[54]
孙亚的《语用和认知概论》（2008）则指出：“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同属功能主义学派并且它们都研究语言使用这也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宏观理论基础。”[55]
2.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区别
江晓红在《语用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角（》2006）中指出：“虽然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都涉及认知研究，但二者在哲学基础、研究重点和研究层面上都有很大不同。第一，语用学的产生是基于传统的分析哲学，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第二，对‘认知’理解的侧重点不同。语用学侧重于听话人如何理解话语意图，而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的主观经验对语言结构的理解影响；第三，语言研究层面不同。”[56]
孙亚在《语用和认知概论》（2008）中认为“虽然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研究语言使用，都研究语境和语言使用者在意义获得中的作用。但二者毕竟采用了不同的视角，还有多处分歧”。一方面，“语用学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依赖语境从孤立的语言形式的字面意义获得其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语用学严格区分语言形式的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语用学和语义学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研究语境中的意义。另外，语用学家提出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关联原则等语用原则以解释人们获得意义的过程”。“认知语言学家却并不认为有语用学意义和语义学意义之分。”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对语境有着不同的解释”。“多数语用学者是从人的外部世界来研究语言使用。”而认知语言学家则主张“从人的内部和心理认知过程来研究语言使用”。[57]张大毛、张艋的《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的联系与区别》（2008）在说明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的关系时也引用了这一观点。
（二）语用学与心理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研究出现明显的心理学倾向。语言学家开始从心理学角度对语用进行研究。但具体研究语用学与心理学关系的专著及文章较少。
何自然、陈新仁在《当代语用学》（2004）中涉及了语用学与心理学的关系，认为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心理学理论不仅可以为某些语用现象提供解释、验证或理论依据，还可以为语用能力的习得和培养提供有效指引；另一方面，语用学的理论也可以用于指导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和实验，比如，用于指导成年人失语症患者恢复语言能力的交际疗法就是语用学理论在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之间的运用。”[58]同时他们确信语用学与心理学的联合能够加速语用学的终极目标——通过研究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过程揭示人脑的语言运作机制的实现。
吴亚欣在《语用学研究的心理视角》（2008）中以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心理视角。她对个体心理、社会心理与语言使用的协作性、顺应性和选择性之间的关系及与认知语境、显义和隐义、语用推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她指出：“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心理视角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涉及面较广，注定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工程，但它将为语用学的发展弥补空白。”[59]
此外，从认知心理活动出发去解释语言活动也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潮流。
五 语用学与语义学
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许多语言学家对莫里斯和卡纳普等人对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的划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在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划界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涉及语用学与语义学分界问题的著作主要有：胡壮麟的《语用学》（1980），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2002），何自然、冉永平的《语用学概论》（2002），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张韧弦的《形式语用学导论》（2008）等。文章主要有：何自然的《什么是语用学》（1987），戚雨村的《语用学说略》（1988），涂纪亮的《语用学》（1989）等，论文主要有沈家煊的《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1990），孙维张的《论语用学》（1997），陈静茹、李福全的《语用学与语义学之再观》（2001），傅友相的《句法、语用和语义的相互关系》（2002），殷杰、郭贵春的《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2002），王向东、刘川的《论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关系》（2005）等。
