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的引资热情高涨，广泛地使用投资促进措施竞争FDI(Oman，2000)。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超过160个国家制定了外资激励政策(林龙辉等，2010)。虽然各国引资政策的细节披露有限，但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相关的证据。2007年，得州仪器公司宣布有意在亚洲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装配工厂，消息一传出便引起了菲律宾、中国、泰国和越南之间激烈的争夺，最终新工厂设在菲律宾的经济特区(Ma，2010)。2004年，AMD公司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一个微芯片生产工厂，因此获得了价值5.5亿美元的补贴;1996年，英国政府为吸引现代公司在英格兰建厂，为每一个工作机会提供19万美元的补贴(Charlton，2003)。

这类经济现象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开始思考FDI政策(竞争)与跨国公司投资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政策因素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1]如Haaparanta(1996)、Haaland和Wooton(1999)考察了一次性补贴在各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Markusen等(1995)、Janeba(1998)和Wilson(1999)分析税收政策对于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另一类研究则比较关注FDI政策竞争的决策效应。如Haufler和Wooton(1999)认为，围绕FDI开展的政策竞争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而Barros和Cabral(2000)认为，一国为了利用外资解决失业问题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就有可能改变跨国公司的选择。

随着政府间FDI竞争的加剧，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竞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无效率的恶性竞争。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分析(Headetal.，1995)和理论研究(Wilson，1986;ZodrowandMieszkowski，1986;Reis，2001)的支持;但是，Fumagalli(2003)、Davies(2005)、Bjorvatn和Eckel(2006)、Amerighi 和DeFeo(2009)、谢申祥和王孝松(2011)则鼓励各国积极参与FDI的争夺，其理由是：FDI竞争不仅会促进各国改善其基础设施，贯彻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会使那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FDI变为可能，提高FDI的分配效率，进而提升参与国的整体福利。不同的是，Davies(2005)、Amerighi和DeFeo(2009)、谢申祥和王孝松(2011)在外资独占市场的框架下分析FDI竞争的福利效应，而没有考察外资进入产生的挤占效应对东道国政策设置及其福利的影响。这一点在Fumagalli(2003)、Bjorvatn和Eckel(2006)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Fumagalli(2003)假设参与FDI竞争的国家各有一个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国家能够获得FDI的技术外溢，并且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越低，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显著。在此前提下，跨国公司会倾向于到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投资，但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愿意向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其结果两个国家都有机会获得FDI，并且FDI的政策竞争可能会增加竞争双方的总福利。Bjorvatn和Eckel(2006)则假定参与竞争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规模，市场较大的国家拥有一家内资企业，竞争的存在削弱了该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促使跨国公司在竞争效应、市场规模效应与政策激励之间权衡取舍。此外，马捷等(2012)则证明参与FDI竞争的国家既可能获得帕累托改进，也可能发生帕累托损失。

不可否认，上述文献对投资建厂进行了细致而丰富的研究。然而，除了投资建厂之外，跨国并购也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兼并的方式实现产品在海外的生产和销售。基于这一现象，并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形式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东道国企业的创新行为[2]，从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东道国的利益及政策制定，本文在Bjorvatn和Eckel(2006)的框架内，考察了在投资形式与并购对象多样化情况下，FDI政策竞争存在与否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与东道国福利的影响，以及外资对于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与东道国的内生投资政策问题。分析发现，政策竞争的存在有时会从根本上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除政策因素之外，贸易成本节约效应与消除竞争效应是跨国公司决定在何处投资的主要依据;东道国的最优政策既可能是投资补贴又可能是投资征税。本文还证实如果政府对外资进入采取默许的态度，外资的并购行为将会损害本国利益，而投资建厂却能改善本国福利;相对于接收进口而言，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投资更能刺激本土企业的研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