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南亚与越南赫蒙族研究概况
从传教士的记述开始，对东南亚赫蒙人的历史追溯与宏观概括的兴趣延续至今，众多学者均曾对其民族迁徙、文化语言差异及其分布等重点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如法国学者J.Mottin的《越南、老挝和泰国的苗族》、T.P.Nyiajpov的《东南亚苗族的长途迁徙》，美国苗族学者Yang Dao的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与林宗成的《关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问题》，越南学者琳心的《苗族的迁徙史及其族称》，Jean Michaud和Jan Ovesen的TurbulentTimes and Enduring Peoples: Mountain Minorit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Massif，以及Cziasarh Neng Yang的Cultural Capital: Old Hmong Culturein Modern Times等。其中，陈友山的《赫蒙族文化》，是较为系统地介绍越南赫蒙族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一本专著。另外也产生了一些探讨具体某一专题文化事项的成果，如苏联学者斯·伊·布鲁克的《印度支那半岛各国的民族成分和人口分布》，越南学者孔延的《越南的民族成分和人口分布》，以及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的《关于确定越南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越南北方少数民族》等。
另外，从鸟居龙藏开始，基于中国、泰国、老挝、越南等的田野调查，涌现出一系列具有个性乃至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突出成果。特别是近年来的紧密关系东南亚各国赫蒙人社会组织及其关联因素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如J.Lemoine的青苗社会组织分析，W.R.Geddes的社群与生计方式的关联研究，N.Tapp(王富文)的宗教、难民与族群结构性适应，Gar Yia Lee的苗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保存与延续等。在对其父系血缘主导、生计方式与流动性、族际关系波动、对社会经济转型反应强烈等的共同强调中，他们拓展了亲属制度、宗教、传统文化与生计变迁、族际互动、国家影响等多样分析路径。
在国内，20世纪初期对这一跨境群体的综合性研究，主要有芮逸夫的《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等，当代则有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熊玉有的《走进苗族蒙人》等，他们对跨境而居的赫蒙人的基本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其间，还有中国台湾学者凌纯声编著的《中越文化论集》。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综合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都取得了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在综合性研究成果方面，如范宏贵的《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中越跨境民族溯源》，刘君卫的《苗族跨国迁徙与“民族立体分布论”论辩》，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族群的研究上。而在专题性研究成果方面，如郝文明的《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刘稚的《越南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石朝江的《世界苗族迁徙史》等，则从不同方面入手，对涉及该群体的政治、政策、族群关系、历史演化等专题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还有孔衍、林明华的《越南的民族成分》，金小明的《越南苗族的过年习俗》，以及袁仕伦的《黎笋集团大越族主义统治下的越南苗族》、刘向阳的《越南赫蒙族的人口分布及经济变迁》等专题论文。另外需要专门说明的是，以中越边境苗族为田野调查研究对象，古文凤的《苗族民族认同的层级论》，杨渝东的专著《永久的漂泊:定耕苗族之迁徙感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中国台湾王乃雯的硕士论文《漂泊中的归依——从“家”看云南hmongb人的社会关系》，分别就该区域苗族的社会群体划分、仪式类型与迁徙感以及个体家庭在苗族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民族族源、族称溯源及其历史演变问题;二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状问题;三是族群社会关系、传统仪式文化及其现代变迁问题;四是当代背景中的具体的政治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跨境犯罪等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出发，学者们开展了关于该群体的富有启示性的研究。但针对该群体的探讨，与国外学者相比，中国国内研究的问题在于:首先，除了伍新福、熊玉有、张晓等的一些专题论文之外，目前还没有针对国外赫蒙人的较为深入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其次，除了屈指可数的少量成果之外，针对东南亚赫蒙人的研究，大部分并未建立在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因而缺乏对其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具体情况的把握和认知。基于此，我们选择了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作为田野点，集中调查和阐释该村赫蒙族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的问题，以期不仅助力中国“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进展，而且也寄望于推动东南亚赫蒙人及其相关理论的拓展。
[1]越南全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中南半岛东部，与中国、老挝、柬埔寨接壤，国土面积约32.9万平方公里，呈狭长形状。越南北部地区由高原和红河三角洲组成，与中国的海南岛隔海相望，东部分割成沿海低地、长山山脉及高地，以及湄公河三角洲。自1979年以后，越南官方依据其自称，公布苗族的称谓为HMông(可译为“赫蒙”或“蒙”)。据此，以下凡涉及越南苗族时，均使用“赫蒙”称谓。
[2]从2008年开始至今，我们先后对中越边境沿线的包括越南老街省、河江省的沙巴、箐门、孟康等县的五个赫蒙族村寨以及中国云南省红河州和文山州的金平县、马关县、河口县等在内的共约20个赫蒙人村寨开展了田野调查，调查的支系囊括了白苗、青苗、花苗、绿苗、汉苗等。这些调查为我们开展坡龙街赫蒙族的调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3]《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4]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上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5]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6]［越］琳心:《苗族的迁徙史及其族称》，赵建国译，《东南亚》1984年第3期。
[7]秦钦峙、赵维扬:《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4页。
[8]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9]参见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0]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范宏贵等译，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行，1986年版，第274—275页。
[11]［法］莫当:《越南、老挝和泰国的苗族》，张永国、钟升孝摘译自《苗族史》，《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12]申旭、刘稚著:《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13]毕世鸿:《中越边境政策比较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参见
，1996.Tr27.［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作者注:该书尚未有中文翻译版本，以下均使用中文说明。另外，Lù按音译应为“路”，因作者认为赫蒙族有按照颜色来取姓氏的习惯，其中Lù姓在此的音译“路”与当地方言中“绿”为同音，即取绿色(màu xanh)之意。
[15]参见［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3页。
[16]1999 Census in Vietnam，http//www.gso.gov.vn.
[17]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4页。
[18]同上书，第242—244页。
[19]谭厚锋:《中国境外苗族的分布与变迁》，《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20]http://www.laocai.gov.vn/timhieulaocai/cacdantoclaocai/Trang/default.aspx.
[21]参见［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2]参见李云兵《苗语方言划分遗留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8页。
[23]有国外学者针对跨境苗族群体提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白苗语(方言)(Lus Hmoob Dawb)和绿苗语(方言)(Lus Hmoob Ntsuab)。这样的划分大致与白苗(Hmoob Dawb，White Hmong)和绿苗(Hmoob Ntsuab，Green Hmong)两大群体相对应。但需要说明的是，后者的“Ntsuab”的词义是指绿色或蓝色的意思，也可翻译为青色，因此后者有的时候也被称为青苗。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绿苗语发音时卷舌音和侧面摩擦音的使用频度高，而白苗语则比较低。另外，两者间即便是同义词也有完全不同音素的词汇。而且，总体来看，使用白苗语的人口相对较多，东南亚该群体相关印刷物及音像媒体资料等也大多以白苗语为基准。
[24]在中国为壮族支系之一，越南将其识别为一个单一民族。以下未经说明，均使用“侬族”。
[25]参见［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26]［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27]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范宏贵等译，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行，1986年版，第274—275页。
[28]以上姓氏为越南语音译，参见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29]参见［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30]同上书，第33页。
[31]［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32]参见［越］陈友山《赫蒙族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