语用学与语义学都关系到意义的研究，该如何划定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限至今仍是西方语言哲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关于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的争论可以概括为三点：语用学应归入语义学、语义学应归入语用学、语义学与语用学是互不相同但又互相补充的研究领域。
（一）语用学应归入语义学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生成语义学派认为语用学应归入语义学。他们认为语言表达的各种意义基本上都可以用句子的语义结构或逻辑式来表达，认为只有先理解词语的意义，才能够知道词语的用途。傅友相在《句法、语用和语义的相互关系》（2002）中指出：“语用学应归入语义学这一观点是根据语义原则得出的结论。”随后他解释道：“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与句子意义有关的所有的因素都可以包括在句子的深层结构。在句子的深层结构里（可以考虑句子的句法‘深层结构’或句子的语义表达），每句句子都是形式性了，即每句句子都有一个第一人称代词作为它主要的主语，都有一个一般现在时的行事动词作为主要动词。”[60]
（二）语义学应归入语用学
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语言哲学家都认为语义学应归入语用学。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就是使用”，明确提出了意义应当属于语用的范畴。他强调语言的意义只能在语言的使用中出现，而意义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语言的意向性，或者说在于语言使用者的话语所包含的意向内容，或语言接受者所听到的话语所包含的意向内容。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的语用观为先导，塞尔进而将整个语言事实归入语用学领域，语义学也归入语用学的范畴。
（三）语用学与语义学是互不相同但又互相补充的研究领域
语用学与语义学互不相同又互相补充是当前语言学界广泛采用的观点。
胡壮麟在《语用学》（1980）中将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区别归纳为五点：“1.语义学研究词语的意义；语用学研究范围广，如索引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某社会结构的情景、语义表现能力等。2.语义学从语言的角度反映现实；语用学根据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信息，正确使用某种语言的词语和结构的条件。3.语义学是辨别真假的理论，语用学是判断正确性的理论。4.语义学为某语言的句子的真理条件给以可塑的说明；语用学为某语言句子的正确性条件给以可塑的说明；5.语义学对逻辑结果的关系给以定义，相当于戴维森的外延语义学和蒙太古的内涵语义学；语用学对认识性的正确条件给以定义。”[61]
利奇在《语用学原则》（1983）中指出：“语义学解释的意义是二元关系的句子意义，解决‘X表示什么’的问题；而语用学解释的意义却是三元关系的说话人的意义，解决‘通过X，说话人意指什么’的问题。可见，虽然语义学与语用学都是以意义为研究对象，但前者研究的是语言片段（如话语）的字面意义、抽象意义，而后者研究的重点是‘用意’，是语言片段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交际意义。”[62]
钱冠连认为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意义。他在《汉语文化语用学》（2002）中指出：“语义学主要研究词语或句子的规约性意义，即字面意义。其规约性意义是其语法形式所固有的意义，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现一定的规约性意义。即使是引申义，也是从其语法形式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说意义的变化，也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变迁而引起的，语用学的意义则是话语和特定语境相结合的产物。语用意义是超出字面之外的非规约性意义。语用学的非规约意义不像语义学中的规约性意义那样稳定，它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一个语法形式或语法意义，在甲语境中表现出一种意义，而在乙语境中则表现出另一种意义。这种超出字面的非规约性意义是转瞬即变的。语义学主要研究词语的意义，而语用学除研究句子的意义外，它还研究语段或语篇的意义及功能。”[63]
张韧弦认为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具体差异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语境区别观和真值条件区别观。他在《形式语用学导论》（2008）中指出：“语境区别观认为语义学研究的是不依赖语境的意义，而语用学研究的则是依赖语境的意义。真值条件区别观认为语义学研究的是句子所包含命题的真值条件，语用学则研究句子真值条件以外的那部分意义。”[64]
何自然、冉永平主编的《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从意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语用学与语义学的互不相同、互相补充的关系。他们指出：“根据莫里斯与卡纳普的符号学定义，语义学指的是狭义的语义学，即逻辑语义学，它研究句子和词语本身的意义，研究命题的假设条件，因此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句子的认知意义，不受语境的影响。而语用学也研究意义，但它研究的意义是句子在使用中（即话语）的意义；语用学也研究条件，但它研究的是传递信息的合适性条件，即语境条件。因此，语用学研究的意义是话语行为的意义，是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意义。可见，从意义理论的整个体系来看，语用学与语义学同处于一个意义集合之中（互补关系），即都研究意义，但又各司其职（互不相同）。”[65]
