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以上是对东西方文明历史中黑暗意识进行的粗线条梳理，不同学派有自己异于他人的视角，所奉宗旨与价值取向也多有不同；但在对黑暗意识的客观认同上基本一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点。我无法论定由此基点可开辟的可能性道路有多少条，我只是顺着我自己的思路，尝试去结构出一个自己理解的现实性世界。在序言以及本章中我反复提到自己的一堆困惑，我所关注的问题就蕴含其中；我固执地认为，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明确思维路径，确立基本立场尤为重要。此处仍要从“题外”说起。

在面对困惑、厘清思路、确立立场时，我反复提醒自己凝视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如何好好说话。“怎么说”并非与“说什么”毫无关系。梁漱溟先生有一句话我最佩服：“有话好好说，有饭好好吃，有路好好走，是为敬。”所以有此感慨，还是和我多年身处知识界所获印象有关。一念及中国知识分子，我不由便记起既往者的一些论述，比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1928年冬天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她如此描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印象：“我终身难移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的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优越的，虽也是同情的态度。”^[5]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我认为史沫特莱说的已经够仁厚了。中国知识者最擅长、沉醉的只是发明、发现或者干脆变相抄袭别人的概念，而不是发现、体验、理解存在。我对他们越来越有一个恶感，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自我感觉反是如君临天下一般。为了掩饰这一丑恶现实，最做作的一招便是不好好说话，应了萨特那句：“你想深刻吗？那么危言耸听好了。”如若危言耸听还不够，又有故弄玄虚的伎俩，“现在的学者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当然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6]一语戳破天机。

我一开篇便强调表达的中性立场，不认同肤浅、做作的褒贬之论，其实质是想表明对隐身其中的“无诚”的极其厌恶。设若因为弱智而无诚（真）尚可原谅，不可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虚伪。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指责中国传统文化虚伪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时至今日，还如此喋喋不休，从学术“创新”上当然不值善于故弄玄虚者一哂，我所在意的不是言辞是否时髦，而是问题是否存在。同样，整整一个世纪前，“启蒙”的号角吹得震天响，可是，可悲的是，在现代中国，启蒙的使命还远未完成。在涵养智慧之前，如果我们不能端正自己的姿态，涵养智慧则又从何说起？

在此我还想说说周作人。在骂完了周作人是汉奸之后，我们能否有胸怀、气度再看看周作人这个人，特别是作为思想者的周作人？在我看来，周作人不仅是个美文家，还是个别致的思想者，他的思想遗产值得珍视。我对周作人曾被视为“落伍者”一直耿耿以怀，这真是乾坤颠倒的误读，周作人的所谓落伍，不过是他坚守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变的反封建、守护自由、个人的初衷罢了，看看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学理的建树层面，周作人提倡常识，远离意识形态，专注学术，研讨民俗学、心理学、植物学乃至儿童学，其意义至今不被重视。在世人扰扰，大谈革命、沉浸血色时，他却乐论花鸟虫鱼，歌谣名物。世人只看见他的闲情逸致，不能识其中的微言大义，岂是周作人的错？如他介绍法布尔的《昆虫记》、怀特的《塞尔彭自然史》，看似赏玩，实则有深深的学理隐含其间。照周氏所论，中国文人，千百年来，学理殊少，哲人尤罕；改此状况，唯有步入科学，从常识入手。他在《博物》中大力提倡生物学，“希望利用这些知识，去纠正从前流传下来的伦理化的自然观。”真真一语中的。何为伦理化的自然观？就是用人的主观化去代替对存在的客观观察。用自以为是的主观伦理取代客观的科学探究，这样做，人必然被引入歧途。只可惜，在周作人的那个时代，他温和的呼吁只能是空谷足音。作为一个清醒的智者，虽有自己的定力，但在气势汹汹的潮流面前也唯有无奈，最后只好“闭户读书”。周作人身上保留了知识者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现代理性，这份理性，比他的思想本身更值得今天的人们去珍视，这也是我在自己的书中首先要遵守的。

[1] 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2] 张晓东：《在历史镜像与文字记忆之间——由〈随想录〉而及当代文学写作诸问题》，《学术界》2013年第4期。

[3]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4] 张灏：《张灏自选集·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 转引自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后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6] 刘瑜：《观念的水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