沈家煊指出：“尽管对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划分还有种种争议，然而与二十年前的情形相比，语用学这只杂物箱已变得较为有序，某些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对语用学和语义学分界问题的讨论，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最终解决分界问题，不如说是促进我们去对各种意义的性质极其推导过程作深入的研究，从而加深我们对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66]
六 语用学与修辞学
语用学和修辞学都研究语言的使用，它们是密切相关而又不同的学科。研究语用学与修辞学之间关系的成果主要有：戚雨村的《修辞学和语用学》（1983），陈晨的《语用学和修辞》（1985），戚雨村的《再谈修辞学和语用学》（1986），袁毓林的《从语用学和修辞学的关系论修辞学的理论目标、对象和研究角度》（1987），池昌海的《也谈修辞学与语用学——与袁毓林同志商榷》（1989），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1989），高万云的《简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1993），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1993），高继平的《修辞机制的三个平面——兼论修辞与语义、语用的关系》（1995），高万云的《语用分析与修辞分析》（1997），盛永生的《论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关系》（1997），李军的《修辞追求的效果及修辞学的性质》（1998），马庆株、谭汝为的《开创修辞语用研究的新局面——兼答陈炯、赵毅两先生》（1998），宗世海的《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1998），何自然的《语用学对修辞学研究的启示》（2000），张燕春、祝克懿的《论语用学与修辞学中的语境因素》（2000），张会森的《修辞学与语用学》（2000），黎运汉的《汉语语用修辞学建立的背景》（2002），刘大为的《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2003），姜望琪的《当代语用学》（2003），胡范铸的《汉语修辞学与语用学整合的需要、困难与途径》（2004），张宗正的《修辞学语境与语用学语境的异同》（2004），郑远汉的《语法、语用、修辞》（2005），曾文雄的《论修辞语用学思想与研究取向》（2006），吴礼权的《论修辞学与语法学、逻辑学及语用学的关系》（2006），冉永平、张新红的《语用学纵横》（2007），夏中华的《关于修辞学和语用学学科渗透与借鉴问题的思考》（2007），宗世海、刘文辉的《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方向》（2007），张龙、朱红全的《略论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界限》（2008），何雅文的《语用学与修辞学源流及发展方向的研究》（2009）等。这些论著的作者在阐述语用学与修辞学关系的同时也对二者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有关语用学与修辞学关系的看法
宗世海、刘文辉的《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方向》（2007）中总结了学界对语用学与修辞学关系的基本看法：“1.修辞学与语用学由于各自的理论目标不同，因而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不宜强行将一方纳入另一方。2.修辞学与语用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不同之处。3.修辞学是语用学的一个分支，是语用学中关于‘语言符号在社会交际中艺术化运用的研究’。4.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因目的相近，故而殊途同归。”[67]袁毓林、高万云、王希杰、宗世海等人赞同第一种观点。而池昌海、盛永生等则认为修辞学是语用学的分支。王德春和陈晨等人是第四种观点的支持者。在这四种看法中多数人认为语用学与修辞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学者们对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相同之处所提出的观点大致相同。戚雨村就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共同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修辞学和语用学有不少共同的地方。第一，修辞学和语用学都研究语言文字资料的选择使用；第二，二者都要求依据说话和写作的主旨、目的来选择使用语言文字资料；第三，它们都强调情景或语境（包括交际双方、时间、地点和上下文）在选择使用语言文字资料时的作用。”[68]
张会森的观点与戚雨村的观点相似。他在《修辞学与语用学》（2000）中指出：“语用学与修辞学有着一系列的相合之处。首先修辞学与语用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客体和志趣，即从最概括的意义上说都是研究语言交际，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运用（言语既指言语活动过程，也指其成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达到交际目的而进行的手段选择上，另外，二者都关心言语的效果问题。其次，面向言语和实际交际，决定了它们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要考虑广泛的语境，而由此要采取多学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69]
宗世海、刘文辉认为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相同之处是“两者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言语现象，而不是语言系统本身；两者都属于言语学，而不是语言学。两者对言语表达的研究方面有部分重合。修辞学的‘积极修辞’部分与语用学的间接表达（或曰非直义表达）有一定重合，讽喻、反讽、夸张等表达问题均是双方共同研究的课题”。[70]
夏中华的《关于修辞学和语用学学科渗透与借鉴问题的思考》（2007）在论述语用学与修辞学之间渗透与借鉴的可能性时提到了语用学与修辞学的联系。首先，“修辞学和语用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具有一致性”。“语用和修辞都是言语行为的表现，都是通过调动语言的各种因素为交际服务，都重视意义问题，语境在修辞和语用学中处于十分重要的背景地位，这是现实语言生活在语言研究的两个分支学科中的投射。”“语用和修辞的最高原则都是适切或得体，研究内容的主体也是适切或得体。”其次，“从哲学层面看，修辞学和语用学具有一致性。无独有偶，修辞学和语用学都是脱胎于哲学并分离到语言学中来的。语用学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至其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属于哲学范畴，这方面的研究只局限于语言哲学领域，基本上是在哲学和逻辑学范围内进行的，直到70年代，语用学才成为语言学的分支。而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最早也是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进行探讨的，后来才逐渐演化成‘演说的艺术’‘劝说的艺术’”。另外“从语言信息传递角度看修辞学和语用学也有某些一致性”。[71]夏中华除论述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不同外，还论述了它们在言语交际流程及与相关学科关系方面的不同。
冉永平、张新红认为语用学与修辞学有相同的语言学发展背景，有相同的研究论题与结论。虽然语用学与修辞学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是作为不同的学科，它们的区别远大于联系。
张会森认为二者的区别表现在研究的范围、平面、所关心的问题及研究方法上。
吴礼权则从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定义着手去分析二者的不同。他指出：“通过修辞学与语用学的权威性定义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修辞学与语用学是有相当差异的学科，学科性质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研究的任务也不同。”[72]
宗世海、刘文辉在论文《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方向》（2007）中指出语用学与修辞学的不同之处有九点：“1.两者所研究的言语交际过程范围不同；2.两者所研究的言语交际范围类型不同；3.两者对语体（功能风格）、风格的研究态度不同；4.两者的本体假设不同；5.两门学科所揭示的‘原则’性质不同；6.两者所谈的‘效果’并不是一回事；7.两者所说的语境有差别；8.两者研究范式不同；9.两者作为言语学科的性质有差别。”[73]
（二）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发展方向
语用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对这两门学科今后发展方向的思考。
郑远汉对这两门学科今后发展的看法是：“修辞学会发展，语用学待成熟，得静观其变。或许相互借鉴，一致合流；或许分道扬镳，成为两门有各自对象和任务的不同学科。”[74]
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应从语用学中汲取营养。例如：戚雨村认为：“我们完全有可能学习和借鉴语用学的研究成果，来改进修辞研究和修辞教学。”[75]陈晨认为：“尽管语用学的理论及其规划体系都还在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中，尽管各个语言学派对它的认识尚未取得一致，但是它所致力的言语规律的研究，给修辞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扩大了修辞实践的内容，树立了修辞偏离的规范，拓宽了现代修辞学的发展道路。”[76]吴礼权指出：“我们应该承认修辞学与语用学在研究内容上有重合点，语用学的一些理论对修辞学有可资借鉴之处。修辞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应该不断吸收诸如语用学这样的新学科的理论营养，以此丰富发展自身，使修辞学焕发活力，永葆青春。但是，修辞学是不能为语用学所替代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77]
张会森进一步指出语用学与修辞学可以融合。他在《修辞学与语用学》（2000）中指出：“更为实际、更有意义的修辞学与语用学的‘联姻’问题。就我们修辞学来说，应该考虑如何吸收语用学的长处弥补目前修辞学的缺陷，使修辞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一切可能的趋势是建立‘语用修辞学’。”[78]
胡范铸在《汉语修辞学与语用学整合的需要、困难与途径》（2004）中指出，语用学、修辞学的整合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与张会森、胡范铸的观点不同，宗世海、刘文辉在《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方向》（2007）中指出：“修辞学和语用学可以相互借鉴，但都不应该放弃各自已有的传统。把修辞学改造成语用学，或者构想‘修辞语用学’或者‘语用修辞学’既没有必要，估计也难以成功。”[79]
有些学者认为语用学与修辞学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语用学和修辞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也许是同源的关系，我们感到两个学科需要有不断的交流：语用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很多地方得益于修辞学的进步（如实践修辞的内容正是当代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反过来，语用学的发展，特别是语用学理论的一些新发展，对丰富修辞学理论和实践又有一定的意义，有助于修辞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80]
夏中华在《关于修辞学和语用学学科渗透与借鉴问题的思考》（2007）中阐述了语用学与修辞学之间渗透与借鉴的可能性：“我们这里强调两个学科的渗透与借鉴，目的在于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绝无两个学科可以合并或其中一个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之意。修辞学和语用学始终是语言学的两个不同的分支学科。但在各自的研究中应当密切联系，互相借鉴。”[81]
无论语用学与修辞学今后如何发展，我们都不能可忽视二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及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